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教授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在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多次获得哈佛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奖。他是卫生筹资与社会保险领域国际知名专家，对于台湾、香港的公共卫生和卫生体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自1981年开始，他对中国公共卫生和卫生体制特别是 "中国农村互助医疗保险"进行深入研究。

　　总额预算 控制医疗费用增长

　　责权明确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医改是国际性难题。中国的新医改受到世界瞩目。在8月18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卫生论坛”上，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萧庆伦对中国医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总额预算 控制医疗费用增长

　　萧庆伦指出，发达国家也面临医疗发展的压力。比如说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公立医院绩效低下、分割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阻碍了从预防到三级医院服务的整合、慢性疾病的增长以及医学教育系统陈旧落后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直接威胁着各国医疗体系的可持续性。

　　“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以及慢性病的增加，必然会导致中国未来卫生费用出现上涨。能否控制卫生费用上涨的速度，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萧庆伦认为，国际上的一些经验值得中国医改借鉴。他提出四条建议：

　　首先要建立全国或地区医疗总额预算，以保证国家或者地区有限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美国是个典型案例。萧庆伦指出，由于美国没有实行总额预算制度，美国人均医疗费用高达7500美元/年，美国政府每年为此竟然要花掉GDP的17%。而法国由于实现了总额预算，花了不太多的钱，但让国民得到较好的医疗保障。

　　其次是要改变激励机制，改革支付制度，实现从按项目付费到按人头和绩效付费。

　　第三则是为确保医疗资源有效使用，政府要控制昂贵新药和高科技的使用。

　　第四，也需要对需方进行引导。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是无止境的，但医疗资源有限。因此政府也应该从健康教育、提高自我责任意识、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入手，引导患者适度利用医疗服务，改变需方对医疗资源滥用的倾向。“这种教育很难，但必须要做。”萧庆伦说。

　　责权明确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公立医院改革无疑是新医改的重头戏。在此次“中国卫生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孙志刚表示，“十二五”期间，公立医院改革将向大中城市推进。萧庆伦认为，对中国的公立医院改革来说，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建立公立医院的治理制度；二是改革公立医院的激励制度。

　　“要想提高公立医院绩效，必须厘清责任、权力和问责三方面的关系。”萧庆伦说，“首先是要明确公立医院责任，待明确责任后再将一定的权力放给它。前二者做到了，出了问题我们才能向公立医院或者卫生部门进行问责。”

　　萧庆伦直言，常见的权力，包含有行政权、财权和人权。在中国，这些权力极为分散。“至少有八个部委来管理公立医院。”比如说卫生监管/行政监管，是由卫生部、国家发改委（发改委负责规划与投资）来管理；公立医院筹资与财务管理制度则是分散到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职工医保和城市居民医保）、卫生部（负责新农合）、民政部（负责贫困人口公共救助）。政出多门、政令不一往往令人无所适从。“在我帮助宁夏进行医改的过程中，我要花大量精力处理各种文件中的矛盾。”

　　与此同时，中国公立医院又拥有其他国家公立医院不可能拥有的权力，即对医院结余的自行处置权。“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将公立医院的结余交给医院院长和医护人员处理。”萧庆伦强调，也正是此项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公立医院的院长和医生开大处方、做大检查，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治疗病患上。

　　“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治理制度，如何使责任、权力和问责相协调，是各级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单独治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医疗卫生改革是个系统工程，改革筹资也势在必行。治理和支付制度需要同步进行。”萧庆伦说。

　　    《中国医药报》记者胡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