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幸福温州，再建温州模式
在“三生融合·幸福温州”专家咨询会上演讲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
2011年7月15日
2011年3月30日，我应邀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感悟幸福.2011海内外温商论坛”。5月23日我向来汕头考察的温州决策咨询委员会介绍了“幸福汕头”课题研究的情况。今天又应温州市委市政府邀请参加“三生融合·幸福温州”专家咨询会。幸福两个字，使我们再次相聚。
温州模式的成就与温州面临的选择
改革开放30年，温州在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情况下，以家庭工业方式发展小商品；以专业化方式发展大市场，藏富于民、行商天下，创造了名闻全国的温州模式。温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很高，但城乡居民收入较高。2010年温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5000美元，高于全国人均4371美元，低于广东7000美元。温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201元，高于全国19108元、广东2389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416元，高于全国5500元、广东7890元。
但温州存在投资率偏低、经济增速不快、城市化不足、环境保护不力、民生欠帐很多等问题。
目前，温州市领导深感压力的突出问题是两个：一是在浙江全省的排名中，2009年温州发展水平指数排第10位、发展进程指数排第11位、发展综合指数排第10位。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温州投资率高于省与全国情况相反，从2003年投资率37降为2010年31.8，而同期全国投资率从40.9提高60.9，省维持在43左右。二是在全省11个地市排名中，温州的民生改善水平指数排在第10位，民生调查满意度指数排在第11位，民生综合指数排在第11位。主要是政府在公共品领域投入不足，上学难、看病难、安居难、行路难、停车难、环境脏乱差等问题突出。
改革开放前，温州地处备战前线，国家没有多少投资，工业基础薄弱。改革开放后，主要依靠民间资本，引来经济繁荣。与我国经济发展以政府主导不同，温州经济发展以民间为主导。在这种情况下，温州政府的财力应主要向公共品领域投入。可是依然发生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的现象。富起来的民间资本，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外流，导致投资率下降。温州政府面临既要加大经济投入，维持经济增长；又要加大民生投入，改善公共服务的困难选择。
温州的目标定位决定温州发展的方向。温州原先提出：建设成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目前，我国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都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以这个为目标，重点必然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形象工程建设，生产生活生态未必“融合”。温州后来将目标改为“三生融合·幸福温州”。今天开会就是讨论这个题目。
温州目标的定位依据
当时，温州模式的成功是因为既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又符合温州的实际。改革开放以追求财富最大化为价值理念，政府以发展为第一、民众以赚钱为目标，掀起了追逐财富的浪潮。温州的地理、历史、文化赋于温州人经商的特质和才能，在交通与资源十分不利的条件下，通过发展小商品、大市场而崛起。
今天的中国迫切需要以新的价值理念启动发展与改革的新转折。改革开放30年，我国由政府强力主导，压低劳动、资源、环境成本，竞相创建投资天堂。这种重投资、轻消费，重经济、轻民生，重增长、轻分配的模式，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当前突出表现为经济越发展，民生问题越严重，老百姓越不满、群体事件越多。从1995年的6000起到2009年的23万起，平均2分多钟一起。很有可能一起偶然事件引发全社会动乱，使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今天的中国可谓成就巨大、形势严峻、前途未卜。
在这个背景下来讨论温州目标，就有了新的座标、新的意义。新的温州模式，主要的不是解决发展排名问题，在现行体制下这是政绩考核的现实压力，可以理解。但是对全国来说，温州的排名没有实质意义。具有全局意义的是改变价值理念、价值目标，从追求财富最大化为幸福最大化，引领中国的新改革。今天中国迫切需要一批具有长远眼光、社会责任、担当精神的政治家闯出一条新路，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现在不少地方和城市提出以幸福为目标，一场以幸福为取向的改革浪潮正在掀起。但应该说，大都停留在口号上，迫切需要实现路径的探索。以“幸福温州”为目标，创建新的温州模式，适应了中国新的时代要求。同时，也符合国际的新趋势。对世界现代化的反思，经济发展以GDP为目标并没有带来民众幸福感的提高。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用国民幸福指数来代替GDP，作为衡量国家发展的指标。此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并用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对世界各国进行幸福排名。2011年5月24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巴黎发布一项名为“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普通民众可以根据个人关注度对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等11个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然后得出指数，用来衡量民众的幸福感，并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之间进行比较。当今世界的竞赛目标已经改变，不是什么建设“国际大都市”，也不是创造多少GDP，而是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建设“幸福温州”，不仅引领中国，还可以引领世界。
从温州的实际来说，城市发展一般有五个阶段，农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宜居化——幸福化。现在，温州在工业化、城市化、宜居化都存在不足与缺陷，所以提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三生如何融合？如果依然以发展为第一，追求速度排名，必然走重生产、轻生活、恶生态的老路。以幸福为目标，补工业化、城市化、宜居化的不足，才能真正实现“三生融合”。所以幸福温州是总目标、总纲领，统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建设与改革。
温州号称商行天下、智行天下、善行天下。温州商行天下名符其实，但智仅体现在行商上是不够的，善行天下还需努力。以幸福为目标是智行天下，造福于民是善行天下。
提升对“幸福温州”的认知
我国提出过许多好口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持续发展，但是都没有改变中国的实际运行，即以发展为第一、以GDP为目标。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都以追逐财富为目标，以致不顾一切、不择手段。中国成了物化利益的拚搏场，道义、责任、公平被丢弃，虽然赢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世界各国的眼里，中国就是一个没有文化、道德、理想、精神的暴发户。
中国需要新改革、新理念、新共识。以幸福为目标，符合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本义，也受到社会精英的认同和民众的拥护，可以成为启动中国新改革的旗帜。
建设“幸福温州”是价值理念的创新，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转为资源有限条件下幸福最大化。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社会所有成员的幸福。以社会所有成员幸福最大化作为执政理念、执政目标，是现代化建设的反思、社会主义真谛的感悟、共产党宗旨的兑现。以幸福为目标，不是不要财富，财富是幸福的物质基础，但不是幸福的全部。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发展的方式和成果的分配要以民众幸福为原则，
建设“幸福温州”是文化创新。价值观即社会认同的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价值目标，是文化的内核。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由统治集团所倡导，为社会民众所接受，成为规范行为的制度和道德。以追求幸福为终极目标，倡导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的道德观，以改善政风、社风、民风。建设“幸福温州”作为旗帜，凝聚全市和海内外温州人，共同创建幸福、分享幸福、感悟幸福、学习牵福、体验幸福。这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这才是真正的文化立市、文化强市。
建设“幸福温州”是目标创新。它的内涵是经济殷实、物质低耗、环境清洁、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精神愉悦。这也就是全面小康。实践证明，以物的占有和消费作为现代化的目标，并不能给民众带来真正的幸福，这种现代化也是不可持续的。“幸福温州”在经济上也许不能排在全省、全国的前列，但在幸福化程度上可以走在前面。这是人口多、资源少的温州的正确选择。
建设“幸福温州”，一定是以温州的老百姓为主体、为对象、为标准，这是一场深刻的改革，要求我们的理念、目标、制度、方法、路径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建设“幸福温州”是社会系统再造
建设“幸福温州”， 横向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以及政府所有部门，纵向关系政府、社会、民众以及海外温州人等所有层面，是温州的全系统、全社会的改造工程。
首先要改变政府行为。
第一、改变评价目标，制定“幸福温州的客观评价指标体系”。温州提出了“三生融合.幸福温州”指标体系，可进一步讨论。还要确定指标权重，及各项指标的目标值，作为评分依据。我在汕头制定了“幸福汕头客观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一级指标7项：扩大居民消费、改善居住环境、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社会治理、彰显公平正义、提升文化内涵、关爱民众健康，二级指标22项，三级指标68项。然后进行试评分。
第二、改变评价主体，进行“温州市居民幸福感调查”。 我在汕头搞了“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从生活状况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治理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婚恋家庭满意度、自我状态满意度、汕头未来满意度等八个方面，一共提了114个问题，在全市抽取2160户居民样本，进行入户调查。按照《“幸福汕头”客观指标评价体系》试评的结果，与《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的评分，主客观权重6：4计算，就是汕头即期幸福指数。
第三、制定“温州市民生‘十二五’规划”。建国以来，一共制定了十一个五年计划与规划，全是生产性的，从来没有制定民生规划。建设“幸福温州”就要将改善民生目标化，改变一年办几件实事的打补钉做法。我正在制定“汕头市民生‘十二五’规划建议”，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城乡公共安全体系、产业结构安排、公共财政建设、社会资源发掘等。
第四、推进社会建设，发育社会组织。居民幸福感不高，民生问题欠账多，其主要原因是社会结构的不均衡，与政府、资本相比，民众组织程度低，反映民众心声的渠道不畅通，参于公共决策的机制不健全。同时，社会组织发育程度低，也直接造成公共服务的不完善。要发育社会组织，必须改革社会组织登记制度，将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取消主管部门。温州要改善民生，仅依靠政府财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海内外资源的支持。为此，要鼓励成立慈善、公益类的基金会。公共服务的需求门类多、人群广，既需要奉献精神，又要专业技能，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向社会提供。可收到投入少、成本低、效率高、受益广的效果。
还要改变社会行为与个人行为。
第一、创建幸福社区、幸福企业、幸福学校。
建设“幸福社区”，必须落到社区的家庭幸福与居民幸福。以此为目标带动、提升、整合社区的各项工作。首先要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创造和利用各种形式，包括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民意表达工作室等充分听取居民的意见，作为改进工作、改善服务的依据。尤其是对社区的老弱病残、贫困人群、外来务工进行排查，作为社区服务的重点对象。根据民意调查的结果，社区工作站、居民委员会按专题提出整改方案。社区居民多的，可成立若干个幸福驿站，由热心公益的志愿者组成。建设“幸福社区”，一定要发动和依靠居民自身的力量，进行互助。建立各种形式的志愿者认伍，比如在社区建立爱心互助银行，组织拥有专长、热心公益的居民，向有需求的居民提供帮助。
建设幸福企业，要树立“股东满意、顾客满意、员工满意”的理念，克服片面追求股东利益，而损害顾客利益、勿视员工利益的倾向。尤其是要将提高员工的幸福感与满意度作为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目标，员工满意了，才能提供好的服务使顾客满意，顾客满意了，也就有了效益，股东也会满意。要使员工满意，既重视员工的薪酬，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同时，更要重视员工的“心酬”。增加薪酬受到企业运行成本的制约，而增加“心酬”是不需要成本的，关键是提升各级管理干部的认知，真正认识到员工是企业创造财富的主体，对员工尊重、信任、肯定、鼓励和关怀。
建设“幸福学校”，教育的终极目是为了人的幸福，教育的过程就是学习幸福、体验幸福的过程，从而为未来人生的幸福做准备、打基础。为此，学校教育的重点是让学生懂得做人的准则（向善）、培养爱美的能力（爱美）、掌握求知的方法（求真）。建设“幸福学校”，就要做到教育与教学的全过程，教育与教学的参与者教师、学生和学校管理者都是幸福的。为此，应积极推广朱永新教授的新教育理念和实验，即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截止2006年年底，“新教育实验”在全国拥有14个实验区、430所学校，有6万多名教师、106万学生参与。
第二、从情感关爱入手，建立思想工作的新模式。人与人的情感是幸福的重要来源。情绪是人与人之间最优先得到的信号，人的不快乐、不幸福就会从情绪反映出来。因此，应十分重视情绪管理与情感关爱。情感困惑缺乏倾诉和排解的渠道是造成心理障碍、精神疾病，以至自杀、杀人的重要原因。我所创办的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运行两年来，共免费接听了8000多个电话，接待来访面询600多人次，成功避免了21起自杀、他杀高危事件。中心成立弥补社会两个缺失：一是由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缺失，造成社会一部分人群人格障碍、思想偏执、性格缺陷，在恋爱、婚姻、工作发生矛盾、冲突、挫折后陷入极度痛苦、愤恨、绝望之中，企图自残、自杀或报复他人和社会。这就需要通过情感护理调整心态、校正行为。二是社会有利益冲突的调节机构，但是不是所有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满足，有的利益诉求合理，由于不公平而未能满足；有的利益诉求本身不合理，不可能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心灵抚慰、情感调节、思想引导，采取积极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情感护理从排解困惑入手，引导对方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是新时期做思想工作的新方式、精神文明的新创举、维护社会稳定的新路径。
第三、进行幸福理念的启蒙、普及、传播。幸福是智慧、知识、能力和方法，是人生的一门大学问，需要学习、体验、感悟。懂得了幸福，不管做什么工作、处于什么境况，都会找到自己的幸福。相反，不懂得幸福，不管官做再大、钱赚再多，最终也会不幸。我们的教育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启蒙、普及、传播幸福知识，并且通过幸福家庭、幸福员工、幸福人生的评比，进行幸福演讲比赛、举办幸福论坛等形式，将幸福的理念和方法，入眼、入口、入耳、入心、入脑，升华心灵、内化行为。这是幸福文化的建设，也是精神文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