中国是大国，出事故往往也举世震惊。2011年“7.23”甬温线上，时速高达200公里以上的动车D301次与D3115次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近40人死亡，近200人受伤。这次事故影响之大，连前一天发生在挪威同样举世震惊的恐怖枪击爆炸案也退居国际新闻第二位。
但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发生点重特大事故似乎也在所难免。德国1998年也曾有高铁出轨导致101人遇难的特大事故，超过我国这次“7.23”动车事故级别。日本也曾有普通列车出轨冲进路边大楼底层100多人遇难的重特大事故。但是，为何这次事故却使国人感到愤怒、不可思议且举世震惊？原因就是这次“7.23”特大动车事故——高速动车追尾——给人感觉是低级错误所致，人为因素太大。
一、令人无法理解的怪现象
如果动车、高铁是我国在世界首创，那么出现“7.23”这样的事故，我们似乎可以勉强将其视为如最初飞机的发明一样，可能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然而，我国的动车、高铁技术是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购买引进再进行改造和创新的——日本新干线开通以来，虽没有发生过一起乘客在乘车期间的死亡事故，但事故还是有的；德国1998年发生了高铁出轨的重特大事故，这都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教训，我们在购买技术的同时不了解他们高速列车发生事故的历史吗？再加上我国专家、技术人员对动车、高铁安全性的充分预测、研究，应当不会因低级人为错误导致发生如“动车追尾”这样的重特大事故——但是，就是发生了，这能说不是怪现象吗？
日本2005年发生列车脱轨重特大事故后，一个月内JR福知山线路列车全部停运，安全委员会在现场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取证。1998年6月3日，德国艾须德高铁特大车祸，事故发生后三天，所有此型号火车停驶，进行全面检测。重新运行后，最高时速由280KM降至160KM，随后更换了此型号被认为是导致事故的全部车轮。
然而奇怪的是，我国在“7.23”重特大动车追尾事故原因尚在调查时，7月25日即恢复该线路的动车运行，这样重特大事故发生的第三天，就在温州事故区段我们的动车又运行了，高架桥下还躺着事故列车的残骸——然而事情就这么不顺，第二天（27号）福建开往上海的D3118列车在接近温州站的地方再次故障“趴窝”，所幸乘客安全，换车前往上海……（见新华社7月28日报道）。可吊诡的是，至27日，两天来甬温线共开行动车组列车135列，运送旅客156253人，平均上座率117.6%（超载？搞不懂）！中国人真的很支持国家的高铁事业甚至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这不能不令人称奇啊！
在2011年1月17日铁道部领导答记者问中，在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有关“恶劣天气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如何来保证高铁的运营安全”问题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华武权威的头头是道的解答使人感到专家们考虑已经非常周全了，技术设施已经是万无一失了，何华武院士的解答曾经使人们对动车、高铁安全性已经信赖到折服的程度了（见引文），甚至引以为豪，然而……这是不是很怪的事呢？何华武院士所介绍的一套一套的安保系统为什么就没发挥一丁点作用而使高速动车竟然像公路上的汽车一样追尾了呢？这怎么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更怪的是，我国的动车、高铁往往都是紧赶慢赶加班加点赶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纪念日或重大活动通车，以示“献礼”。而日本的新干线就是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而建的，但出于对于安全技术的担忧，硬是拖到奥运会结束后的10月1日才正式开通。这是不是很怪的事呢？（见网易财经频道报道）
二、高铁“大跃进”·“7.23”重特大事故·科学发展观
想到这一切，笔者不禁想到中共十七大着力阐明的“科学发展观”——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说实话，笔者比较认同科学发展观的，因为我们国家曾经遭受的一些挫折正是违反科学常识过于强化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致，因为“科学”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加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内涵阐述，“科学发展观”应该是在国家发展中值得坚持的指导思想。
但是以“科学发展观”来看中国高铁“大跃进”及“7.23”动车特大事故，我们就会发现，事故的原因无论怎样也是背离了“科学发展观”导致的。我们设想：如果真正坚持“科学发展观”，我国高铁建设就不会出现违背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用5年走完它国高铁建设40年的路程。
尽管我们是站在世界高铁先进技术的肩膀上来吸收、融合和创新的，但我们的高铁建设速度是否仍然太快了？是不是快到无法符合“全面、协调”这一科学发展观的要义？
全新的干线，全新的列车，全新的技术，从硬件到软件，从动车、高铁驾驶人员、司乘人员的培训到整个高铁系统的人员培训必然应当是严格的，需要一定的时间，要考核，要试用，急不得；从指挥调度系统到绵延数千里沿线的各类保障系统，都需要磨合、调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有些问题的发现硬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它不同于原子弹的试验，成功就是成功了，失败就失败了。然而，我国的高铁建设是用5年走完了别的国家高铁发展40年的路程，实现了我国高铁运营总里程位居世界第一和最高时速世界第一。然而，正是这样的“大跃进”或曰所谓“跨越式发展”的急功近利，使一些人忽视了“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发展”的要义，使我们的动车、高铁试运行期往往不过一个多月甚至二十来天就急急忙忙地赶着“献礼”而投入正式运营（据悉：法国的高铁曾进行6至9个月的试运营，且试运营期间基本是不载普通旅客的）；正是这样的“大跃进”或曰所谓“跨越式发展”的急功近利，忽视了“科学发展”的要义，使得高铁事故频发，直至发生震惊世界的“7.23”动车追尾特大事故。
笔者并非是说我国的高铁建设不应当或不可以比其它国家速度更快，别人用了40年，我们用10年、15年也算是很快了，但不论怎样“跃进”，也不可脱离实际和违背规律，否则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7.23”特大事故就是客观规律对我们某些头脑发热急功近利者的惩罚。1958年中国某个领导人头脑发热，不顾客观规律，要15年甚至10年赶超英美，谁提出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党集团”，结果导致紧随其后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大饥荒，官方统计非正常死亡1000多万，至今令人不堪回首，客观规律就是这样毫不留情。
三、当应该排在首位的价值追求排到第二、三位
在不同的领域，排在第一位须重视和遵循的价值追求要素必然统帅其它要素，这是一定的，也是客观常识。如果把本该排在首位的要素排到第二、三位，实践中必然带来价值追求的错位，必然要出现问题。
在经济建设方面，无疑，落实“科学发展观”应排在首位（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发展）；在具体工作的开拓发展中，“科学”则应排在首位。但是，在我们这个有“特色”的国家里，常常会因为需要，把不该排在首位的价值追求人为地排在首位。所以，工作中出现各种偏差、失误或严重错误就难以避免了——一如我国1958年大跃进中提出的“总路线”就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多、快”放在了前位，“好、省”便被忽略了，终酿成大祸。
以京沪高铁为例，2008年4月18日开始动工，全线建设总工期计划为5年，也就是说计划竣工时间应在2013年，但工期多次被缩短。据《京华时报》2011年6月7日报道：最初，媒体报道称京沪高铁将于2013年开通；此后，铁路人士称“京沪高铁能赶上2012年的春运”；不久，铁路系统传言京沪高铁将在今年国庆节开通运营；直到今年初，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宣布，京沪高铁将在6月底正式开通运营。预计5年的工程，实际只用了2年7个月。为何一再缩短工期？一切为了刷新了世界对“中国速度”的认识，赶在“七一”前向建党90周年“献礼”。这就几近1958年大跃进好大喜功的回归，政治因素跑到了首位，是经济工作政治化。这是“科学发展”吗？“科学发展观”早已丢在一边，“速度、政治、政绩”跑到了首位。如此违反客观规律地追求速度，我们就不能说京沪高铁开通运营即事故频发是必然的。
《北京晚报》报道：2010年12月14日的《人民日报》曾经以《“提速先锋”李东晓》为题报道，拿着高铁第0001号驾驶证的李东晓，只接受了10天培训，就将高铁开回了北京。据报道，当时，李东晓接到上级下达的“死命令”：10天后，必须把第一列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开回北京！这让当时负责指导培训的德国专家迈克斯连连摇头。没有两三个月，是开不走高铁列车的。但李东晓在培训10天后开车回到北京，后来，他还成为中国第一批高铁司机教练，培训下一代高铁司机。由于高铁发展太快，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导致目前动车、高铁司机工作量太满，疲劳驾驶是常见的——这是“全面、协调发展”吗？这是“以人为本”吗？这不是“大跃进”是什么呢？照这样培养专业人员仓促上马不出事故反而是奇迹了。可为什么要如此“大跃进”呢？为什么在“7.23”特大事故发生事隔一天，在事故原因远未查清的时候就急急忙忙恢复事故区段的动车运行呢？没有这条线我们的铁路运输就要瘫痪了吗？做出这样的决策是考虑“科学发展观”更多还是其它政治因素更多呢？
在我国，把应该排在首位的价值追求要素排到第二、三位的现象并不少见。例如，面对公检法系统，我们强调的理应是“宪法和法律至上 ，但是却提出了”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我们总不能说这三个概念是同一概念，因为”同一概念“如果并列是违反逻辑思维规律的，这三个”至上“是有区别的，那么”三个至上“谁”至上“呢？宪法和法律已经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宪法也规定任何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那么为何还要弄出”三个至上“而把最重要的”宪法法律“放到最末位呢？在中国，人和事物的排序是大有讲究的，这也是中国的”国情“吧。由于”党的事业“排在首位，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权大于法，政法委书记干涉司法过程乃至执法违法的事屡见不鲜——难怪，在”宪法法律“前还有两个要素排在那儿呢，法治往往又走回到人治。
比如，当社会出现一些动荡和群体事件时，不是遵循客观规律从根本上找原因解决问题，而是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提到了”压倒一切“的首位，于是某些地方政府便不择手段地实现所谓”稳定“”维稳“，打压人民群众的事件就屡屡发生。再如，当安全事故发生较多时，就有了”安全重于泰山“……这些因人而异、因时因事而异的说法由于违背了”科学“常识，所以常常导致思维的混乱和行为的失误。
其实，在什么领域就应当根据那个领域的特点，设定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的价值追求或曰指导思想，这才能使工作不受违反科学的其它因素干扰。那么，在经济建设中，就更应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在治国方略以及司法领域坚持依法治国，坚持宪法法律至上而非认为掺杂其它，这也是一种”科学发展观“，这是根本性的原则，而不应人为地去提出违反科学、违反逻辑思维、违反客观规律的要求。高铁建设是经济建设，高科技含量丰富，更应时刻不忘”科学“二字。尽管经济与政治相连，但政治毕竟是政治，经济毕竟是经济，且不论经济抑或政治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违反规律就是违反科学，就是背离科学发展观，就必然会受到规律的惩罚。1958年大跃进就是把经济、大炼钢铁当做”人民战争“、当做政治来对待，历史教训实在非常惨痛。所以”重读历史“是每个时代乃至每个人的义务，因为一不小心，历史照样会重演。
当然，我们如果看看7月29日发表于《南方周末》《齐鲁晚报》的《刘志军锻造高铁神话》一文，就更清楚地看到，妨碍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正是有缺陷的体制、民主决策的法制不健全导致人治和专断，导致动车、高铁不顾实际的“疯狂”提速和发展。
——在这里，笔者不得不重提日本1964年为迎接东京奥运会而建的新干线，可为了安全，却在奥运结束后才正式通车营运的事例，这倒是真的”以人为本“把”科学“放在第一位的反映。尽管笔者心中对日本并没有什么好感。
作为中国人，我们支持国家的高铁事业在科学的轨迹上既快速又稳步地发展，但不是为了其它的目的而无视科学搞”大跃进“式的发展。让激情继续迸发，但要让头脑冷静，让理性回归，让科学成为最高准则，让“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到国家建设和治理的每一个领域，规律是铁的，是不以任何”特色“和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唯此，中国这趟列车才能既有速度又平稳地驶向世界文明、发达大国的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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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011.06.30.《南方都市报》- 京沪高铁：建设工期、运行标准均彰显“中国速度”
2、新华网（2011.06.07.）京沪高铁工期不断缩短采用新工艺确保质量
3、《新民周刊》温州动车追尾8大疑问待澄清 院士称估计是人祸
4、财新《新世纪》载文：施工专家：高承诺和赶工期导致京沪高铁“故障”频出
5、应学俊：依法治国就行，何必“三四五”？
6、李 锐： “大跃进”亲历记（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