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义——儒商文化的范畴之一

　　有一家电子企业，科技研发能力在相关领域名列前茅，市场发展前景也很广阔。但因科技带头人A擅自对外承接项目被发现，于是企业老板便与其对簿公堂。法庭上，一方指责其擅自承接项目侵害了企业利益，要求对其要严厉制裁。另一方则指责对方不按双方约定兑现报酬，不得以而为之。虽经法庭努力，双方最后以调解了事，但亲如兄弟的两人最终决裂。因科技带头人离去，使企业创新研发受到很大影响，制约了企业持续快速发展。

　　从该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A擅自对外承接研发项目，还是老板不按约定兑现报酬，其实都是一种市场违约行为。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说到底其实就是利益的冲突。在利益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法律的裁决，这本无可厚非，但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发现，法律的裁决虽然能判明事物的是非曲直，调整利益的分配，但却难以解决当事双方的情感或人际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利益扩大。也就是说，法律并不能协调和解决一切问题或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企业或者社会的发展，既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和制约，更离不开思想或道德规范的协调和制约。从许多企业的成功实践来看，用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义利观来协调利益的分配，或用“见得思义、以义为上”的价值观规范企业雇用与被雇佣双方的思想行为，不失为一行之有效、事半功倍的方式。或者说，倡导或重视儒商文化研究，用儒家文化范畴之一的义利观来指导企业文化建设，协调现代企业发展中的诸多关系，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利益与礼义

　　利益，词典上说是好处。从法学的角度解释，就是受客观规律制约的、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人们对于一定对象的各种客观需求。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由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利益便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和选择社会行为的价值尺度。整个社会开始变成“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荀子说：“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得在前也”（《荀子·禁藏》）。士家工商各色人等无不在孜孜求利，“不余力而让财”（《史记·货殖列传》）。人们对利益的追逐，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日趋加剧。正是在西周文化趋于崩溃的情况下，儒家创始人孔子从理想和现实冲突的实际出发，在总结、吸收和继承西周尊礼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的道德价值，同时也肯定了有实际生活意义的“利”的客观合理性的存在。创建了自己的思想学说。

　　何谓义，《中庸》说：“义者，宜也。”《说文》段注：“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国语·周语》也说：“义，所以制断事宜也”.就是说，义应当是一种适宜的、公正的、合理的道义准则，是为一个社会群体中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行事的基本准则。孔子主张义自身具有不为功利价值所决定的独立价值，但又不是绝对的排斥利。他明确肯定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例外。但孔子又特别指出,谋求物质得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上，不能无所节制，不能没有限度，不能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损害道义。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 。在利的面前，一个人只要能行义,其行为就应当得到肯定的评价。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 泉源吧。

　　在强调义的同时，孔子也很重视礼的作用。孔子曰：“礼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也就是说，礼是使人们的行为合乎社会道德的一种规范，或者制度。他强调习礼、循礼，既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同时又使自己的行为自然而然地合乎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礼。即“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使其能达到“仁”的高境界。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对待事物的处理，既需要行为的节制机制：“义”，使其遏止主体的行为向恶的方向发展，并把它导向善。也需要法度——礼的作用，是万物有所规范，有所制约。是人们在从心所欲的同时，而不“逾矩”。这实际上就是现在讲的法律规范和道德约束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在利益关系的处理上，既需要法律的裁处，也需要义的节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在现代企业发展中，企业家和企业员工既要最大限度的追求报酬利益，又要时刻用“义”来约束自己，影响他人。尤其是在利益分配面前，首先要用“义”来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并站在对方的角度予以三思，自己所作所为是否合乎道，是否做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境界。

　　三、义与利的博弈

　　纵观几千年来的文明史，义与利的博弈可以说时刻伴随人们的每一个前进步伐。于是，浩如瀚海的词汇中，就有了见利忘义、利欲熏心、利令智昏，也有了见利思义、义不容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在义与利的博弈中，孔子讲，要“见利思义”（《宪问》，要“见得思义”（《季氏》，多次强调面对利应当“义然后取”，“义以为上”，，从而在肯定利的合理性的同时，突出了在义利关系上，义的优先决定地位。

　　结合本文所提到的案例，试想，如果A在老板不能兑现约定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义以为上”，与老板把事情摆在桌面上，用“义然后取”的方法解决两人的利益纠纷，而不是采用擅自对外承接项目的这一不义之举，也许事情就不会出现对簿公堂，然后自己走人的后果。反过来，如果老板在利益分配上，能循礼行事，按合同规定兑现报酬，也许就不会促使A采取不义之举。或者在发现A的问题后，不是雷霆大怒对簿公堂，而是静下心来先自省一下，自己是否有过错或有不周到的地方，然后，再从情义的角度同A促膝谈心，先检讨自己的不足，再指出A的错误，那么两人的合作关系就可能不会破裂，也不会出现因科技带头人A的离去使企业元气大伤的状况。是什么导致这一两败俱伤的局面出现的呢？说到底，就是双方的行为均违礼乏义，在出现利益纠纷的时候头脑冲动，偏重法的裁决，忽视义的协调，最终出现因少义而失利，为小利丢大利的局面。

　　在义与利的博弈中，企业家必须坚持“义以为上”的价值观，正确处理劳资双方的关系。尤其在利益分配方面，更应“见得思义”，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与员工三者利益关系，依法维护和发展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以义树帜，招贤纳才，留得住人，用得好人，通过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如果见利忘义，或者戴着近视眼镜看问题，抱着眼前小利不撒手，最终必将影响企业的长远利益和巨大利益。另一方面，作为被雇佣的脑力或体力劳动者，也应循礼而为，按合同约定履行好所承担的义务，决不能违反合同去做不义之举，否则，也必将为自己的不义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经济和人格后果，最终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

　　笔者认为，在现代企业的发展中，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儒家思想中吸取营养，在坚持“义以为上”价值观的基础上，努力构建企业文化。并在其熏陶导引下，靠义生利、以义增财，最终实现义利双丰，方为商企之道。如果见利忘义，或者为贪一时之快，舍义偏法，简单从事，最终将损己损企，捡芝麻而漏西瓜。得一蚁而失大象，实为下下之策，愚拙之见。

　　不知此议是否正确，故写此文以抛砖，但愿收到引玉得锦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