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和理论还没有真正完成“语言学转向”的时候，“图像转向”的话题又匆忙出现了，但由于没有“语言学转向”的基础，它依旧被放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模式理解，于是，“图像转向”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状况上的变化，如图像越来越多，以及艺术作品中相应的某些转变，如挪用图像或根据图像来创作等等。但这些根本不是“图像转向”的提出者米歇尔的本意，因为米歇尔是为了针对语言学模式的局限而提出了“图像转向”的理论可能，也就是说，其出发点是在理论层面上，并不一定要涉及对社会、文化状况的描述和判断。
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图像转向”中的“图像”并不是指绘画、照片、影像等实体，而是指与语言表征模式不同的另一种表征模式。“图像转向”的基础性问题是“视”与“读”或“看”与“说”之间差异，即福柯提醒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并不寓于我们所说的”。 既然“图像转向”的提出是针对语言表征模式的，那么它就无法脱离语言学转向的问题背景，在这个意义上，“图像转向”就不是在告别，而是在拓展和深化“语言学转向”所涉及的问题。
一个与此密切相关的事实是，“图像转向”是从“语言学转向”的内部发生的，在皮尔斯的符号学、古德曼的“艺术语言”，以及德里达的“文字学”中，非语言的、可视的表征模式已经被纳入到了问题意识中，甚至成为了关键的问题。在这些理论转变中，建立在索绪尔语言学，即“共时符号系统”表征模式上的方法论已经遭到了质疑，一方面是语言的话语性问题被提出，另一方面则是非语言的表征模式引起了关注，而这就是“图像转向”的起点。
索绪尔语言学的局限正在于他认为的语言符号系统的任意性原则。任意性指的是，在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而符号的任意性决定了符号的意义并不是来自于外部，也不在其自身，而只能产生于语言的系统之中，即产生于符号之间的差异。这意味着语言符号系统的运作只能是自足的、封闭的，而与外部的任何因素无关，即“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实际上，这就假定了表征只能是一种能指/所指的意指游戏。
但是，非语言的表征，如图像表征则是无法用这种建立在“语言符号系统”模式上的方法论来处理的。图像，比如一幅绘画，对此，杜夫海纳认为绘画不是语言：“绘画让人观看，它显示而不说话。它不是其存在向一种意指超越的能指。它和它所表现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词和概念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地图与领土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绘画既不是能指/所指的意指活动的产物，当然，它更不是镜映式的认识活动的产物。
当然，“图像转向”并不是简单地从符号学走向现象学，而是从“图像”出发，展开对语言学模式的调整，在其理论转向的诉求中，它指出语言学模式的局限，但绝对不是要回到现实主义的反映论中去，而是试图在两者之间——作为符号的图像与作为镜子的图像——找到一个临界点，在那里图像似乎构成了一种容纳了各种异质性因素的“表征之膜”。总之，作为理论诉求的“图像转向”，其目标之一就是要修改语言学模式下的“表征”概念：
让我们不再把表征看作一个由同质成分组成的领域或者由单一学科掌握的关系网格，而是把它看作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多维领域、一幅抽象拼贴画，或者一床用碎布拼缝起来的经年旧被。
在历史学中，图像在史料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图像有其文本无法替代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在于图像仿佛如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如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中所言“图像既不能反映社会现实，也不是一个符号系统，而是处于这两端之间的某些位置上。它们证明个人与社会群体据之以观察社会，包括观察他们想象中的社会的那些套式化的、但逐渐变化的方式”。 也就是说，图像的价值并不在于提供一种直接的见证，而在于提供一种当时的话语的视觉表征，因此彼得·伯克强调“图像提供的证词需要放在‘背景’中进行考察，更准确地说，需要放在一系列多元的背景(文化的、政治的、物质的背景等等)下考察”。
因此，“图像转向”实际上也并不回避，甚至本来就与“文化政治转向”相关联，因为正是在“文化政治转向”的过程中，语言学模式的局限被意识到，进而“图像转向”才被提出。总之，在“语言学转向”、“文化政治转向”及“图像转向”等理论事件之间，我们无法勾画出一个明确的界限，相反，它们之间的生成性使我们必须把这一系列的“转向”理解成一个延续性的理论事件。并且，我们必须看到，这场事件是在“语言学转向”中发动的，正是“语言学转向”让哲学及各个学科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表征”的问题上。如今，一种艺术或者一种思想如要成为当代的，必须自觉置身于这一基本视域，不管它诉诸于认识还是实践。
如果不从这一基本面上来理解和把握“文化政治转向”与“图像转向”，那么就会把它们与“语言学转向”割裂开来，从而退回到一种不加反省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中去，如“当代艺术要关注社会”、“图像转向是一个事实”，我们的艺术理论及批评中总是流行着这套说法。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及批评的“语言学转向”尚未真正完成，而不完成这一基本视域的调整，我们的理论、批评及艺术实践永远是无根而无效的。
本文为吴昊然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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