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王聃（长沙 媒体人）

　　8月25日，浙江省台州市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楼市限购措施，成了二三线城市限购“首令”。（8月28日《京华时报》）

　　早在本月上旬，住建部就要求各省住建厅上报即将限购的城市名单，并对二三线城市限购提出五条建议标准。台州市出台首个二三线城市“限购令”，既是某种行政自觉，也折射出了二三线城市政府愈来愈大的房价调控压力。

　　我们不难察觉到二三线城市“限购令”的政策发轫本意：对于住建部而言，将一线城市限购与二三线城市限购对接起来，会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让“限购”成为国家意义上一揽子房市政策的一部分。而对于限购的二三线城市政府而言，它们更多的是通过抑制进入当地楼市的地方游资，来释放某种政策性的压力。

　　以上的功能诉求，注定了二三线城市也会如一线城市般成为限购令的尴尬角色。二三线城市也依赖于土地财政，限购也意味着限制土地供应，在行政重压下，地方政府虽出台限购令，但倘若真去行之，不仅财政收入会锐减，土地出让金收入的降低，让其保障房建设资金的提取量也相应降低。

　　更重要的是，还要看到，即便二三线城市社会资本与投机热情真被限购令所打压，那么它虽然短期内给二三线城市楼市降了温，不过于长远地看，逐利的资本又会把目光投向二三线城市的周边县市，甚至四五线城市，那么房市涨价趋势与调控压力都会以下行的方式延续下去。

　　限购令所行之地，房价均有下滑与受挫，这点已被一线城市施行限购令后的现实所验证。同样被验证的是，“限购令”只是从供求链上部分抑制房价，不是治本之策，甚至会带来报复性的“逆涨价”。正因为如此，在不要对二三线城市限购令抱太大预期的同时，它的施行必须要更注重“可预期性”与“务实性”：譬如不能以单一的户籍为限制规定，政府力度要集中于对投资需求的遏制上；譬如要广开正规流通渠道引导游资，而不是任其下行；譬如对保障房建设速度要迅速跟上，以时间换降价空间。

　　置之于更广的观察视野，作为一种常识，解决中国的房市问题，最终需要明确住房的公益性质，也需要改革税费体制，更要让保障性住房成为房屋建设的主体。总之，房价问题终究要回到市场的领域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