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仁
孔学之要旨，只在一个“仁”，若是失去了这个“仁”字，孔学之根基便会失去，孔学之大厦必然会轰然倒塌。“仁”之于孔学来说，诚如氧气之于生命，失之不得。故而，孔子与弟子们讨论修己安人之道时，最重视的便是“仁”字。
“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文解字》）“仁”的根本在于人与人之相处，作为社会构成的个体，人不可能不与他人交往，“仁”则为人与人交往之法则。
然而，倘若将“仁”仅仅视为对待他人之法则，那便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仁”不仅是对人之态度，亦是修己之要求。也就是说，谈及一个“仁”字，实质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提升自我之修养，以达到“仁”的标准；二、按照“仁”的要求对待他人。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第六）
“己立”、“己达”为修己，“立人”、“达人”则为待人之道。——“仁”首先在于“立己”、“达己”，其次在于“立人”、“达人”。然深究之，便会发现“立人”、“达人”乃是“仁”之根本。为何？倘若仅仅“立己”、“达己”，而不“立人”、“达人”，那便意味着只是履行了一半的“仁”，而且是无足轻重的一半。“仁”是人与人交往的法则，这种法则的根本是推己及人，“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倘若不能够推己及人，又如何称得上为“仁”？
如此看来，“仁”便是孔子所谓的人生之大道，即是“修己以安人”。“仁人”则为以“修己安人”为人生准则的人，也即“依于仁”。此为“仁”之第一要点。
“仁”之第二要点在于：“仁”为“礼乐”之本。
“人而不仁，如礼乎？人而不仁，如乐乎？”（八佾第三）
“仁”而后方可知“礼乐”，“不仁”者则无法体悟“礼乐”之要义。“礼乐”都只是“仁”的外在表现，倘若无“仁”在，则“礼乐”多矫揉造作，也就失去了“礼乐”之价值。
“仁”之第三要点在于：“仁”为义、礼、智三德之本。不仁者，无以为义、礼、智也。
“惟仁者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义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恭让而有节，是礼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知觉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张栻《仁说》）
缘于以上三要点，孔子视“仁”为理想人格之准则，并将“仁”视为做人的根本和人生之终结目标。他要求君子时时刻刻保持一颗“仁”心。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第四）
甚至，为了“仁”，可以付出生命之代价。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第十五）
人之一生，绝不违背“仁”，即便是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因为“仁”是人生与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就这样，孔子将“仁”确立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所。
“仁”之重要性已彰明昭着，然到底“仁”为何物？又如何修身成“仁”以及待人以“仁”？这些问题关乎“仁”之本质，下文将逐一解答。
一、仁者爱人
“仁”是孔子所制定出的人生理想，历来颇受先哲们关注，然大多人以为孔子不曾确定“仁”究竟为何。因为对于“仁”，孔子很少主动提及，更是不曾明确告知弟子“仁”为何物。“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第九）整部《论语》中，提及“仁”字109处，可是，多为孔子解答弟子们“问仁”时的言论，极少有孔子主动告知之处。而孔子在回答弟子们“问仁”时的答案无一相同，因为孔子施教讲求因人而异，并结合一时一地之情形提供答案。正缘于此，在众人看来，孔子谈“仁”皆为只言片语，没有提供一个准确的“仁”之概念。
果真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我们细心将孔子回答弟子们的言论贯通起来，便会发现，尽管孔子的回答因人而异、因情景而变，但是，它们依然构成了“仁”的完善之体系。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第六）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第十二）
作为孔子的弟子，樊迟对“知”与“仁”颇感兴趣，然其天资愚钝，对老师的言论理解颇为艰难，故而，反复向老师请教。关于“知”，我们暂且放置一旁。首先来看一下孔子对樊迟“问仁”的回答：
一为“先难而后获”，所谓“先难后获”，便是先付出努力，再有所收益。付出等于回报，这是历来之公理。不付出却希望获得，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总有一些人期望不劳而获。不劳而获的背后必定是损人利己，损人利己自然不“仁”。而“先难后获”则相反，“先难”则必定意味着会使对方获益，“后获”则代表自身获益，所以，“先难后获”乃是先利人而后利己。
二为“爱人”，这是孔子回答“问仁”最着名的回答。何谓爱人？“爱人”至少关乎三个层面：1、视人为人；将人当作人，这是“爱人”的一个根本前提。很多人视他人为工具、为任意使唤之下人，如此又如何能“爱人”？2、尊重他人；不但承认别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要发自内心的认同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人，是拥有思想和生命意识的人，惟有如此，才会对生命产生敬畏，进而关爱生命；3、成就他人；真正的“爱”是超越尊重与关爱的，真正的“爱”是帮助对方成就人生，帮助对方实现梦想，即所谓“立人”与“达人”。
相比“先难后获”，“爱人”无疑更进一步，从“利人利己”到“成己成人”，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很值得深思的过程：支撑“利人利己”的乃是不损人利己的观念，而“成己成人”的背后则是一种济世的成就他人之情怀，这两者之差别乃是从人生之小私走向了人生之大私。当然，损人利己也是一种小私，是带有“恶”念的小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第十二）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第十二）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颜渊第十二）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第十七）
除了樊迟，《论语》还记载了颜渊、仲弓、司马牛、子张等弟子“问仁”。孔子的答案各不相同，然而又各有侧重：
颜渊问仁，孔子的回答强调一个“礼”字，只要人人“复礼”，天下便可“归仁”了。并从视、听、言、行四个方面对“复礼”提出了要求。可是，要做到“复礼”并不简单，因为“复礼”有着一个前提条件：“克己”，不能“克己”便无所谓“复礼”。那么，又该如何“克己”？惟有修心，只有发乎内心，才能控制不良之念想，控制住不良之念想，方可“克己”。《大学》曰：“诚于中，形于外。”故而，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此可知，“克己复礼”讲求的内在修炼。
仲弓问仁，孔子的回答很具体，讲述了两个要点：一为“敬”；“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心中若无“敬”字，又如何可以做到？而这个“敬”字，乃是建立在尊重他人、视人为人的基础之上的。倘若不能够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人，又如何能“敬”呢？二为推己及人；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强加给他人。很多人喜欢将自身不想要的强加给别人，例如自身不愿意承担的责任，他们会互相推卸。这一点的本质依然是对自己提出要求，根本仍是修心，仍是驾驭自身的那颗心。仁由心生，心驾驭不好，仁便无处着落。
司马牛问仁，孔子的回答看似很是片面，只讲了一个“言也訒”，从而使得司马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诧异的问：“说话迟钝，就可以称得上是仁了？”相信诸位读到此处，也会有此一问。而孔子的真正含义确实也在这后一句中：“做起来很难，说起来怎么能不迟钝呢？”——孔子的意思是“谨而信”，人生在世，诚信为本，故而，作承诺时一定要谨慎，而不要轻易做出承诺。孔子讨厌那些说话轻率之人，“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宪问第十四）一个人大言不惭，他就很难履行自己的话了。孔子欣赏的是“言必信，行必果”“耻其言而过其行”之人。他甚至直截了当的说那些“言不訒”者为无德之人，“巧言乱德。”（卫灵公第十五）花言巧语足以败坏道德，所以，“言也訒”又意味着品德。
子张问仁，孔子给出了五个字：“恭、宽、信、敏、惠。”这五个字涵盖了与人相处的方方面面：“言行恭敬就不会侮辱他人，待人宽厚就会得到众人拥护，为人诚信就会得到他人任用，做事勤敏就会获得成绩，对人慈惠就能够指挥他人。”这五点可谓为人处世的五要则。
除应答弟子问仁之外，孔子还曾两次谈到“仁”的概念：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第六）
“刚、毅、木、讷，近仁。”（子路第十三）
究其根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爱人”大意相仿，终极目标皆为“成人成己”，“修己以安人”。
“刚、毅、木、讷”，刚强、坚毅、朴实、谨言，具备此四者，则近“仁”了，这里讲述的乃是“仁人”必须具备之标准。
如果将孔子关于“仁”的言论拆分来看，的确令人产生迷惑。要切实理解“仁”之概念，则必须将所有言论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我们便会发现“仁”分为两个部分，而两个部分又分有多个层次或角度：
一、修己；
“先难后获”、“克己复礼”、“敬”、“谨而信”、“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等为“仁”之修己部分。修己之根本在于修心，心若不修，视、听、言、行难以“复礼”，离“仁”可谓远矣。孟子曰：“仁，人心也。”所说正是此意。
二、成人；
“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为“仁”之成人部分。“成人”在于“修己”，不“修己”不足以“成人”，故而，孔子论“仁”，重点在“修己”，而非“成人”。
然而，“仁”之核心却是“成人”，能“成人”者，必定身修。孔子认定管仲为“仁人”正是出于此逻辑：
子路曰：“桓公弑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第十四）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弑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第十四）
子路与子贡都认为管仲不“仁”，理由是管仲没有为公子纠而死。孔子却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为主子而死只是匹夫之为，而管仲不死而辅助齐桓公，实现了“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宏图伟业。倘若不是管仲，也许后世之人都要披头散发沦落为野人了，这种功绩可谓“安人”乃至“安百姓”了，如何不“仁”？
“仁者爱人”，“爱人”便是“仁”之根本。管仲不以兵车而九合诸侯，便是大爱也。故“仁者”必以“成人”为己任。
二、仁由心生
无论是“仁者爱人”，抑或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离不开一颗心。倘若不是发自内心，是不会有“爱人”、“立人”以及“达人”之言行的。
“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见也。”（里仁第四）
“好仁者”，从心所好也，若不从心，何以“好”？爱好仁德之人，自然有一颗仁心。“恶不仁者”，厌恶不仁德的人，实亦为“好仁者”——使“不仁”之物远离己身，如此，自然只剩下“仁”了。“好”、“恶”皆发乎于心，心若不“好”不“恶”，“仁”又从何来？“不仁”又如何去除？
前文提及“仁”分为“修己”和“成人”两个部分，而“修己”便是“修心”，“成人”亦在于“修好自身的这颗心”，也即“仁”之本质便是“修心”之道。
“修心”首先在于“克己”，在于清除自身的不良心态，使心内所存皆向于“善”，也即去恶存善。“去恶”之后，方可“向善”，如此，也就接近于“仁”了。故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第四）
“克己”之后，便可思量那颗“仁爱之心”从何生出，从而使自己拥有一颗仁心。此便是孔子所谓“用其力于仁”，往往于“仁”上用力者，都可达到“仁”，“我未见力不足者”，所以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第七）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第六）
此二章亦告诉我们：“仁由心生”，这一点已于第一讲《依于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节中做过具体阐述。
“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一）
花言巧语，虚情假意之人，很少有仁爱之心。为何？因为其心虚伪，希望通过“巧言令色”来掩盖自身的不善。“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着其着。”然而，“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大学》）任何伪装都逃不过明亮的眼睛，孔子正是看到了“巧言令色”之本质，才下此定论：“鲜矣仁！”
孔子对花言巧语一向缺乏好感，他曾说过“巧言乱德”。有人认为仲弓有仁德却没有口才时，孔子对好口才也作出了批评：“靠能言善辩与人交流，常常被人讨厌。”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长第五）
“诚于中，形于外”，因为内心不仁，故而花言巧语、虚情假意。因此，为仁之道首先在于“诚意”，即不自欺欺人，保持内心之真诚，意诚则仁心生。
“仁由心生”，可是我们的心往往会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偏移仁爱，所以，要保持一颗仁心，还需要注意一些要点：
一、环境之影响；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昔日孟母三迁而成就亚圣孟子，可见环境的重要性。孔子认为要修好一颗仁心，也必须关注到环境。他认为居住的地方必须要有仁德，选择居住之所不考虑仁德，实在是不智慧的。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第四）
二、亲近仁爱之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倘若能在年少之时找到一位人生榜样，便足以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孔子自身便是以周公为榜样，致力于成为圣贤。因此，孔子告诫世人：年少之时多多亲近有仁德的人。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第一）
三、与能够促进自身仁德的人交友；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系辞》）。评价一个人，只要评价他身边的友人便可知之十有八九。多少人因为交友不慎而误入歧途，相反，也有许多人因获得“益友”而使人生得以改写，正因如此，孔子提出了“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第十六）
故而，在子贡请教如何使自身拥有仁德时，孔子教其以仁人志士为友：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第十五）
曾参得到了老师之真传，强调朋友之间应该能够互相促进仁德的提升：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第十二）
以上三点可使仁心避免遭到不良之影响，亦可以使仁心之修炼更为纯粹，而达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第四）
如此，便已为“仁人”了。——倘若心中有“仁”，便是时刻“为仁”。孔子晚年已完全具备仁心，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为仁”：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第七）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云尔已矣。”（述而第七）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为之不厌”乃是修己，“诲人不倦”即是“成人”。在周游列国经历了政场失意之后，孔子找到了一种更符合“修己安人”的生存方式：教化人民。具体的做法是：删《诗经》、撰《易传》、着《春秋》等。孔子对于着《春秋》一事颇为自得，曾自我评价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孔子之志乃是在于闻名于后世，教化于后世。
由此可知，世人皆可成为仁人，只要怀有一颗仁心，以“修己安人”为人生之准则，长期以往，坚持不懈，最终必可成仁人。
三、仁为君子立身之本
《论语》是一部君子学，而其最为核心的思想便是“仁”，这就意味着“君子”与“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之关系。
前文已阐述“仁”由两部分构成：“修己”与“安人”。而“修己安人”正是孔子在回答子路何为君子时的答案。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第十四）
君子分为三种：贤人，“修己以敬”之人；仁人，“修己以安人”之人；圣人，“修己以安百姓”之人。圣人，何其之远？连尧舜都无法做到，何况我等凡夫俗子？贤人，独善其身，好则好哉，可惜于世无益、于他人无益，只能视为君子之底线。惟有仁人，不高不低，既“修己”又“安人”，可谓君子之得当。
由此看来，“仁”可谓“君子”立身之本。孔子亦以为“仁”为“君子”立身之本，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第十五）——君子绝不可默默无闻活一生，必定要“称名于世”。然而，君子应该靠什么“称名于世”呢？
“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第四）
能让君子称名于世的惟有“仁”，失去了“仁”，君子便无所谓“成名”可言。
除此之外，《论语》中论及“君子”时，与“仁”有着高度之相似性，这些相似性时常可见，例如：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第四）与“仁者，其言也訒。”（颜渊第十二）。“讷于言”即为“言訒”；
孔子夸奖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第五）子产所拥有的君子四道不正是“修己”与“安人”吗？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第十二）不正是“仁者爱人”吗？
诸如此类，于整部《论语》中随处可见，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一言以蔽之，“仁”乃是“君子”之立身之本。
“仁”为君子立身之本，既为立身之本，那就意味着某种约束性，意味着需要放弃诸多不当之言行。——“仁”意味着人生之准则，遵循于这些准则，可谓“仁”，背离了这些准则，则不可谓“仁”。那么，“仁”意味着那些准则？
概言之，“仁”意味着五项准则：一曰孝悌；二曰循礼；三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四曰亲仁；五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一、孝悌；
孝悌者，“仁”之本也，乃是“为仁”之始，不孝悌者，无以为仁。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第一）
《大学》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孝敬父母、敬重兄长之人，自然不会犯上，更不会作乱。故此，孝悌乃是君子为仁之根本，君子不能以孝悌立身，便无所谓“仁”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没有了孝悌，“仁”从何而来？
孝悌乃是为仁的第一项准则。一个人倘若连孝悌都无法做到，自然就无法成为君子，亦不足以为“仁”。
关于孝悌，之后将有专文阐述，此处一笔带过。
二、循礼；
“仁”与“礼”可谓相辅相成，细究之，则“仁”为本而“礼”为表，没有“仁”，就无所谓“礼”，“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第三）反之，一个人言行不符合于“礼”，就无法被视作为“仁人”。——循不循礼是一个人是否“仁”的标志，也可以说“循礼”乃是“为仁”之准则。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第十二）
为仁，必定要“克己复礼”，必定要做到四个“非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我们所在的是一个礼仪之邦，循礼是为人必备之美德，故而，一言一行都必须遵循于“礼”，违背了“礼”，必定难以立足于社会之中。故而，孔子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第八）
“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第二十）
人之“立”，离不得“礼”，君子之“立”，更是不能离开这一个“礼”字。
三、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前面说过，“成人”乃是“仁”之核心，不能“成人”不足以为“仁”，正源于此，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第六）孔子还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第十二）所谓“美”，乃是“立”与“达”也。那么，如何方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与“成人之美”？
这关系到一个为“仁”之要点：“推己及人”，“推己及人”之基础在于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亦授予人”，如此，自然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而“成人之美”。
四、亲仁；
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要成为仁人，就必须亲近仁人。这亦是孔子反复强调之关键点：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第一）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第十五）
不亲近仁人，又何以成仁人？故而，要为仁，就必须与仁人相处，“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第四）
五、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要为仁人，自非易事。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第七）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孔子抵达这一步亦是付出甚多努力和辛苦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述而第七），不如此，又何以为仁人？
故而，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第十九）
不“博学笃志”，不“切问近思”，何以至“仁”？谁欲“仁”，谁必“博学而笃志，且文而近思”。
孝悌、循礼、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亲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深思，谁履行了这五点，谁便已是仁人。然而，为仁不易，守仁更不易，多少仁人志士，因一时之误而酿成悔恨。故而，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第十五）——较之“仁”，生命亦是轻的，宁付性命，也不违仁，这才是真正的仁者！这一点正是孔子始终坚持之原则：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第八）
不以身事“无道”，乃是“知止”，也即“无求生以害仁”，即便是饿死也无所遗憾，这一点在另一章中展现得更为清晰：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述而第七）
伯夷、叔齐以周武王以臣反商为不仁，故而不食周粮，相携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荒野。孔子认为他们是“贤人”，“求仁而得仁”，死“又何怨”？孔子的意思很明确：卫君无道，不愿出仕，即便是饿死也没有怨恨。
“仁”为君子立身之本，欲为君子者，当深思并践行以上之要则，否则，无以为“仁”，亦无以为君子。
四、仁者罕见
尽管“仁”为《论语》之要义，然为孔子所许以“仁人”者寥寥无几。于孔门之弟子，孔子更是吝啬这个“仁”字。从而导致后人评说亦复如是，孔子弟子三千，中有七十二贤人，却无一仁人。由此，可见“仁人”之难为。当然，如此定论或许有许些牵强，毕竟孔门尚有颜回安贫而乐道，可以使自身的那颗心“三月不违仁”，即便不是“仁人”，亦已近是“仁人”。另亦有子张，为曾参所誉为“仁人”：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第十九）
为何孔子不轻易许诺“仁”于他人？也许反思以下这些章节，会有一些收获：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第五）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公冶长第五）
孔子的一句“不知其仁”，意味着子路、冉求、公孙赤三位弟子都还不能算是“仁人”，然而，对于三位弟子之能力，孔子丝毫亦不曾怀疑，甚至语气肯定，子路可为千乘之国的管理者，冉求可为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的总管，而公孙赤则可与宾客谈判与朝堂之上。由此，可见，子路、冉求、公孙赤三人皆非泛泛之辈，都拥有一技之长。然而，为何不“仁”呢？究其原因，也许只有一个，那便是子路、冉求、公孙赤三人可做到“己立”，却没有做到“立人”，也即他们只做到了“仁”的一小半。
同样，子文与崔子亦是如此，做到了忠与清，然而没有做到“立人”与“达人”。故此，孔子不愿以他们为“仁人”。
与此相反，管仲“器小”“不俭”“不知礼”，却因利民而被孔子赞誉为“仁人”：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第三）
子路曰：“桓公弑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第十四）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弑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第十四）
由此可见，于孔子看来，“立人”“达人”远比“己立”、“己达”来得要紧，“仁人”必为“立人”、“达人”者。当然，亦有未及“立人”“达人”之功而被孔子誉为“仁人”之人：
微子去之， 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第十八）
缘何此三人可为“仁人”？缘由极其简单：三人为了“仁”而宁愿付出性命，可谓“杀身成仁”者是也。
管仲、微子、 子、比干，加上颜渊，整部《论语》中，孔子许以“仁”之人仅五位，可见仁者极为罕见。为何仁者罕见？究其根本，乃是多数人脱不开内心深处的一个“私”字，在“仁”的五项准则与自身的“私心”发生矛盾时，往往舍弃了“仁”而选择了“私”，别说他人，即便是孔门弟子亦是如此，例如宰我。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鐕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道，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第十七）
宁愿牺牲孝心而不愿放弃享乐，这便是宰我之私。对于这样的人，孔子亦无良策，只能感慨：“予之不仁也！”
欲成“仁人”，首要在于去除私念，私念若去，定可以“立人”“达人”为人生之志，如此，已近乎“仁人”了。而这正是我等应努力而为之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