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柳钦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天津，300191）

     人类对城市问题的关注至少可推及100多年前。1842年英国召开的都市健康会议发表了Chadwick报告，阐述贫民窟居民的生活状况，建议成立英国城市健康协会，由此协会负责解决都市健康问题。1898年10月，英国城市规划学者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其出版的《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该书1902年第二版被改为《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一书里，对城市化的问题提出了反思。霍华德认为，现实生活中，事实上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美国著名建筑师、杰出的建筑理论家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为缓解由于城市过度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他1942年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The City : Its Growth, Its Decay, Its Future）一书中提出名的“有机疏散理论”（Theory of Organic Decentralization），指出“任何活的有机体，只有当它是按照大自然建筑的基本原则而形成大自然的艺术成果时，才会保持健康，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集镇或城市只有当它是按照人类建筑的基本原则，发展成为人类艺术的成果时，才会在物质上、精神上和文化上臻于健康。”1961年，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在美国问世，其中提出城市有死有生的问题，引起业界哗然。城市确实有死与生两种前途。所谓“死”是指严重不可持续发展，“生”则指可持续发展。目前，城市已多占用约5亿亩土地，每年多烧掉约10亿吨汽车燃油。按联合国人居署公布的数据，2050年汽车将增加至50亿辆，能源危机堪忧。面对人口和汽车不断增长的现实，如何节约土地和能源，避免粮食和石油危机，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的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都带来巨大挑战，这是我们今天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人类在进入工业化之后，与“现代田园城市”相关的所有计划，都离不开这两种理想：既让城市如自然的田园一般，继承天赋的美好；同时，又让已经先期“被”现代化、商业化了的城市获得可以闲适、可以多元选择、可以作为心灵牧场的人之居所。

     城市是人类的聚居地，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城市化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城市，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创造了无限的发展机会，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正如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所说：“城市，因人类寻求美好生活而诞生。”城市本该让生活更美好，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意味着城市化不但要看城市发展的速度，还要看城市发展的质量。不能仅仅将人口居住在城市称为城市化，还要以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来衡量城市化。这也是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深刻内涵。一个城市美好了，才能让生活更美好，并非城市就都能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相反，伴随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是城市健康问题大量出现一一疾病大规模蔓延、人口密度过高、住房紧张、交通拥挤、水资源污染、暴力与犯罪等“城市病”症状逐渐凸显，噪音、废气、贫困、卫生等诸多社会、经济、环境、生态问题不断涌现。这些问题开始严重困扰并危害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幸福感却在一点点地流失：一边面对着更优质的资源，一边却倍感享受资源之艰难；一边被城市之外的人所羡慕着，一边却承受着城市生活的种种压力。让人忧心。车流滚滚、阴霾蔽天、噪音连连，这是许多城市的写照。在越来越密集的高楼大厦面前，都市人对绿色、健康和安宁也有着更多的期盼。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取得了突出的亘古未有之成就。然而，我们将目光投向所谓的“一线城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高房价、找不到归属感、没有幸福感等等问题不断困扰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城市表面的光鲜似乎无法掩盖人们内心的焦虑与不安。于是，在生活问题和难题频出时，“幸福”的城市人终于发出了“幸福在哪里”、“幸福了吗”的疑问。目前，“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罢不能的心结。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尽管他们也自知这城市依旧让他们喜爱，但是他们已经确定无疑地感受到了城市患上了一种病。这种病就是“城市病”，这种病看似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症状：人口膨胀、就业压力增大、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城市贫困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城市病”是对城市问题的一种形象说法，是影响公众生活和生产的种种社会、经济、心理等病态社会症状的总称，是破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今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城市病已经越来越严重，已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城市最宝贵的品质是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可分享的空间，而过快的城市化发展通常伴随着典型的城市病—忽视人的生活尺度，环境质量恶化造成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城市化的加速度前进，固然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但由此带来的城市人口迅速膨胀、房价居高不下以及垃圾围城、空气质量恶化等环境问题也开始凸现，并由大城市逐渐向中小城市蔓延。如果说我们的城市病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病”的话，而让人遗憾的是，近年来这些旧病之上又添新伤：一种“政绩性城市病”正在各地蔓延开来。近年来，我国造城“大跃进”之风从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40多个提出建设中央商务区（CBD），10多个瞄准建设国际或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在现代化、国际化道路上，中国城市有着史无前例的热情与气势，却其中也难免有因急于前行而顾此失彼者。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的不均衡发展，迫使大城市越大，人口越集中，这种在唯GDP至上和一味追求形象工程的片面发展观思维指导下的城市化，正在无情地牺牲掉城市人的生活质量。对于居住在城市的人们来说，“城市病”却就如同顽症一般，侵扰着人们的生活。交通和住房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由于中心区房价过高，有的人不得不到郊区买房，又由于交通拥堵，人们浪费了大把的时间“在路上”，生活和工作效率也就降低了。当众多车辆在路面上排车一片却寸步难行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并不只是我们的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理“三急”的忍耐、肌体运动的不协调、焦虑、暴躁。同时，机动车辆和工厂排放的废气，会导致空气质量下降，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很容易生病。除此之外，人口的大量流动还增加了城市治安、管理的难度，犯罪率容易上升，人们就会生活得“不放心”。“城市病”正给中国城市的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城市病”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为我国城市的发展敲响了警钟。如果展望一下，再过30年，或者100年，我们所在的城市布局，一栋栋单体建筑，会有多少能保存下来？会否有后人谩骂我们，给他们留下一个规划混乱、不伦不类、交通拥挤、水泥桩林立、高架桥切割的城市？如此一来，城市延续的是美好生活，还是困病与抱怨？

     当然，城市是一个大量不同类型的微观主体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它的演变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城市发展中出现一些“病”是难以避免的。“城市病”类同于人生理上的病疾，在病理上有内在和外在原因导致两种，也就是“城市病”到底是缘自自身的自内分泌失调还是添加剂过量。所谓内分泌失调，即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经阵痛；所谓添加剂过量，即外在不良因素导致城市肌理发生病变，出现病症。应该说，“城市病”是城市化的某种必然，没有哪个城市的发展能够完全摆脱城市病的烦恼。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无动于衷，更不能推波助澜。“城市病”，贯穿于城市化每个阶段，只是轻、重、缓、急有所不同。而城市承载力提升滞后，难以支撑城市快速扩张，则是“城市病”的病灶所在。可是，放眼西方世界，同样是病，那里的城市却多为内分泌失调型，很少为外力的干涉所致。有人说，我国目前出现的城市病是“内分泌失调”加“添加剂过量”。内分泌失调不算重病，可以用中药调理，如果是添加剂过量引起肌理发生病变，那可是大病了，等到病入膏肓就无可救药了。面对城市病发初期的内分泌失调，地方政府如果仍然给这些城市过度地喂食添加剂，自然使得城市病症顺利完全了从内分泌失调向添加剂过量的转型。治理“城市病”，未到蔓延先出手。俗话说“早发现早治疗”，既然“城市病”已经爆发，但是，决不能任其蔓延，必须寻找到解决和化解之道。“城市病”全面爆发，那时再去治理，成本更高收效更低有些“病”甚至不可治愈。不怕城市病病发，就怕城市病病入膏肓，那到时一切既得成果和利益包括健康，都将有可能离我们而去。总之，一个城市必须善于不断诊断、不断治疗，只有这样的善于自我纠错的城市才能够不断变好，不断地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城市生病了怎办？城市病了，肯定是要治疗的。首先就是要想法设法决不能让城市病无限蔓延。那我们该如何综合诊治“城市病”，防止“城市病”蔓延，从而让城市好起来呢？关键是，能不能趁它还未病入膏肓、还有救时，给它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这考验着城市管理者建设城市、经营城市、治理城市的能力和水平，而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城市管理观念的更新。城市病属于当今社会发展中的“疑难杂症”，症状多样、病因复杂。然而，在城市病表象的背后，是经济发展模式和各项社会制度亟待改革、完善。治理城市病，需要改变人口、资源向大城市单向流动的现状，引导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农村配置，将大城市从“资源高地”的高压态势中解脱出来。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要“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预防和治理‘城市病’”。“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这个醒儿提得及时、提得很有必要，不增强城市经营管理意识，盲目追求规模速度，肯定会带来很多问题和负面影响。 其实，治疗“城市病”并不难，只要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所有市民的觉醒和行动，“城市病”就会在万众的抵御下，渐渐的远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生活也才能越来越健康愉快起来。笔者认为，在倡导以人为本的包容性增长方式的大背景下，城市发展要以保障人民身心健康为出发点，诊治“城市病”需强化“健康城市”的理念。健康也是GDP，远古时期，健康就是不得病；近代社会，健康就是活得时间长；现代人，追求的则是健康的生活品质。因此，现代城市应该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增长效率的经济实体，更应该是能够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理想环境，城市发展“不能牺牲生态环境，不能牺牲人类健康，不能牺牲社会文明”，让人在城市过上有尊严的、健康的生活，让健康的人生活在健康的城市里。健康是个人的财富，也是城市的财富。只有市民身心健康、精力充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城市才有创造的激情、发展的活力。

“健康城市”是由传统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催生出来的城市发展新概念。急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为人类经济和社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却为人类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和挑战。几乎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城市病”，为此，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了“健康城市”概念。世界卫生组织1994年给健康城市的定义是：“健康城市应该是一个不断开发、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扩大社会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互相支持的城市”。为了推进世界健康城市建设的步伐，WHO将1996年4月7日的世界卫生日主题确定为：“城市与健康”，并进一步整理、公布了健康城市的10项具体标准及其内容，为各国开展健康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参考。这10项标准包括：（1）为市民提供清洁和安全的环境；（2）为市民提供可靠和持久的食品、饮水、能源供应，具有有效的清除垃圾系统；（3）通过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各种经济手段，保证市民在营养、饮水、住房、收入、安全和工作方面的基本要求；（4）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相互帮助的市民群体，其中各种不同的组织能够为了改善城市健康而协调工作；（5）能使其居民一道参与制定涉及他们日常生活，特别是健康和福利的各种政策；（6）提供各种娱乐和休闲活动场所，以方便市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7）保护文化遗产并尊重所有居民（不分其种族或宗教信仰）的各种文化和生活特征；（8）把保护健康视为公众决策的组成部分，赋予市民选择有益于健康的行为权利；（9）做出不懈努力争取改善健康服务质量，并能够使更多市民享受到健康服务；（10）能够使人们更健康长久地生活和少患疾病。这10条标准的提出，为全世界健康城市的深入发展指出了方向。世界卫生组织为健康城市列举的10项认定标准表明，健康城市建设是一场用现代文明代替传统文明的深刻革命，是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积极应对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最佳解决途径，是根治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蔓延和发展的最佳途径，提升人类健康水平的根本出路。“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和谐”的理念本来就是我们文化的核心部分。对中国人来说，“健康城市”和“宜居城市”，不应是一个新概念。新中国六十年的城市化进程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中华大地上对于城市路径的探索一直持续，而上海世博会则是新的标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将积极影响世界，这或将成为人类对城市集体思考的一次引领。不搞城市化不行，不治“城市病”也不行，创建“健康城市”是治疗“城市病”的一个很好选择。只有如此，城市化的过程才不会误入歧途，城市病的治愈才能有一个真正的起点。“健康城市”要求在应对人的健康问题时，要从被动和末端处理转向以预防为主的源头治理，从单纯依靠医疗技术手段转向运用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思维手段，从依靠单一的卫生部门力量转向依靠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力量，从政府的独自治理转向社会的共同参与。

 因此， 要树立“健康城市”理念，城市管理者就必须以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健康指数、幸福指数等作为管理城市的理念，以优化城市生活质量、保障居民身心健康为根本，摒弃唯GDP至上的传统发展思维，更多关注居民生活舒适度，让健康与城市同行；要加大对城市资源的保护、再生和循环利用力度，最大限度地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树立节能减排理念，力倡绿色、低碳出行，疏通交通工具出口，加强科学调度能力，畅通城市“血脉”，保证城市的健康有序；要加强城乡间的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使农村与城市一样共享现代文明；要积极营建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使其成为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载体，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等等。观念一变天地宽，应让“健康城市”的理念深入人心，其以百姓福祉为理念的人性化管理让城市百病祛除，使人们从心底呼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健康城市在解决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城市病”的基础上，必将促进城市化进程在更高的水平上稳定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是大势所趋，只有健康的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才是我们的目标。为了我们城市的健康发展，为了生活在城市市民的身心健康，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