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已经呈现明显的撕裂现象。

　　    这种撕裂，既表现为左右派之间观念的巨大分歧，也表现为朝野之间无法形成共识。

　　    我观察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广泛的存在这种现象。

　　    比如说反腐败问题。现在整个社会的腐败问题已经发展到了可能会引发社会溃败的危急地步，而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面对这个现象，当局认为，中央政府在反腐败问题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中央纪委在反腐败上也是措施有力的。最近连续拉下不少高官，特别是将苏州，杭州两市的副市长执行死刑，震撼官场。另外，中央政府还成立了预防腐败局，将防腐工作阵线前移，力图从制度层面形成反腐机制。

　　    但是，民间的看法就没有这么积极和正面。

　　    有识之士认为，相对于近几年我国迅速蔓延的腐败局面而言，政府反腐是不力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权力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引起的。由于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全面渗透和控制，以至于只有通过腐蚀权力，才能获得权力对自己释放盈利机会。这一点，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社会现象。正因为如此，社会普遍存在一对对AB角现象，A角是手握权力而欲以权力寻租的官员，B角是千方百计欲以金钱腐蚀官员的商人。两者往往“一见钟情”。所以，当前社会的腐败，根本原因，是资本与权力勾结，是普遍的权力寻租。

　　    如果这个分析能成立，那么显然，反腐败的措施如果还仅仅是针对官员的个人操守来设计，还仅仅依赖少数民众的举报，就远远不够了。而是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政治制度的设计，其中的关键，是要对权力进行约束，予以制衡。比如政治上的分权制衡，比如媒体的独立性等等。也包括把经济社会生活和经济运作，更多的交给社会，交给市场。但是当局把这些道路都堵塞了，都放在“不能讨论”的范围，这就使反腐的力度大大减小。

　　    去年以来，有识之士进一步提出，在不涉及政治改革的前提下，能否实行官员的财产申报和财产公开制度。因为这也被证明是遏制腐败蔓延的一个有效手段，同时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但是这一条最近也被当局认为“条件不成熟”为由给予否定了。

　　   如果在反腐败问题上，朝野长期不能达成共识，反腐败的推进肯定是很难的。

　　   这种朝野关于反腐败问题的分歧，是很有代表性的。

　　

　　   再举一个例子，关于社会稳定问题，也反映了朝野缺乏共识。

　　   当局经常讲，为什么要维稳？是因为这个社会不能乱。

　　   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又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又有谁认为这个社会应该乱呢？

　　   我是特别希望这个社会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现在城市化率大约在百分之四十六，人均GDP在四千美元左右，如果中国能达到城市化率百分之六十左右，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左右，中国就可以进入一个初步现代化国家。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这个过程大约需要十五到二十年时间。我认为中国应该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遇，千方百计的去创造去维护一个和平的发展时期，一定要争取十五到二十年的相对安定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包括一个和平的世界外部环境，使中国跨入现代化的门槛。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怀着这种希望，没有人希望中国乱，更不希望自己去把中国弄乱。

　　从这个角度出发，在稳定问题上，朝野是完全可以达成共识。

　　   但是，当局在维稳问题上，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把稳定当做社会终极发展目标，就有些目标和手段德错位。这种错位被行政机构层层放大，导致普遍的掩盖社会矛盾，普遍的造假，营造虚假繁荣。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很多时候，中央政府的“维稳”举动，是在为地方政府的愚蠢和错误买单。在维稳的大旗之下，保护了地方和局部的利益，损失了中央的威信和政治资源。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而激化社会矛盾，比如征地拆迁等等，却用绑架中央政府的方法来实现所谓的维稳，致使民心尽失。一个社会的维稳费用竟然超过了国防费用，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所以，社会有识之士一直认为，社会稳定是治理出来的，是努力去面对一个个社会矛盾，一个个去解决社会矛盾而得来的，不是掩盖出来的，更不是高压之下形成的。

　　维稳的目标，必须是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不是一时的矛盾推迟，更不能以一种“击鼓传花”的心态去维稳。否则是越维越不稳。

　　   我认为，左右之间不能达成共识问题不大，但是朝野之间长期不能达成共识，对这个国家的发展绝非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