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着信用评级的话语权，标准普尔、穆迪投资和惠誉国际（以下简称“三大”）可以对大到国家主权信用评头品足，小到对机构信誉说三道四，进而左右着投资者的行为和影响着国际资本的流向。然而，这些呼风唤雨的国际评级机构在用一个又一个神秘符号彰显自己精准预测能力的同时，也在金融市场上掀起了一股又一股怪诞与诡谲的风云。

　　受自身历史和专业背景的影响，三家评级机构在业务上各有侧重，标普侧重于企业评级，穆迪侧重于机构融资，而惠誉侧重于金融机构。尽管如此，三家公司的业务与评级标准却大同小异。以标准普尔为例，其长期债券信用共设10个等级，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和D。其中长期信用等级的AA至CCC级可用“＋”和“－”号进行微调；其短期债券信用共设6个等级分别为A1、A2、A3、B、C和D。

　　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信用评级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已从只关注债务人自身发展到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并广泛存在于资本市场、银行信贷、商贸等领域。信用评级及其机构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广泛而深入的推动，既有其自身逻辑，更有着外界期待。正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评价评级机构时所说的那样：“公开是治疗社会病和产业病的最佳药方，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

　　历史发展到今天，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已经将全球100多个国家纳入到了自己的客户名册之中，而作为集人才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于一体的国际信评机构自然应当具有超乎常人的预测本领，并且能够作出快于实体经济发展节奏的超前预测与风险判识，从而为需求者提供满意的服务。然而，就是这一最基本的市场要求，“三大”也屡屡出错——不是反应迟钝就是空放“马后炮”。

　　历史是最好的明证。1996年9月，穆迪和标普分别给韩国开发银行长期债评级为“A1”和“A＋”，属于投资级别，但之后韩国危机来临，这些债券迅速降到垃圾级别。无独有偶，2001年11月，评级机构将安然公司的信用等级保留在投资级之上，但仅仅过了4天，安然公司东窗事发并申请破产。同样，在雷曼兄弟倒闭的前数天，穆迪竟对该投行的债务给出了A2的健康证明。当然，如果在企业产品的评级上就“慢半拍”，国际评级机构对于国家经济危机的预判就更是赶不上趟。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1998年俄罗斯危机，再到2000年土耳其危机，“三大”均无法做到先知先觉，其苍白的预警能力与一般人的认识几乎没有区别。

　　如果说标普们由于自身的拙劣能力所限而无法完成对市场相对准确的预测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其在危机前夕真假不辩从而给市场和监管层传递出错误信号的败行就无法让人容忍。资料表明，2002至2007年间，美国在金融市场上发行了与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相关的证券共计3.2万亿美元，而按照历史经验，这些非金融企业发行的证券很少能得到“3A”评级的但偏偏在危机爆发前就有90%得到了AAA的高等级别，仅有7%被评为“3B”或更低。大量的“有毒”证券被评级机构贴上安全标签流向市场，一方面使投资者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同时也使政府错过了可以纠错的机会，并最终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定时炸弹。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再一次让人们向三大评级机构发出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诘问。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保罗.克鲁格曼的观察分析，三大机构本应在两三年前就提出警告，将希腊的主权债务级别下调，给投资者适时的提醒。但结果是不仅没有对希腊作出下调的评级，相反还不断提升其信用级别。据此，克鲁格曼在专栏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评级机构及其信誉度是造成金融市场乱象的重要一环。

　　三大评级机构无疑要为自己的愚笨付出代价。曾几何时，市场将“金融市场看门人”、“金融产品质检员”等诸多雅称和颂扬毫不吝啬地厚赐给了标普们，但是，当如今国际评级机构将那些漏洞百出或者啼笑皆非的结论呈现在公众面前时，人们肯定会多出一份谨慎和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