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一大早，当我正沉浸在学生的短信祝福中时，有个朋友来电诉苦。原来，她有个正上小学的女儿。面对家长们纷纷给老师送礼，甚至送价值不菲的礼物，她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问我到底要不要送礼。我建议她“不送”，她给了我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回答，说：“如果别的家长都送了，我要是不送，我的女儿在学校里会受到歧视或者不公正的待遇。”之后，她向我讲了一些因不向教师送礼而带来麻烦的故事。总之，她陷入了两难，一方面不愿意随波逐流，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女儿受到伤害。我相信，还有无数的家长都像我的这位朋友一样，在送礼这个问题上进退维谷。那么，该如何走出这个本不该发生的“送礼困境”呢？

　　之所以称其为“送礼困境”，是因为它颇类似于人们熟悉的“囚徒困境”。许多家长可能不愿意给教师送礼（尤其是重礼），但因为（担心）其他家长都送，所以也“不甘落后”。这样，每一个理性家长的行为就会导致一个非理性的结果———送礼成风且互相攀比，甚至玷污了师生之间本应纯洁、真诚的关系。能否走出这个“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们能否联合起来，采取集体（不）行动，即大家一致不给教师送礼。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在无法确保他人不送礼的情况下，谁都不愿意首先放弃送礼的策略。但是，如果谁都不愿意做出让步的话，怎么打破这种状态呢？

　　也许有人会说（事实上我的朋友也提出），何不让国家颁布一个法令，禁止给老师送礼（尤其是重礼）呢？这个主意看起来不错，但是用法令禁止人们的自愿行为，恐怕很难得到人们的遵守，何况送礼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和习惯。更重要的是，这个法令执行成本极高，甚至根本无法执行。如何监督那么多的家长不给老师送礼呢？难道在每个有孩子的家庭门口都派一个警察蹲守？还是派人看着老师收受的每一个礼物？这得耗费多少纳税人的钱呀！并且，别忘了，这些措施一不小心就侵犯了被监督者的隐私等权利。到那时候，可就热闹了。

　　如果这个主意不可行的话，那还有什么招呀？不得不承认，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谁让我们遇到了“集体行动”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经典命题了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听天由命、无所作为，而是说解决方案可能十分复杂并且极为漫长。限于篇幅，这里我只能提几个或许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简单建议。

　　首先，我希望那些打算送礼的家长们认识到，送礼或许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带来短期的好处，但是它也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与其后代以及整个教育带来长期的坏处。因为如果送礼的风气不刹住的话，那么自己的子子孙孙都无法幸免，并且师生关系乃至整个教育都可能被这种风气玷污乃至摧毁。如果我们还打算为子孙后代着想的话，我们的策略就不应当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应考虑长远的利益，尽管这也许使我们短期内有所牺牲。我深知，每一位家长都疼爱自己的孩子，但这种疼爱不应是短期的，而应是长期的，并且应当将这种疼爱延伸到更遥远的后代。

　　其次，很多家长选择送礼是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考虑，认为必须考虑甚至迁就现实的世界，哪怕这个世界是堕落的。在我看来，家长们应当放弃这种冰冷的甚至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因为它将使我们安于现状，不思革新。如果我们时时刻刻都奉行现实主义，社会将不会发生变化，各种弊端将会持久和蔓延。相反，我们应当怀抱某种理想主义，时时反思这个社会的缺陷和不足，并以某种理想状态为参照改革那些弊端。没有些理想主义，我们很快就会被现实中的丑恶所吞噬。

　　最后，很多送礼的家长更倾向于认为，送礼的风气都是别人造成的，或者是“社会”造成的，所以有“社会风气”之说。但实际上，每一个送礼的家长都对这种风气的形成和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社会”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不是它在行动，而是每一个人在行动。当我们抱怨说某种弊端是由体制或者社会造成的时，其实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着这个体制或者社会的运作，而不是它自我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家长都负有拒绝送礼的义务。当每一个家长都履行这种义务时，送礼之风就自然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