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瓶颈
胡淼森（中文系博士生）问：我注意到：新世纪以来，您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更多地与“中国崛起”这一当代重大事件联系起来，您是如何从一个大的全球化语境进入到中国文化创新问题的？
王岳川答：无可讳言的事实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跨入全新的时代，作为当代人文学者，有必要重新思考崭新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这个崛起的大国的文化身份、未来道路和文化命运。
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有几个动向。一，中国民族凝聚力增强了，比如有人穿汉服和唐装，北京有读经班，更多的人开始质疑西化中心主义；二，民族性文化保守主义有所抬头，尤其是当西方对中国的不公正报道和妖魔化的时刻；第三，知识分子开始大分化，出国的人少了，留下来的学术规范更严；四，文学艺术的创造性少了，艺术家模仿西方已然走到了末路绝境。
多年来，我坚持文化整体上创新，在创新基础上输出整合了中西先进文化的新的普世性文化。文化输出显示一种精神和文化上的对差异性的认同，是90年代思想的发展和反思。创新代表了文化的内部，输出代表了文化的外部，让世界来欣赏批评中国。
中国是低势位的文化，宋代被元灭了，明代被清灭了，但是最终这些游牧文化被农耕文化同化了。而现代社会，中国是农耕社会、前现代社会，而西方是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和边缘化处境不得不引起重视。中国古代滋养了东亚和亚洲文化，而现代西方滋养了世界文化，我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启蒙很重要，但是启蒙之后，中国应该有勇气有眼光超越西方文化。
文明和文化有区别，文明是自然的生产力的体现，而文化主要是精神和价值的传承。现在，亚洲最有活力，自由主义应放弃惟我独尊的姿态，保守主义也应放弃惟古独尊，应强调创新并尊重多元文化。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是现代性创新的关键，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意味着新文化要有自己的精神、身份、立场。在文化输出中显示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而是仁者爱人的有宽容精神的国家，可以和世界各国合作的国家，是强调“三和”（和睦、和谐、和平）的国家。让西方尊重差异并欣赏差异是文化输出对话的关键。
80年代是一个启蒙的年代，有了对弱势的关注，对各种中心主义的消解，强调差异性。21世纪中国人开始真正去看世界了，这种看世界是以真正的经济崛起为前提，走出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让西方人惊诧于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真正和西方文化对话，关起门来的创新、在镜子中的创新都是不够的，西方文化应该关注亚洲这个同一天下的另一文化，关注这一文化中的中国立场、中国身份、中国指纹。)
问：您认为当前中国的“软实力”即文化实力还不够彰显，但我们相当一部分人恰恰说中国文化永远是落后的，反而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除非彻底加以改造，否则必将制约中国自身。对此您怎么看？
答：在我看来，这种思维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受制于西方的一个逻辑，而只要我们钻进了这个逻辑，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成功。这个逻辑就是：西方人打破了东方的时空合一观，而用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取而代之。线性时间观注重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走向。我们中国人喜欢回头，喜欢温馨地记恋家园，而西方告诉我们，未来才是最好的。这就产生了一个价值谱系：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中国被毫不客气地安放进了前现代。
西方人已经走向、甚至走出后现代了。我们该怎么办？不断地去追现代和后现代吗？那我们将永远落人之后。我认为应该在文化本体论上恢复“空间”维度。我创化了一套新文化解释符码：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时代。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全球陆地文明形态中，中国是最先崛起的文明之一，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处于奴隶制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比西方要先进得多，从而在两种文明相遇的时候进行了中国领先式的对话。作为东方大国，中国不仅发明了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并在哲学、天文、工业、农业、医药、瓷器、园林、航海、茶叶、冶金、制度等远远领先并影响了西方。可以说，如果没有纸，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指南针西人的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西方只能在羊皮上印供贵族阅读的沉重的《圣经》，西方的大学也不会成为平民的知识圣殿。可以看到，西方大学的大量出现，正是中国印刷术引入之后不久。如果没有火药的出现，中世纪的城堡是不可能被枪、被刀攻破的，只有火药才可能将其攻破。没有指南针，环球大航行是不可能的。
目前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正在崛起。今天研究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人，仅仅关注的是话语史，我们忘掉了军事史，也忘掉了经济史。在宋代和明代时中国GDP占全球的33％，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今天中国GDP仅占全球的4％。可以说，我们处于一种落后的状况，出现一种思维的惯性，以西方的思维来作为中国思想思维的轴心，西方思想不经意地变成了中国思想的思维出发点，成为思维的逻辑展开，思维的最后结果，甚至用它作为中国思想评价的唯一标准。这种标准，叫做线性时间观，即过去—现在—未来。
中国过去不是这样，中国过去谈的是空间境界观。中国过去的空间境界观强调小人、君子、圣人。而在丹尼尔?贝尔那儿就变成前工业、工业、后工业，在马克思那儿就变成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变成线性时间观。因此，我想，如果我们不能够把线性时间观去掉或者加以质疑的话，东方文化的创新和输出就会出现大问题。
因此，我提出一种重新修复的本体论，一种时空合一的十字架，就是在时间的横轴上加一纵轴，就是三个文明——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大陆文明，它是属于过去维度，海洋文明属于现代文明，太空文明属于后现代文明范围，也可以说，它和时间维度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用过去、现在、未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中国就永远追不上西方。那么，处于前现代的中国文化即使是在后现代时代，怎样越过现代性这一环变成后现代思想或者变成普世性的思想，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中国是大陆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为大陆文明，中国是经济、发明、创造领先的时代的标准。可惜，它仅仅看到了黄土，看到了自己的大地。所以，我们知道，谁发现了海洋，谁就发现了70％的地球。海洋文明，西方发现占地球70％是水，发现了大洋，就发现了整个世界。发现了大陆就发现地球是平的，发现了大洋就发现地球是圆的。于是，我们在大陆文明时，发现大陆是平的，天圆地方是它典型的表现。当西方发现海洋，发现地球是圆的，于是中国人的思想被修改了。中国在1820年左右，即其GDP处于世界第一位的时候，还在实行“海禁”政策。中国的指南针并没有使中国的船变成全球化的船，相反却使70%的海洋成为被西方人征服的。到了全球化时期，地球变成了扁平的，它既是圆的又是椭圆的，也是平的。我想，中国在大陆文明时期成了最优秀的文明之一，在海洋文明变成战败、耻辱、落后、僵化的国度。中国有没有可能站在第三次文明——太空文明前列？如果我们去追赶海洋文明，会有一些补偿，但是代价太大——中国迄今为止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印度有三艘，巴西二艘。中国要维护自己的陆权海权，更为急迫地要发展太空文明，也就是卫星通讯、数字传输、卫星定位（GPS）、远程教育、远程医疗，以及太空战技术的“空权”。中国已经有了神六，已经有了固体卫星导弹，固体的激光武器也已经出现，所有这些都代表着中国将参预太空文明的分布。正是太空计划使得中国和美洲、欧洲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当中国光电研究所瞄准了天上的几百公里远的卫星时，中国已经进入太空文明时代战争的先进国家。在中国台海局势非常复杂的今天，美国的X37的飞机，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飞到地球的任何地方。这种X37的飞机直接进入太空，在平流层的真空中飞行，其速度是音速的19倍。但是我想这不应该是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未来的战争使得中国和西方将促生一种新的对话文明。
中国有可能在太空文明时代和美国欧洲并驾齐驱，在空间维度上中国追上了世界先进国家。今天的中国，可以毫无例外地和世界最先进国家一起走在前列。太空时代不是你飞到太空去，而是你的生活被太空文明渗透。你今天想的问题不再是你那个村镇，我那个县市，而是全球乃至星际之间。进入太空时代，不管是卫星定位，神六人造飞船，还是登月球计划、外星球计划，包括太空空间战等空间战略，人类战争已经从陆地走向太空，陆军正在消失它的神奇功能，海军航空母舰正在成为海上棺材，太空成为争霸世界的头号领域。这个世界无疑变成了社会、经济、军事、科技的竞技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探讨中国文化如何面对这四个维度——社会的多元复杂、民族之间的纷争、军事方面的高科技竞争和科技战略，不无意义。
无庸置疑，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国是领先者，而西方是落后者；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者，中国是落后者；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与西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向外层空间浩瀚宇宙的广度和深度飞升，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并重振辉煌创造了新的契机。如果说，中国错失了500年前大航海时代并遭受了二百年的苦难，那么，中国没有错失“太空文明”时代。中西方将在太空文明时代重新审视对方，明白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可能长盛不衰一统天下。只有不断的本体创新、探索发现、消除误读，才能使双方（大陆文明的优胜者和海洋文明的优胜者）在太空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下互体互用，互补互动，获得双赢。
更深一层看，现代性改造了康德的时空合一观，空间维度消失了，被还原成了时间维度，即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而后现代对于现代的颠覆，使之可以对传统造成某些复归和新的整合。但问题同样存在，它不仅消解了神学的价值，也消解了上帝。无论是现代尼采的上帝死了，还是后现代尼采的上帝死了，都是一个世界性的虚无问题。用西方现代性代表全球价值，说明了现代性的没有边界和狂妄。其实空间很重要。康德说，天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是心中永远的丰碑。天上的星空，指的是一种空间感，心中的道德律令是历史维度的延伸，在康德那里，时空是统一的。康德之后的现代性把空间逐渐去掉，而还原成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其思想传承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过去－现在－未来，走向未来，未来一切都好，过去一切都不好，这种线性时间观危害颇烈。我坚持认为：人类应该重新回到康德的时空合一体，恢复空间维度——这个维度就是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时代。 中国在太空时代必将通过文化创新改写自己的身份。这种改写不是过激的民族主义，而是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的。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我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
问：“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这一空间维度的确令我耳目一新，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文化的意义究竟有多大？是否仅仅局限在国内或华语世界，西方人有可能理解吗？长期以来我们似乎习惯了文化间的误读和误解。
答：我恰恰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往往蕴涵在一般人停止思考或习以为常的地方。晚近以来，世界忽视甚至对中国声音充耳不闻，或者说得更准确，世界太重视经济上的“中国崛起”，太夸大军事上的“中国威胁论”，太自以为是认为中国科技低端性，但真正过于忽视中国文化的“普世性价值”。
今天世界热衷于谈论中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可能性，但我认为唯一可以让中国软着陆、可以被世界认同的关键就是文化。文化可以帮助中国说服世界不同观点的人，告诉他们中国是和谐的、内敛的、非侵略性的、主张和平共处的文化。当年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西方人开始大为不理解，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东方文化的一种漠视。西方人从小形成了一种竞争、斗争、战争的“三争”思维模式，不能接受和平共处，总是需要战争而后才能共处。中国孔子提出“和而不同”，西方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却是“对立产生和谐”，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怎么能对立？对抗起来了怎能和谐？所谓“和而不同”，强调的恰恰是差异性的和谐，而不是完全雷同。所以小人是“同而不和”，为了某些卑微的利益产生冲突和斗争。
但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是被西方乃至国人排斥和误读的。西方人谈论中国多，但涉及中国文化少，更很少谈中国宗教，中国56个民族，他们充其量谈西藏、蒙古、新疆，但却很少谈满族、壮族、傣族、白族、羌族等，似乎汉化后就没必要谈了。中国文明包含最初的神息——原始初民的宗教包括中国的佛教神秘性。西方国家基督教文明相对单一，尽管也有冲突。全世界基督教徒有31亿，伊斯兰教13亿，印度教9亿，佛教全世界3亿，中国佛教就是全球最小宗教。尽管有人提倡“儒教”，但中国大部分人认可的是“儒学”。今天恢复太学、祭司黄帝陵，很大程度上是重塑民族形象的文化策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如果不重视自己宗教声音，和西方主动寻求对话，那么危险也不远了。
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而我们自己更要重视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不能再让西化式的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继续横行下去。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黄祸论的国际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参与调整当代世界文明进程。我们韬光养晦，但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强调和平共处，但不能无所作为。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崛起是当务之急！必须花大力气整合民间文化资本，把各个领域大师整合起来，有目的宣传使之成为引起国际重视的知名人物，使西方硕士博士论文能以他们为题目加以研究，表达西方对新世纪东方的新的向往，而不是一味沉醉于中国的歼击机、航母计划和远程导弹打击能力上。大国崛起，一手拿着棒子的同时另一手也要拿胡萝卜，我们现在拿着棒子的手已经很硬了，但另一只文化之手却空着。虽然国家也花了不少经费建设孔子学院，但我认为落在实处的很少，所以我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
“发现东方”一方面是针对西方人的，请西方人不要再以“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主义”的自傲态度对待东方。人类不应该再以俯视或仰视的眼光来看待他者，人类应该学会平视。我们尊敬彼此的差异。解构主义（destruction）的出现，已经使得中心霸权主义不再可能，使得过分的文化傲慢和偏见变得可疑，所以平视西方、平视中国是我们正当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发现差异性文化。如果我们把卡拉OK输出去的话，那是日本的，如果我们把波普文化输出去，那是美国的，中国人当然要输出自己的创造性的文化，可惜我们在“大文化创造性”方面还非常欠缺。
问：“大文化创造性”的文化这个提法很关键，请谈谈您对文化创新问题的看法。
答：首先是体系创新，迄今没有见到国内的精神自觉。当我们把孔子思想输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深思更重要的文化问题。我们知道，西方文明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是我想没有哪个国家现在会原生态地输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是在输出一种其来有自的西方文化形象。我们还知道，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学理论，如新批评，现象学、解释学、解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女权主义、生态批评，全都是在不断创新。难道当代中国人就缺乏创新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依然期待着中国的体系创新。
其次是范畴创新，我们除了天、地、礼、义、信、道、教以外，我们现在可曾在概念和范畴上有什么创新？就文学理论来说，先秦时，有“风骨”概念吗？没有。魏晋时有“妙悟”的概念吗？没有。唐宋时有“神韵”的概念吗？没有。可见每个时代都在推进自己的时代的文化范畴。那么，当代中国应该推行什么样的思想呢？我想这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思考的一个问题。同时我也在想，我们能够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中国学者最近二百年所做的工作，大概就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这个工作可以说做得很成功。全盘西化也罢，半盘西化也罢，总之大家都在做。
第三，艺术创新。中国是陆地文明当中的佼佼者，可惜在最近500年，有一支强大的力量使中国从陆地文明最优秀的国家变成了次发展国家，欠发展国家，甚至是个落后停滞的帝国，这个强大的力量就是西方。西方掌握了世界的海洋文明，于是它就拥有了世界的殖民版图和全球殖民心态。这使得中国今天的诗歌，我们宏伟的“诗国”的“大诗”，变成了跟在西方后面自毁长城的“小诗”。
中国的诗词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陆地文明时期的审美观照产物，比如说，“白日依山尽”、“黄河之水天上来”，它面临西方海洋性的文明的冲突冲击后，中国诗歌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如果我们还是写大地之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当面对海洋文明时，中华民族有新契机和新危机，很多诗人找不到感觉，找不到生养死葬的土地，找不到自己安身的栖居之所，就开始写一些西方的“丑诗”，写一些不押韵的怪诗，甚至写一些痛苦焦虑带有自杀性质的诗。所以，诗人海子自杀了，顾城自杀了，戈麦自杀了，很多小诗人自杀了，这说明“西方现代性”强制性进入全球性的时代造成今天很多人的“中国焦虑”。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这文化焦虑应该重新获得释放和解释。
在我看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诗歌，既不能完全走古典诗歌的路子，也不能完全走西方现代派的路子，我们应该走中国诗歌创新之路。这个创新，我认为，既要吸收古典诗歌，也要吸收现代西方人对大地与人、对人和自我、人和社会的冲突和张力的重新解释，来找到自己的中国方法、本体立场、东方身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古典诗歌面临一个机会，这个机会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诗歌语境中。如果有了更多的年轻人写诗，把他们的青春活力、对世界的看法、五洲四海的中西经历带入诗歌创新中，重新开拓出新世纪中国大诗，中国诗歌危机走会转化，就会再次奏响先秦《诗经》唐代李杜那样的诗歌境界，以此显示中国诗歌的生生不已的创新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