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范，原名彝范，字梦坡，晚年改名蜕，号蜕盦，江苏阳湖（今常州）
人， 1899年中举，曾任江西铅山知县。后去职，到上海接办《苏报》，延
聘章士钊为主笔，因为发表了《驳康有为书》，直斥光绪皇帝为“小丑”，
又因为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引出了《苏报》案。陈范逃亡日本，会见孙
中山。后归国被捕，在狱中关了一年多。1910年在长沙参加革命文学团体南
社。武昌起义后，参加湘桂援鄂联军。1912年到上海任《太平洋报》编辑。
不久，到北京创办《民主报》。1913年初病逝。
陈范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著作有《列〈石头记〉于子部说》、《梦雨
楼〈石头记〉总评》、《忆梦楼〈石头记〉泛论》等，其中谈到贾宝玉时，
曾盛赞他的思想品德，认为“可以为共和国民，可以为共和国务员，可以为
共和议员，可以为共和大总统”，由此可以推知，他的这些著作当写作或发
表于“共和肇建”的.. 1912年。
据陈范说，贾宝玉的言论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批判色彩，“举数千年政治、
风俗之弊，悉抉无遗”。他曾列举许多例子，认为贾宝玉“论文臣死谏、武
将死战一节，骂尽无爱国心之一家奴隶；论甄宝玉一节，骂尽无真道德之同
流合污；论禄蠹则恨人心龌龊也；论八股则恨邪说充塞也；论雨村请见则恨
交际浮伪也；于秦钟则曰：‘恨我生于公侯之家，不得早与为友’，恨社会
不平等也；于贾环则曰：‘一般兄弟，何必要怕我’，恨家庭不平也；于宝
琴则曰：‘原该多疼女孩儿些’，恨男女不平等也；接回迎春之论，恨夫妇
不平也；与袭人论红衣女子事，恨奴主不平也；闻潇湘鬼哭，则曰：‘父母
作主，你休恨我’，叹婚姻不自由；贾政督做时艺，则曰：‘我又不敢驳回’，
恨言论不自由。至其处处推重女子，亲近女子，则更本意全揭，见得生今之
世，保存大德，庶几在此，故曰：‘怎么一嫁男人，就变的比男人更可杀’；
又曰：‘我生不幸，琼闺绣阁之中，亦染此风’。真有遗世独立之概。”贾
宝玉是曹雪芹着力塑造的正面人物，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有许多背逆封建传统
的民主主义因素。如果我们对照《红楼梦》，检核一下陈范的上述分析，那
就会发现，它是道出了贾宝玉思想性格的若干特征的。当然，贾宝玉“可以
为共和国民”以至“可以为共和大总统”是一个荒谬的命题，但这个荒谬命
题中包含着合理因素，这就是贾宝玉不属于贾政所代表的阶级，而是一个属
于未来的新人，他的思想行为和辛亥时期的民主思潮有其相通之处。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从有《红楼梦》之日起，
就有了《红楼梦》研究，也就同时有了对贾宝玉这一艺术典型的分析和评论。
有人认为这一典型的特征是“痴”，有人赞誉贾宝玉是“圣之情者也”，还
有人认为这一典型好似“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武陵源百姓”。这些看
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实在是肤浅得很。戊戌维新运动以后，才逐渐有
人从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角度分析贾宝玉这一典型的内涵，陈范即是其中突出
的一个。
关于《红楼梦》，陈范也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看法。例如他说：“《石
头记》一书，虽为子书，然其涵义，乃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论家之
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谓为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也？”
这是从思想内容上对《红楼梦》的高度肯定。又如他认为，曹雪芹是“古今
殆无可比”的“大文学家”，《左传》、《国语》、《庄子》、《列子》、
《史记》、《汉书》等著作，虽然有某些片断可以和《红楼梦》相比，但就
气魄的宏大说来，“一百二十回数十万言作一篇，岂么麽余子所能梦到”！
这是从艺术成就上对《红楼梦》的高度肯定。两方面的肯定都有其偏激之处，
但同样具有合理内核。
他是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者,也是一位卓越的人口理论家。在日本,他一面与孙中山、秋瑾、陈天华等革命党人广泛接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一面认真总结历史,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人口理论。他指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妾成群,一共生了120个儿子,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笑柄。进化论者达尔文明知近亲繁殖贻害无穷,却未能战胜自我,与青梅竹马的表姐结了婚。自然法则不可抗拒,惩罚了这位科学巨匠。达尔文的10个孩子,3个夭折,7个痴呆。他经常到日本的车站、码头、工厂和农村考察,访问了很多被迫背井离乡的华工,见一个个骨肉同胞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被洋人斥为“东亚病夫”,感到汗颜。他下定决心,立志要为祖国繁荣昌盛、人们生育有序而奔走呼号。
武昌起义的枪炮声，震落了中国最后一顶封建王冠。1912年2月13日,隆裕皇太后代表6岁的溥仪皇帝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长达268年之久的清王朝宣告灭亡。他欣喜若狂,匆忙打点行装,回到了阔别9年的祖国,重操旧业,仍然活跃于报界,任《太平洋日报》编辑。1912年在该报著文提倡计划生育,文中说:“中国欲强盛,当自限制生殖始。盖生殖繁,则教养艰,夭折者不知其数,流离困顿,惨苦万状,何如不生之为愈乎!”继到北京,任《民主报》主笔。后因病南归。1913年5月在上海病逝,终年54岁。有《蜕翁诗词刊存》7卷及文集1卷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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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1896年的《苏报》，本是上海一家不知名的报纸，由一个名叫胡璋的人主持，由胡璋的日本妻子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出报之后，销路不好，直到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陈范，江西铅山知县，因处理民教纠纷不力被朝廷革职，而他的哥哥则因戊戌年间的维新之事“被判永远监禁”。陈知县一怒之下把《苏报》买了下来，这张报纸从此由倾向保皇变法转而鼓吹革命。至1902年，《苏报》几乎成为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的机关报，章士钊、章太炎、蔡元培是主要撰稿人。
一张报纸的舆论之所以演变成一桩朝廷过问的案子，始自《苏报》为愈演愈烈的学潮欢呼。《苏报》开设“学界风潮”专栏，供稿最多的是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成立爱国学社的最初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国民”。然而因为《苏报》连篇累牍的鼓动，爱国学社很快便成为一个反对清廷的舆论中心。学社散布各种布告，甚至成立了由学生组成的义勇队，义勇队早晚操练不止，大有揭竿而起的意思。更为严重的是，《苏报》连载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二者反满措辞之激扬可谓史无前例。
由于《苏报》注册于租界内，慑于洋人的威严，两江总督魏光焘求助上海道袁树勋，决定以大清国政府的名义向租界公审会堂提出诉讼。1903年6月29日，工部局派出巡捕到《苏报》报馆捉走账房程吉甫，第二天又到爱国学社挨个查问，章太炎见此情景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巡捕“遂将他戴上手铐捉去”。
邹容和章太炎被捕后，清廷立即与工部局交涉，企图将他们“引渡”到租界外，然后严刑逼供就地处死。但是，外国领事们迫于舆论的压力，以不能违反“治外法权”和“保护政治犯”为由，坚持要在租界内进行审理。清廷万般无奈，只有聘请律师控诉《苏报》——大清朝廷在自己的国土上，向外国人享有专权的法庭起诉自己的子民，乃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