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信心日渐增强的超级新贵意，中国意欲获取与自身实力相称的金融话语权。但在讨论崛起的中国能否重写国际金融规则时，既要看重中国基于经济实力快速成长而形成的后发优势，更应冷静思考制约中国获取国际金融话语权的约束条件。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和平年代，金融安全已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头等大事。事实上，看看拉美经济的一蹶不振，看看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杀伤力就知道金融安全之于主权国家是何等重要！

　　而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金融安全的意义尤显重要。

　　因为在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中，真正独立于美元、欧元和日元体系的只有中国。但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大国是不愿看到中国迅速拥有足以与它们抗衡的强大经济实力的。在他们看来，中国金融实力的崛起就意味着西方世界金融霸主地位的削弱，意味着中国进入原来由它们控制的势力范围，甚至会提出改写现存的国际金融规则。而对于那些做梦也想分肥乃至操控中国市场的国际金融资本来说，击败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控制中国证券市场，夺取中国金融市场的主导权是它们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这样一来就可把中国纳入到由它们控制的世界金融秩序中，以便通过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来左右中国的发展。

　　尽管普遍的看法是：中国金融体系自1997年以来取得最明显的进步是初步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系统性风险过高问题；二是金融机构出资人制度改革问题。但现在看来，上述两大问题依然未得到根本解决。

　　而随着中国资本项目的渐次开放以及人民币的持续升值，近年来热钱加快了进入中国的步伐，直接助推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而人民币的逐步升值，又加大国际资本投机人民币汇率的动力。其直接表现则是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迫使人民币发行投放市场量的增大。受此影响，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一直保持高位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带动了资本的流动性过剩与物价逐步上涨。而当热钱获利回吐并重创本土投资者的信心之后，在发达国家重估风险的情况下，又纷纷逆转涌回发达国家，在加强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稳定度同时，又导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股市暴跌。

　　以2007年10月之后的股灾为例，国际金融资本一方面通过操纵美元贬值，并经由政治施压，迫使人民币朝着它们所预设的路径升值；另一方面，引导国际热钱通过合法与地下两条渠道进入中国，在中国股市最低点时大举入市，抄了中国股市的“天底”，从而获取了A股有史以来最大的“制度红利”，随后包括高盛、大摩等华尔街各大投行，包括罗杰斯和格林斯潘又不约而同地唱空中国股市。而当上证指数果真在短短5个月之内就从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高点几乎腰斩，市场一片哀鸿之时，汇丰银行和摩根大通等却又联手唱多，认为中国政府必定会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公布一连串救市措施，A股市场将于二季度末出现反弹。这种左手唱空，右手收购，左手唱多拉高，右手出货暴赚的伎俩其实很多人都看得很清楚，但国际金融资本对话语权的操纵总是让中国投资者甚至管理层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跟着他们起舞，上了他们的圈套。

　　不幸的是，中国某些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精英人士，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管理层对股市最好的呵护是不干预它，让股市形成自平衡机制。而监管层受到这种思维影响，一段时期以来一直在忐忑不安地观市。其结果，中国股市在经济基本面未出现逆转的情况下，一路狂泄。在风雨飘摇的市场环境里，只要稍有悲观的经济数据或利空传闻出现，只要国际金融资本稍稍调高唱空分贝，国内的机构们便似中了邪，惊恐万分，疯狂抛售夺路而逃。而就在此危难时刻，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依然对市场化的原则大肆宣扬，甚至把1500点论也抛出来了。其结果，股改两年来累积的人气和信心在短短数月内迅速蒸发，估值中枢轰然崩塌，好不容易坚守了两年的中国资产的定价权拱手让于人。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可能不肯承认，A股暴涨暴跌其实是国际金融资本试图控制中国股市的一种精心安排。可以说，中国股市从6124.04高点到逼近2500点的暴跌即是国际金融资本对中国股市的一次成功狙击，他们才是中国股灾的最大赢家。我们注意到，全球首支以中国股票市场下跌而获利的ETF——“超短新华富时中国25指数”基金，近年来在国际资本以及高盛、大摩等投行的配合下，唱高中国股市，然后等A股达到一定高位时, 利用A、H股的联动，通过做空以中石油为代表的含A股的H股，藉此将A股拉下了水。进一步地，国际资本还利用外资控股的中国平安等具有指标意义的上市公司抛出足以击溃市场信心的天量融资方案，很快引发投资者恐慌性抛盘，导致股市从5200点一路惨跌，某种程度上已经做空了中国内地股市。而中国股市此轮的非理性暴跌，使中国经济最具价值部分的定价权易手外资掌握。

　　可见，中国在发展资本市场过程中，必须更要看到面临的诸多约束条件，必须充分估计到中国在成为资本强国之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并做好理性应对不断出现的基于既有经济秩序而生的各种压力和干扰的准备。如果像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宣扬的那样，仅仅停留在对市场规则的适应层面上，只会扼杀中国监管层的防卫能力，使中国股市难以跳出旧有国际框架的约束乃至操纵。

　　中国还需警惕外国资本在华制造金融危机。

　　国内目前的金融政策正在逐步强化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无风险套利机制，并允许外资在此机制下自由流动，寻求套利空间。随着外资不断涌入及成效不彰的金融产品创新，央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势必加剧生产领域中货币紧缩和流通领域中货币过剩的流动性二元化现象。而金融调控的空间和手段有限以及央行冲销成本的日益增加、资产价格的膨胀和巨额热钱流入等已经显著增加了中短期的金融风险。

　　显见，国际过剩投机资本大量流入我国，既是规避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也是对人民币套汇套利的驱动。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大幅度升值和资本流动逆转风险，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则从汇率和热钱问题中衍生出来，倘若没有金融资本市场锐意进取和创新成功，则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乃至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完全不能排除。

　　而若中国爆发金融危机，极有可能导致经济低迷5至10年。A股前几年的深幅下挫，负面影响已经相当明显：权重股成为重灾区，带动个股全线普跌，使中国经济最具价值部分的定价权易手外资掌握。而如果股市继续下挫甚至崩塌，势必严重影响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因为市场跌入熊市以后，资金将回流银行，而银行股在股价指数中权重巨大，一旦银行股的收益受到储蓄回流的影响，必将进一步拖累股市，股市将陷入持续下跌的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过多的银行资金会诱发大量放款冲动，从而出现严重的信贷风险。进一步地，随着银行坏账可能进一步增多，爆发次级抵押房贷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当然，从目前的情势看，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布局尚处于中前期阶段，短期内中国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经由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主导国以及高盛、摩根士丹利等跨国资本对国际经济与金融的控制力有所削弱。过去优越感很强的美欧财经领袖与市场人士面对天量金融资产的蒸发与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的确比较失落。但世人必须看到：美欧在这场危机中受损的主要是金融业，财富蒸发主体也主要是金融符号；美欧傲世全球的高科技产业不仅未受到实质性打击，反而逆势做强。

　　而从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市场上的诸多动作来看，它们要搞垮中国的货币和金融体系绝不是危言耸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要防止当年日元被美国绑架下所演绎的悲剧在中国发生”的告诫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鉴往知来的反思告诉我们，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新兴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几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金融安全直接关乎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大局，关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中国在审慎开放金融的同时，更应密切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把维护金融安全稳定放在首要位置。事实上，透过新兴市场金融开放的实践过程和亚洲国家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我们发现：金融调整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比金融创新更重要。新兴经济体必须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高度将经济增长、信贷政策、汇率制度改革、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和金融业的开放作为整体通盘考虑，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警惕国际资本制造金融危机。

　　为了防范金融危机，中国亟需在构筑金融领域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内部开放机制这两道金融安全体系防火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风险预警与管控能力。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中国已经出台了《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因应热钱冲击，尽管央行、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四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进一步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但央行只是通过一些协调机制同其他经济强力部门进行合作。而由于金融突发事件具有高度的传染性，一旦发生金融风险，目前只负责货币政策的央行除了增加货币供应量，将很难再有其他作为。因此，要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亟需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把预防、阻击热钱进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对频繁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热钱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密切监控热钱流入，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

　　中国金融强国之路注定坎坷。

　　经济发展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那些掌控国际经济和金融大权的国家来说，后起者任何实质性的挑战都要遭到它们及其代理人的打压。而中国要博得国际金融话语权，成为世界金融强国，既有赖于自身的实力成长，还取决于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愿。而主要发达国家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决不会轻易让中国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大国。

　　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握有世界金融大权，任何实质性的挑战都要遭到他的打压，即使是盟友日本和欧盟也不例外。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再到欧元的跌宕表现，背后都可察觉到美国人的操纵轨迹。假如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在亚洲确立金融领袖地位，进而触摸美国的敏感地带，相信美国的金融寡头及其代言人美国政府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破坏”了美国制定的“丛林法则”，即由美国把持的话语权和凌驾于国际通行准则之上的美国标准。美国最不能容忍的是不遵守它制定的或不和它玩同一游戏规则的国家和势力。美国的战略是：在中国经济还不十分强大之前，利用他们操控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和干扰，以图削弱中国经济的快速上升之势，尽可能地维持现有的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经济格局，或者利用现有的规则尽可能地压缩中国的上升空间。

　　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其实已经在采取行动阻止中国获取金融话语权。当美欧陷入监管改革的博弈之中，人民币意欲走出独立的国际化进程时，美国迅速加强进攻火力，通过操纵美元贬值，并联手G7成员国进行政治施压，迫使人民币朝着他们所预设的路径升值。力量对比明显不如对方的中国被迫提前加入全球金融市场博弈。

　　如果中国不能镜鉴往昔教训，冷静思考制约中国扩大金融话语权的外部约束条件，并利用业已形成的经济影响力来破除外力阻遏；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将无法获得预期的金融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