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政部的《社会与公益》杂志2011年第9期特别策划 《计划生育，该松绑了！》
策划/张弦 执行/张弦 缪庆 钟雯君
8月16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总后勤部卫生部、全国妇联等六部门联合召开全国集中整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在2006年底就已经提出打击“两非”，为何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严峻形势迟迟难以扭转？为何国人的生育意愿似乎未能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今年7月11日，第22个世界人口日，有两条新闻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是常住人口达1.043亿的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广东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二是在“2011年7?11世界人口日纪念大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说，我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人口大省提出申请想要合法地多生，最高计生主官重申维持现有生育政策。稍作联想就会发现其中的最大问题：面对现有三十年一成不变的僵化体制，地方政府已经在谋求破冰。第二胎要不要放开？现有政策能不能松绑？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看，中国老化速度是惊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经从1982年的4.9%上升到2010年的8.87%。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日本自1974年以后的低生育率水平直接导致其在九十年代劳动力短缺，加之老龄化程度严重，国家经济呈现出日暮之势。经济的衰退直接导致政治的不稳，首相频繁更换，民众的政治热情也开始向生存转向。另一厢，印度1991年开始经济改革，劳动力保持高速涨势，2027年将超过10亿。摩根士丹利认为印度经济增长率2013年超中国。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德华从人口结构分析，认为印度将超过中国，而中国永远赶不上美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剧和新生劳动力资源萎缩的矛盾，引发了人们对人口结构和用工荒、人口红利、社会养老保障及国家安全等问题的忧虑和探讨。
还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中国农村老年化程度远远高于城市。年轻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农村成了老弱病残的基地。农村生育率高，但生产出的人口却在帮城市人口养老，这无疑是城市对农村的一种人口资源掠夺。在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看来，虽然短期内能吸收大量外来年轻人缴纳社保缓解上海的问题，却并不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因为现在这批人也有老去的一天，而这已不是社会保险的变革所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某种意义上的人口学的问题。这意味着，在发达的城市地区，推动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资源可能会急剧萎缩，导致城市未来发展动力不足。而在广大农村地域，出于实际生产的需要，独生子女家庭可能会因为缺乏劳动力而面临更大的生存风险。
计划生育，是时候该松松绑了。
有一种罪犯叫“人口学家”——易富贤
《社会与公益》：从官方数据来看，计划生育自1971年全面开展至今，有效地控制了中国总和生育率。您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历史上有没有过存在的合理性？
易富贤：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泰国的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一致，生育率从1970年的5.44下降到1980年的3.48、1990年的2.27、2000年的1.84，现在不到1.6。印度社会发展比中国落后近20年，但生育率也从1970年的5.77下降到1990年的3.8、2000年的3.0，现在只有2.6。因此，假如中国当初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自发下降。事实上中国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到1973年计划生育才在全国全面展开，但生育率已经在经济的驱动下从1971年5.8降低到1973年的4.5。如果当初没有实行计划生育，那么中国现在人口结构（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更为合理，经济潜力更大。
《社会与公益》：您说过，“中国人口高峰连13.1亿都达不到——有一种罪犯叫人口学家！”，在被普及的人口观中，人口少意味着资源消耗少，低生育率意味着低能耗，控制人口生育犯了哪些“罪”？
易富贤：把人当成猪羊圈养，草料永远都不够！把人当人待，人有无限的创造力！人口资源才是第一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优势资源。人是“本”，能够将“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资源”（氮肥、太阳能），这种新资源的增加是“乘法”地增加的，而人口本身对现有资源的消耗却只是“加法”地增加。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不断将“非资源”（比如过去的煤和石油）变成“资源”的过程，生活水平也因此不断提高。人是“本”，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不用说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即使3亿甚至几千万，要想保证现有的生活质量，现有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不过是多维持几十年、上百年罢了。要从全球化角度看待资源，即使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留着资源给其他国家，也不过多用几十年。因此人类要存在和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依赖于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包括可再生资源），而科技进步依赖于足够数量、合理结构的人口。减少人口意味着减少今后的新资源。因此要提高人均资源，不能靠减少人口，而只能依靠科技创新。低生育率意味着中国人口资源在不断萎缩，过度降低生育当然是对人类文明的犯罪。
人既能破坏环境，更能改善环境。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伦敦长期被工业烟雾所笼罩，但是现在伦敦的空气比16世纪还要洁净。日本过去也存在环境问题，但是现在到处绿油油的。德国环保界曾经认为人口导致环境污染，但是现在已经转变观念，认为人口能够改善环境。柏林工业大学的环境学教授Johannes Kuchler对我说他将与中国环保界交流德国环保界的新观点。英国肯特大学Frank Furedi教授强烈抨击靠计划生育搞环保的观点。他说，人类的生命永远都应当是“宝贵的、特殊的”；但是，在消极论者眼中，新生命被贬值成了“污染物”。他反讥道：要是人类完全消亡了，全球变暖的危机岂不是就彻底解决了？
《社会与公益》：超生就会受处罚，“因超生受处罚致贫”与“因超生受处罚返贫”的个例比比皆是，现在超生罚款已经被社会抚养费所取代，然而收费标准多达几个，几万、几十万、上百万都不是新闻。您如何看待社会抚养费？
易富贤：社会抚养费其实仍然是罚款，因为并没有用来扶养孩子。有暴利就有暴力，正是因为社会抚养费有利可图，才导致基层政府抓计划生育非常积极，引发了很多恶性事件，激化了干群矛盾，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停止计划生育、废除社会抚养费，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也是最大的民心工程。
《社会与公益》：目前各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很多，声音不一，计划生育政策能否取消还是未知数，作为放开生育管理的坚决支持者，您为何坚决反对实行二胎政策作为过渡？
易富贤：人口学家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补偿性高峰，是因为几十年的教育已经将人口负担论牢牢地深植入他们的脑海。他们希望通过二胎过渡方案将这个高峰过渡掉。但既然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那么补偿性高峰越高越好。如果通过过渡方案将补偿性高峰过渡掉，民族的希望也被过渡掉。对待补偿性出生高峰的态度，反映出不同的人口观和历史观。从“人口负担论”角度看，放开二胎就足以控制人口了；但是从“人口资源论”角度看，放开二胎不足以维持人口的持续发展。
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7，稳定几年后将与台湾地区和韩国当年那样快速下降到1.0。并且中国育龄妇女人数在2011年达到顶峰后将快速下降。20-29岁妇女将在2011年1.02亿的基础上快速下降到2025年的0.62亿。这就意味着即便中国生育率能够稳定在目前的水平，每年出生人口仍将由目前的1480万左右下降到2025年的900万左右，而那时每年将死亡1300多万。而依照韩国和台湾的情况看，中国如果仅仅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2025年生育率也只有1.12，只出生800万人口。
一战后法国年出生人口是战前2.18倍，德国是战前的1.78倍。二战后法国年出生人口是战前的1.67倍。日本1947年出生人口是1946年的1.7倍。当年的出生高峰奠定了这些国家此后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如果年出生人口由目前的1500万增加到2550（1500×1.7=2550），就近期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长远来说却将是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
我最近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完成了一篇长篇预测文章，发现即便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出生人口也很难达到2000万，低于中国1980年代后期水平（2500万）和印度现在的水平（2700万），中国总人口高峰也达不到14亿，然后还是会快速减少。当务之急是尽快停止计划生育并及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以遏制生育率的下滑。可以说，停止计划生育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将决定中国今后上百年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易富贤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著有《大国空巢》等）
这些反思，你不得不看
我们主张继续严格实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实现我国人口的先控制后减少，达到适度人口规模。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中国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是人口数量过大，必须控制生育率。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每当想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与中国的人口和资源及环境等状况的巨大反差，中国人口数量问题心头就总是感到沉重地压抑。中国理想的人口数量长远目标应该确定为：第一步，100年后应力求降到8亿并力争更低的水平；第二步，200年后降到3亿左右的水平。3亿左右的数量是中国人口最佳的数量模式。
——李小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地球上的现有资源、能源能否支撑和保障中国的现代化？几十年以后的新资源、新能源，那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考虑问题，不能把宝压在这个未知数上，而只能是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现阶段国际国内资源、能源供给的压力，事实上已经非常大了。而从这个实际出发，我们就必须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以使我国的人口增长得到应有的控制。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三步走”战略和相应的政策选择是：第一步，把高生育率降下来，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1992年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标志着这一步已经完成。第二步，稳定低生育水平，直至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同时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结构的合理调整。这一步预计2030年前后可以实现。第三步，零增长以后，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将呈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资源、环境状况，作出理想的适度人口抉择。这样理想的适度人口是全方位的，不仅数量是适当的，而且素质是比较高的，年龄、性别等的结构也是合理的。这一步是人口零增长以后的事情，现在能做到的是走好第二步，为第三步战略的实施创造条件。如何走好第二步？其指导思想和基本点，可表述为：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促进“控制”、“提高”、“调整”协调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田雪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30年前国家限制生育权的理由是单一的经济分析，没有从人权、法治的角度来考虑过限制公民自由权利这个严肃的问题。在执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出现无数非法治、反人权、不人道的事件，消极影响远超其他不良的制度。立法理由不当会产出恶法，制度过时不改更会变成恶法。
——孙笑侠(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原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
按市场经济规律来说，任何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体现最明显的就是计划生育。为什么80、90后的孩子不好管，就是因为独生子女的政策垄断了作为孩子的市场。所以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和他分遗产，于是就有了“药家鑫”。
——任志强 （华远地产董事长）
我的建议是计划生育实行家庭生育自愿计划。同时建议实行生育问题上的国民待遇，实现城乡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地域之间公民生育权的平等性。
——梅志罡（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
无论从个人，国家，全世界的立场看，都应该废除计划生育。
——茅于轼（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把自由生育权归还给老百姓！
——梁中堂（原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人口学家）
我国人口的增长在上世纪末就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在生育率已经接近极低水平的时候，处罚“超生”家庭与人口的正常发展是矛盾的。为了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福利和权益与家庭的幸福，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改变现有的生育政策！时代在改变，人们对传统的家庭、婚姻和生育制度的价值观也在改变，再过几年我国必须采取鼓励生育和保护儿童和妇女的社会福利政策才可能阻止生育率继续下降。
——游允中（原联合国统计司副司长，主管人口和社会统计工作）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于我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从短期看，犹如急功近利的“杀鸡取卵”；从长远看，则是“断子绝孙”的“自毁长城”。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时代已经终结，以鼓励调节人口结构的后计划生育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已经被延误了，若再不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废除现行计划生育这不和谐之源，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口学教授）
还权于民就是造福于民。在意愿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之后，中国更需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来确保未来希望，重点在适度生育、平衡结构和投资人口，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后计生时代，中国需要人口发展家庭计划和社会计划的完美结合：家庭和夫妇在社会性别平等和优婚优孕优生的指引下有自由且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数和间隔的权利；而国家和政府则有正确引导、贴心关怀、优质服务和制度保障的义务。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三十年严控人口政策的得失，历史自有公论。当务之急是政府信守三十年为期的承诺，并审时度势，认清国情和世界大势的变化，及时鼓励生育。
——潘维（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30年独生子女政策，已经给中华民族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继续下去将会造成越来越大的灾难。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尽早结束这一灾难性政策。
——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
计划要适应变化，人口政策应审时度势；生育关乎个人、家庭、国家命运，主事者要有敬畏之心。面对目前人口的新局面，现在人口政策调整应该已是迫在眉睫！
——李红刚（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1999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已有1.67亿老年人，其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新修订的老年法草案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80后小夫妻们到他爸家过年？还是到她爸家过年？不说路途遥远、火车票难买、飞机票太贵，就是经济无忧也分身乏术时间有限。中国老年人孤寂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常回家看看”的法律能解决社会问题？还是鼓励人们早生孩子多生孩子吧！未来国家的竞争、城市的竞争，根本就是人力资源的竞争！
——童大焕（资深时评人，中国青年报编辑）
生育政策众说纷纭，应允许充分讨论。讨论的同时,不妨碍育龄夫妇行使基本人权——生育自由权。
——曹思源（北京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强行限制国民的生育权利正导致年龄结构失调、男女比例失调，必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控制人口增长可以采用不损害国民权利的办法，例如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已经不得不鼓励生育了。
——丁力（《经济观察报》高级编辑，《地缘大战略》作者）
计划生育同计划经济时代的意识形态遗产有关。所谓计划经济（短缺经济）乃生产力水平处温饱线之下，以争温饱为战略目标的经济形态。显然，以争温饱为奋斗目标的经济社会愿景下是难以形成今天的价值诉求定位的。因而，在那种理念平台上，制定出强制计生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必然带有非科学以至部分“伪科学”的成分。
——管益忻（《经济学家周报》主编、中央军委办公厅原理论秘书、中国决策科学院院长）
生育权是先于国家和法律而发生的基本人权，与生俱来、神圣而不可剥夺。保障自由生育权是保障人权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计划生育三十年来对国家、民族、公民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早日废除计划生育政策，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
——贾葭（专栏作家，曾任职新华社《嘹望东方周刊》、《凤凰周刊》等 ）
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正式实施了多年的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规定，应该立即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现行的有关计生政策和法规，早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一剂“毒药”，尽管对此众多国人不以为然，但事实的确如此。
——罗竖一 (中华建筑报原主编、光明网评论员)
独生子女政策实行30余年，暴露出诸如性别比严重失衡、养老负担难以承担等问题，而且其执行成本更是大的惊人。当初短短数月作出的决策，却用了30余年的实践和学术论证来调整，且至今未果。当前，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演变成为一种不文明的甚至是野蛮执行的公共政策，主要发生在基层；与此同时，基层中小学因生源不足而大量撤并，昔日的教育场所纷纷成为养猪场、工厂等，实在是令人费解。
——王钰鑫（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会主席）
如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成为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储蓄率下降会推低贸易顺差。影响确实是多方面的。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计划生育是适时调整实行合适的计划，为什么决策系统不作为？我们希望尽快听到中央政府负责任的直面问题的系统解答？
——夏骏CCTV《新闻调查》制片人）（《中华遗产》主编，曾任《河殇》编导，
（编辑整理过程中对部分重叠内容略有删节，敬请有关人士谅解）
计生代价何其沉重
文/叶廷芳
就我个人愿望说，如果我国今天的人口能够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5亿水平而又不付出任何重大代价，我将谢天谢地，叫我向谁磕头下跪我都愿意！问题是：自然法则不允许我们一厢情愿！
两个自然
人类生存始终与两个自然不能分离，一个是外在的自然，即大自然；一个是内在的自然，即人自身的本体自然。外在的自然属于物质的自然，内在的自然，属于精神的自然。自然者，天然也。须知，“天”（人的内在世界也属于它的范畴）也是有灵性的。这个“灵性”并不玄妙，它就是宇宙万物运行的固有规律，是不可随意触犯的，触犯了，就会引起“天”怒，受到惩罚。
中国自从上世纪40年代末结束内战以来，在十分贫穷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面对近亿人口缺吃少穿，当时的当政者顾不上考虑生态保护问题，而且当时也不可能产生那种意识，甚至直到90年代前期，有的省市负责人在讨论本地区经济建设规划时还宣称：“环境污染问题到21世纪再去考虑！”但正是从那时起，随着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国际环保峰会的召开，国内的环保意识也开始觉醒，民间出现了自发的绿色环保组织，官方建立起了政府性的环保机构，忍痛关、停了大批的构成污染源的生产单位，特别是长江洪水的爆发，刺激了我们的环保意识更大程度的觉醒，促使我们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代价，偿还愧欠大自然的孽债，终于导致“三退”（即“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方针的出台和诸如“首钢”这样超大工程的搬迁，表明我国对于环保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上下都取得了共识。
比起我们对“外在自然”受到破坏的切肤之痛，我们对“内在自然”即“精神生态”的自在性的认识则要迟钝得多，基本上还是个盲区。这突出表现在我国近30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长期坚持中未能尊重这个自然。而且在这样一个以“人”为中心的重大问题上，我国的人文科学始终缺席！这说明了什么？
我国奉为“国策”的计生政策是以“一对夫妇生一胎”的硬性规定为核心的。它在约占全国人口95%的汉族家庭中推行。尽管近年来有所微调，但它的基本格局和精神并没有改变，尽管“科学决策”、“以人为本”的口号提出和强调已经多年，决策层对这一依靠权力强行推行的给亿万群众带来迷惘和痛苦的重大决策迄今未见有过反思。人们只热衷于从一头，即如何“减少”这一头思考问题，津津乐道“减少四个亿”的成绩，却从不提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特别是触犯人的精神生态的固有规律，从而损害人的精神人格，以致危及民族精神健康的、无可估量的“软代价”！
人的成长环境的自然
从中学课本里我们就开始懂得，处于自然状态的哺乳动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野生动物”一般都有族群意识和族群关系，这是它们生存的自然原生态的核心，一旦遭到入侵或破坏，它们就会拼死反抗，不仅是灵长类动物，连狼也不例外。这种现象在人类这里主要表现为家庭和家族的血统关系。在这种自然生态环境中，兄弟姐妹之间不同性别、性格和性情必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摩擦、磨合及至互相调济、圆融，有利于养成合群意识和集体意识；大龄儿童对低龄儿童还会起某种自发的启蒙作用。在这样的天然乐园中兄弟姐妹们建立起了“手足情”。一个人童年时期有没有这个经历是不一样的，这必然影响着一个人未来精神人格的形成。无怪乎朱镕基总理2000年访问日本期间，一次在和日本记者筑紫哲也对话时，千叶县一位五年级小学生通过记者问：“为什么中国每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小孩？会不会寂寞？”这个小孩子的提问可以说喊出了亿万中国小朋友的心声！
你也许会反驳说：在独生子女情况下，孩子可以得到父母更多的爱。没错！父母会把多子女的爱集中在这唯一的“宝贝疙瘩”身上。然而这种转移性的堆积型的爱是溶解性的，它属于刚才提及的“宠爱”范畴。它固然能让孩子得到父母更多的温暖和甜蜜，但它弥补不了孩子从兄弟姐妹的玩乐中获得的天然的欢乐，而且这种宠爱多半属于溺爱，其消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容易诱发孩子天性中的惰性，消蚀孩子天性中的斗志，助长孩子的慵懒和骄纵倾向。因此独生子女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未来精神人格的生成是不利的。难怪，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小皇帝”这一指称独生子女的雅号一经出现，就立刻不胫而走，人们――包括独生子女的父母――一边发出会心的微笑，一边皱着眉头接受对小宝宝的这一幽默的戏称。为什么要“皱着眉头”呢？“小皇帝”是唯我独尊的同义语啊！一个国家的国民在儿时就具有了唯我独尊的君主的特征，那不叫人忧虑吗？这正是失去了孩子赖以成长的兄弟姐妹的原生态家庭环境以后，人的正常精神生态遭到破坏的严重信号。
人的伦理关系的自然
人的情感分“大爱”和“小爱”。大爱包括人类意识、民族感情和社会关怀；小爱包括亲情、爱情和友情。而在“亲情”这一层面则有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和兄弟之情，属于家庭关系，这是核心层，一般叫“直系层”。外延一圈是“近亲层”，属于“家族关系”，包括叔叔、伯伯、姑姑、姨姨、舅舅、表兄、表妹、堂兄、堂妹等类别。再往外就是“远亲层”了。但是这个情感系统是以一个拥有兄弟姐妹的天然家庭关系为基础的。现在随着兄弟姐妹的被取消，这个情感系统的丰富性就缺三少五了！好比一幢房屋，经过“瘦身”，尽管柱子、栋梁等主要构件还在，但某些缘木和檩条没有了！则这幢房屋的结构的完整性和牢固性必然受到损害。由于伦理关系的缺失，人的情感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就会变得单调，细腻性缺乏，敏感度降低，因而明达事理的能力变弱，这意味着人的精神生态失去平衡，导致人性变异。
家庭兴旺与家庭结构的自然
如果没有过分的人为干预，一个正常家庭，不管是三代同堂，还是四世同堂，其成员结构应该是宝塔形的，即父辈大于祖辈，孙辈大于父辈。这样的家庭，由于中年以下的成员占多数，家庭必然充满活力和朝气，呈现兴旺景象。然而如今的现状是，这个固有的自然家庭结构被颠倒过来了，变成“四二一”的锥形，衰老的一代变成了多数！这一非自然的现象带来的弊端，从一个人文学者的眼光去看，首先还不在于这个家庭骨干所承受的过重的经济和劳务压力，而在于这个家庭缺乏足够的朝气或者说“兴旺气象”，而这样的家庭气氛对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和精神人格的形成是不利的！
社会活力与社会人口结构的自然
家庭结构倒挂的模式，相当程度上映现了我国社会人口结构的走向。在这里社会与家庭一样，从自然走向异常。目前我国老龄化倾向的形成速度与规模，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高度关注。与上述阐述的理由一样，作为人文学者，笔者首先看到的是，在我国，老龄化的急剧形成与青壮年劳力的相应减少是同时而反向进行的。据经济学家估算，如果我国的现行计生政策坚持不变，那么仅从2012年至2022年这10年间，我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减少一个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到那时我国社会活力将明显减退。社会活力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国民赖以焕发朝气、积极进取的无形资源。社会活力减退这一趋向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造成明显的制约，我国国防的后备力量也势将相应受到牵制，我国的人文生态也会受到消极影响。至于过早过快形成的“老龄化”后果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压力，许多有关专家已经分析得相当透彻了，无须赘述。
性别比的自然
在一个不存在性别歧视的社会里，人们生男生女是听其自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中的男女性别比例基本上是合乎规律的，保持在100:103左右，学界把“自然”的红线钉在107。中国的国民，首先是乡村中的农民，长期受封建意识的影响，重男轻女，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溺婴与歧视性堕胎现象严重，导致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调，据2007年的抽样调查统计达到120，也曾有过123 的数据，成为违背自然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一现象意味着我国有将近1/5的男性公民求偶陷入绝望。他们因此而心情焦虑、情绪烦躁，这势必影响他的人格完善和精神情操的追求，有的甚至在性饥渴的驱使下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给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我们如何应对呢？已经紧迫地提到我们的面前。
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必要性及其警戒线
上面谈到诸多自然，主要是人的内在自然，即“精神生态的自在性”这一自然。凡属自然的东西，都有它固有的法则，都具有“神”的至尊和威严，是不可随便冒犯的，否则必受报复。但人类为了眼前的生存，有时不得不明知故犯，例如废气排放，例如塑料成灾，等等（这里暂且不提诸如细菌武器、化学武器、原子武器等等这样一些犯罪性试验）。在人口问题上也是如此。由于人类不受“食物链”约束，如人口任其无限增长，势必使地球不堪重负，只能由人类自身进行控制。但控制的力度必须在科学还能勉强允许的前提下，理智地加以掌握，不得跨越自然最大容忍度的警戒线。二次大战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医学的发展，人口普遍增长很快，尤其在那些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非洲、亚洲。以亚洲而论，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人口普遍膨胀，许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日本、台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印度、中国等，至6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一般都达到5以上，约等于现在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2.7）的一倍！故从这时候起，除中国外，这些国家赶紧采取节制人口过快发展的断然措施。不过这些国家倒也没有走极端，都没有强行规定一对夫妇只许生一胎。当时新加坡的口号是：“两个就够了！”台湾的口号是“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看来，两胎就是国际约定俗成的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警戒线”。从实践看，是行之有效的，因而是比较科学的。例如韩国，从1962年开始实行二胎政策，至1995年生育率即从原来的5.5降到1.65，低于更替水平，第二年赶紧叫停。新加坡更快，至1977年，生育率即从1963年的5.1降到1.82，80年代就转为鼓励生育了！台湾至1984年，其生育率即从1963年的5.47降到更替水平以下，5年后，即1989年就改为“三个不嫌多”了！伊朗起步较晚，1989年才开始提倡二胎，但不禁止三胎，至2006年，即不到20年，其生育率就从1990年的5.3降到1.7了！越南也晚，1988年才开始实行二胎计划，到现在也从原来的3.8，降到现在的1.8了。（以上资料根据香港《财经文摘》2009年第7期）
我国五六十年代对人口膨胀采取与上述国家相反的态度，错失良机。但从70年起，可能受到周边国家的启悟，也开始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口号。在当时情况下，这个口号是必要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十年后即1980年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即降至2.4，接近更替水平。
据统计，30年来，我国已经有一亿独生子女先后出生，在各级学校占了很大的比重，此外还有一部分已经走上工作岗位。他们的各种表现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甚至包括计生委本身。最近一项由计生委牵头、联合中央各有关部门共同实施的“青少年健康人格工程”正在启动。笔者有幸聆听了国家人口与计生委等部门联合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报告，其中指出：“大量调查研究表明，过去一二十年里，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下滑（浓墨为笔者所加），普遍存在人格缺失现象，独生子女尤为明显。”又说：“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加之溺爱和教育缺失，使独生子女在自主能力、适应能力、责任意识、进取意识、感恩意识、吃苦耐劳等方面表现出更多的人格缺陷。”
会上还分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独生子女调查研究的材料，学者们的结论与上述观点是一致的，认为独生子女普遍存在着孤独感、依赖性强、感恩意识差、责任意识欠缺、性格脆弱、道德弱化等人格缺陷。美国心理学家G?哈尔也认为：“独生子女本身就是一种病态。”并且多数美国人认为独生子女适应不良、自我为中心、固执等个性缺陷。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存在较重的心理问题的学生中，独生子女均高于非独生子女。”难怪，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对16所大学生10年中退学的原因分析发现，1982年以前，主要为传染性疾病，而1982年以后则为精神障碍。那就是说，以前多为生理疾病，现在多为精神疾病。可见独生子女的“内在自然”被破坏了！
内在自然的破坏也就是人的精神生态的自在性受到干扰或侵犯，平衡被打破了！“干扰”因素就是我们没有尊重生育规律的自然法则，这同我们在向大自然索取的时候，不尊重其生态平衡的神圣性是一样的。这样做对青少年的健康和健全的精神人格的形成必然产生负面影响。
“成绩”与代价：孰赢孰亏？
“减少四个亿”，是花多少代价换来的，花的是什么样的代价？是“硬代价”，还是“软代价”？如果是“硬代价”，则不管多大的天文数字，我都会不置一词；但如果是“软代价”，那么即使掉脑袋我也不会沉默。因为，二者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事情。打个比方说，前者伤及的是人的皮肤，外伤而已，后者伤及的则是人的精髓，内伤啊！只是一时看不见，摸不着，你就若无其事。其实这无异于慢性吸毒，会导致永劫不复的后果的！这是一。
其次，上面说过，为一味追求超低生育率的“硬指标”，不惜跨越“违法”（违背自然之法）的警戒线，不顾多数群众的不满或不理解，牵牛抬猪、毁粱砸屋，甚至还有逼疯逼死的，从而引起众怒。为此而导致的群体反抗事件亦时有所闻。从某些农村张贴的标语口号，你也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宁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该流不流，扒房牵牛！”……我曾听到过一个远房侄孙谈及他儿时的一段经历：他跟随他为当地乡政府烧饭的母亲一起住在乡政府。夜间常被院子里凯旋式的喧闹声惊醒，第二天早晨一看：院子里堆满了门板桌椅猪啊牛啊等“战利品”……我想，这样的“战利品”全国加起来恐怕也不少于4亿件吧？你想过没有，这看得见的4亿战利品加上你那看不见的“4个亿”的战利品导致了多少善良的群众与党的亲缘关系的疏离，消耗了执政党的多少威信啊！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而且是高层的）慨叹每天“如履薄冰”（笔者亲耳听到），唯恐什么地方又会突然发生什么事件。这跟“软代价”的超支没有直接间接关系吗？
拿国民精神人格的缺失、民族精神健康的衰退以及执政党信誉的超支等等这样巨大的“软代价”换取超低生育率的“硬指标”，孰功孰过？（本文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计划生育：向左走？向右看？
1980年9月25日，《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30年中,出生了人口六亿多,除去死亡,净增四亿三千多万人。人口增长得这样快,使全国人民在吃饭、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就业等方面,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使整个国家很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公开信》坦诚道出人口过快增长给国家给民生带来的严重困难；但同时也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而去年，正是全面深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30周年。
时隔30年的今天，第一代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孩子已成年并走上社会。据统计，这项国策已经帮助中国减少了至少4亿人的人口增长。但是与此同时，这一代人却面对着不断增加的养老压力。而大大小小的企业，也开始面临人手短缺的窘境。2011年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这次集体学习是以4月28日刚刚结束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为背景。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登记的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在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在性别构成中，男女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51.27%和48.73%。短时间内，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短缺、性别比改变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强烈的关注。各方开始大范围的反思计划生育，就是否有必要停止计划生育展开激烈讨论。
人口数量之盲：
新中国人口的第一次增长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人口增长不完全一样。各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953年到1957年为2.35%；1958年到1962年为0.8%；1963到1965三年调整时期为2.5%；1966年到1970年为2.58%；1971年到1975年为2.16%；1976年到1980年为1.32%；1981年到1985年为1.27%；1986年到1990年为1.245%；1991年至1995年为1.2%。从各时期的情况来看，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人口增长率最低，只有0.8%；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到1970年增长率最高，达到2.58%。“中国人口在停滞了一百多年后，于1949年后再次快速增长，由1949年的5.4亿增加到1959年的6.6亿，1970年的8.25亿，1976年的9.33亿，再到1980年的9.87亿。一些人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并不假思索将人口问题归到毛泽东身上，‘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广为流传”，《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说。
为什么建国之初人口涨势如此凶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是因为“错批马寅初”的说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口第一次增长高峰为1952—1957年，是在马寅初遭无辜批判之前。马寅初遭到批判后几年，中国人口是负增长。我国人口第二个增长高峰为1962—1967年，这时中央已明确支持节育，这期间人口的增长与批马寅初的浪潮无关。因此，把中国人口过快增长说成是‘错批一人’的结果，在时间顺序上讲不通。对人口增长直接施加影响的是人口政策，当时的人口政策并没有因批马寅初而改变，仅凭人口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不考察当时的人口政策，就断言理论界错批一人，从而误增三亿人口，在逻辑上也不成立。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对马寅初的批判始于1957年10月，1959年达到高潮，当时我国人口是6.59亿（1958年数据）。对马寅初平反是1979年6月，我国人口为9.69亿（1979年数据）。历时22年，人口增加了3.1亿。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全国人口要继续增长几十年，把22年间增加的所有人口都定为‘误增’，是不了解人口增长规律和人口统计学。”
1949年，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艾奇逊“中国人口压力论”提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八十年代，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被一些人认为是毛泽东主张人口越多越好、鼓励生育的主要根据，但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梁中堂认为“其实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只是为了消除艾奇逊言论的负面影响，并不表示真的鼓励生育。”
数据的力量不言而喻。中国大陆人口由1950年的5.52亿增加到1980年的9.87亿，增加1.79倍；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从798万增加到1785万，增加2.24倍；1950年中国人口为5.52亿，全球25.2亿，中国占全球的21.9%，1980年中国人口为9.87亿，全球44亿，中国人口占全球的22.4%。数据还显示，我国1949年至1971年，这期间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一直维持在23%左右。易富贤说，“说明中国人口增长与全球同步，中国怪毛泽东，那么全球怪谁？”
我国人口增长快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自然层面因素的影响，比如我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大多数地方适宜生育，如果地理环境不宜生育，让她任意生，生了给他发奖金，她也生不出来。像瑞典那样的国家，不实行计划生育，它的人口增长也很慢；也有来自社会层面的因素：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人均寿命由解放前的35岁提高到69岁；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消灭了瘟疫病流行；国家的统一，没有内战，国家的强大，没有外敌入侵，保持了五十年的和平时期。这三点是我国人口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从1840年到1949年，109年里，我国人口只增加了1.5亿（那时没有搞计划生育），而新中国成立50年来就增加了7亿多（从1956年1月就开始提倡计划生育）。50年增长数是109年增长的5倍多。原因就在于那109年里，内战外战不断，战争中伤亡人数多；人民的生活困难，人均寿命只有35岁，人们常说人生70古来稀；瘟疫流行，仅麻疹、天花两种流行病，每年就夺去很多婴幼儿的生命。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限制，人们文化科学水平低和落后的传统思想引起的落后思想，即：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情愿跟着要饭的儿，也不跟着做官的女。因此，人们千方百计要生个男孩儿，这对实现计划生育的阻力很大。这当中还存在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在广大农村仍然需要男性作为劳动力和顶梁柱。另外，在广大农村如果都是独生子女，孙辈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夫妇俩就要负担15个人的生活（夫妇二人加一个娃娃共三人，再加双方的父母共四人、外公外婆四人、爷爷奶奶四人），在现有经济条件下，这是不堪重负的。由于这两个原因，在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阻力就更大。学者罗兴廉说，“这不是毛泽东说要计划生育人们就计划生育，也不是马寅初说要计划生育人们就计划生育。现在城市里基本上做到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不论男女），在广大农村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到。现在（注意是现在不是过去）广东省有一个村，一对夫妇生四个子女的是少数，四个以上是多数，有几家人达十个之多。在许多农村生一个是少数，在一些地方还认为生一个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妇女之间吵架，多生的妇女骂少生的妇女没有本事，不能生二胎。”
但在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后，新中国遭遇的第一次生育高峰就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毛泽东于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到了1970年代，明确地提出控制人口数量增长。
计生之忙：
“该扎不扎，见了就抓”
1962年，国务院成立了毛泽东在1957年曾设想的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这个通知还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和技术工作。
1971年，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中央提出了人口控制规划，举办了十三省、市计划生育学习班，总结经验，积极推广。
1972年，国务院发文件正式指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要求妇女不要“早、密、多”生育子女。
1973年，国务院和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卫生部门设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县以下各级开始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或有分管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从1973年开始，人口发展列为国民经济计划。在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正式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这和马寅初《新人口论》中说的，允许生二胎，生第三胎要上税是一致的。
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参见1982年6月2日《人民日报》）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
1974年底，已届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强调了人口控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如果说六十年代是计划生育的试行阶段，那么七十年代则是计划生育的推行阶段。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77年净增人口从1971年的1950多万减少到1100万，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减少了3.1个千分点，揭开了我国人口工作新的一页（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计划生育[50－70年代]》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1976年12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自此，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走上顺利发展道路。1976年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71年的3.0%以上，降到1.991%，自然增长率由1971年的2.333%，降到1.266%。
计生口号响遍全国，则从侧面反映了各级部门计生工作之忙，力度之大。“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计划生育，丈夫有责”；“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形形色色的标语背后，由各有关部门强制规划、野蛮执行的闹剧频频上演，即便计生暴力是为中国法律所禁止的，即便政府规定实施计生政策有“七不准”，严禁使用暴力和其他不法手段推行计生政策。近来曝出的河南邓州调查计生委下发征收超生费指标事件，又使计划生育在不少地方担负地方财政敛财职能的面目为公众知晓。
叫停计生之茫：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计划生育有三大理论支柱。一是人口增长无限论；二是各种资源有限论；三是中国国情特殊论。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认为随着生活的改善和经济的增长，人口必然会无限膨胀下去，而地球上的资源都是通过亿万年的地质作用形成的，在人类历史时期不可再生，这样，人口越来越多，资源越用越少。而且我国三分之二是山地，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是沙漠半沙漠，因此有必要对人口进行控制。这就是世界上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的理论基础。
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9世纪初的40%下降到1950年的22%，随后30年稳定在22%。计划生育实施30年后的今天，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19%，其中，自1996年以来每年出生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11%。目前，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而扣除中国后的欠发达国家平均为3.1个。在已经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9年台湾与澳门总和生育率仅为1.0，香港也仅为1.1，连排世界倒数前三名。同时，到了新世纪，人们已经认识到，资源只要合理开发是可以持续利用的。
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人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人口政策更是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人口问题是一个事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们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人口结构、性别比例失调等诸多问题，我们即将面临的或许是 “未富先老”。人口政策是否真的走到了一个需要转折的拐点？在《公开信》发表30周年之际，2010年9月《经济观察报》组织了一场以“人口、人口结构和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研讨会。易富贤指出，“中国每年出生人口从1980年代后期的2500万左右下降到1996年之后的1300万左右，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是不稳定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不稳定，导致养老危机；性别结构不稳定，导致光棍危机；民族结构不稳定，可能导致民族矛盾。而美国和印度都有稳定的人口结构：美国是柱状人口结构，印度是正三角人口结构。”
“我们需要从人口的角度，认真地审视比较一下大国人口方面的变化趋势。中国在未来10年、20年间，面临着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加速老龄化、人口总量减少三大变化。毫不夸张地说，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正常人口的最大人口变化。与我们的追赶目标美国相比，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快于美国，但却没有像美国那样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与竞争对手印度相比，虽然目前我国人口占有优势，但未来劳动力人口剧减和加速老龄化会使我们的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大国实力的人口较量不是‘短跑’，也不是‘中长跑’，而是一场艰辛的‘马拉松’！单单从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比较上看，我们处在极为不利的境地，我们的大国实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有可能不仅追不上我们的目标——美国，而且有可能被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印度所赶超。”北京大学人口、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对未来并不乐观。
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鑫海说“如果将国家看作是一座大厦，那么最基层的就是人口安全。它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国防安全，一个是环境安全，他们共同支撑着屋顶——国土安全。”去年开始的大范围反思计生政策及呼吁停止计划生育的舆论，目前进入更加理性的状态，各方对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建议开始受到官方重视，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接受媒体专访称，广东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人口政策、人口安全何去何从？种种迹象表明，改变现有计生政策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
计生历程沉淀的悲喜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年以来，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大量计生暴力事件，强迫上环、结扎、堕胎、引产的事例层出不穷，尤其是农村。据北京大学法学硕士王鑫海调查，为了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许多农村地区配备了大量的正式、非正式的工作人员，一个人口五十万左右的县需要财政供养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常常超过一、两千人。这些人的开支全部转变成农民的负担，其中大部分的经费依靠计划生育罚款征收。如果出现计划外生育，相关负责的工作人员将被克扣工资并失去工作，因此他们经常采取暴力手段迫使农民怀孕检查、上环、结扎、堕胎……
强制堕胎
2009年，因为没有达到结婚年龄而未婚先孕的21岁浏阳姑娘刘丹做梦也没想到，她为生下这个暂时还没名份的后代会双双付出生命的代价。
刘丹和未婚夫宋青山是长沙浏阳市金刚镇金声中学的同学，2005年毕业后，由于家境都不是很好，所以都停止了各自的学业，外出打工。勤奋聪明又开朗的刘丹给宋青山留下了美好的印象。2006年，宋青山开始追求刘丹，两人在持续了2年的交往后，刘丹就怀上了孩子。因为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她也就只好先搬到了宋青山家住下来。
可是，2009年2月26日的傍晚，两台“面的”在金刚镇珊瑚村宋怀金家门口噶然而止，车上同时下来十几个人，这群人直接冲入刘丹的房间，在宋家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把刘丹强行架到车上。汽车直奔浏阳市计生委，这群人不顾刘丹声嘶力竭的哭喊，直接给刘丹注射了引产针，然后把刘丹强扣在了计划生育服务站。
第二天下午，刘丹开始出现产前预兆，下身开始流血，刘家人要求把刘丹送医院，但金刚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不同意，说是正常情况，并安排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直接处理接生。因为此前大瑶医院有检查结果显示：孕妇3月5日的预产期，血压偏高，而且羊水不清楚，不适合流产。虽然刘丹和双方家属也都拒绝在手术前签字，但当时在场的金刚镇计生办主任祁志强却坚称自己可以代表金刚镇政府签字，出了事由他负责。就这样，刘丹就直接推进了服务站的手术室。
当晚12点左右，死胎被生了下来。因为不让家人进门，刘丹的亲属没有一个人知道孩子的性别。凌晨三点，此时的刘丹已经很虚弱，下身开始不停地流血，医生一压她的肚子就是一大滩血。听到里面的声音不对，心急如焚的宋青山踹开了房门。只见地板上到处都是血，而且，刘丹开始七窍流血了……在刘丹家人的强烈要求下，对方才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浏阳市中心医院的医生赶来后，直接就地抢救，可惜回天无力，抢救进行了将近三小时，早上六点多，刘丹不甘心地永远闭上了她那双曾经美丽的双眼。
巨额罚款
由于掌握生育控制权，很多农村计划生育干部借机敛财，欺压百姓。巨额的社会抚养费、抢夺财产、殴打、抄家、不给上户口等等，超越人性底线的种种暴力计生事件不断上演。在农村，“三提六统”和农业税相继取消后，社会抚养费便成为乡政府和村委会的主要经济来源。为了经营好这一“产业”，许多乡村下指标定任务，放水养鱼、欺上瞒下，出现了计划生育越计划越多、社会抚养费越收越乱的局面……
只因为计划外“超生”一个孩子，一个原本生活小康的农民家庭陷入绝境，导致两人被捕，一人死亡，一个孩子失学。朱晓敏先生和王泽霞女士是安徽省含山县仙踪镇居民，他们是离婚后再婚，分别和前妻、前夫育有孩子。按照政策规定，他们不准生育孩子。但是考虑到再婚家庭的稳定和养老保障问题，他们于2005年11月生育了一个女孩。由于没有准生证，被征收了巨额社会抚养费。2006年6月6日，他们收到含山法院（2005）含法行执字第036号《案件执行通知书》总执行金额449，659元。这个数目，超过当年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的100倍。
征收如此高额的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朱晓敏在城市里从事家电维修工作，有一个小店，应当按照高标准征收罚款。有些政府公务员还认为，朱晓敏曾经积极为灾民、失学儿童、敬老院捐款，“有钱捐款，怎么没有钱罚款呢？”当事人朱晓敏于2006年8月25日被含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关押于看守所，并于9月1日，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正式批准逮捕。他的妻子王泽霞也因同罪同日批捕，于9月10日取保候审，朱晓敏一直不予取保候审。因本案，朱晓敏81岁的老母亲，终日以泪洗面。11月11日，终因悲愤过度、情绪紧张、血压升高离世。朱晓敏的女儿朱玉琳无人监护和失去经济来源失学。
事实上不仅仅是高额的社会抚养费让超生父母背上生活的重担。因为违反计划生育超生而被免除公职的不在少数。
当黄宏和宋丹丹在小品《超生游击队》里东躲西藏的时候，他们或许不会想到，整整二十年后，为“海南岛”和“吐鲁番”们公开讨说法的人会是一名大学副教授。2009年12月21日，43岁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和39岁的妻子生下第二个女儿。2010年4月，杨支柱因超生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学校给予其记过并解聘的处分。随后，北京海淀区计生委也开出了24万元的“社会抚养费”罚单。但是杨支柱认为超生需要缴纳的20多万元社会抚养费并不合理，拒绝缴纳，并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文明计生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已经多年，执行中令人感慨扼腕的故事，不可胜数。在一些农村，村头墙上的相关标语，可谓触目惊心；而在城市，则以户籍、工作岗位的管理，形成了严格政策执行的保障。虽然，某些地区的暴力执法让计划生育政策饱受诟病，但是仍有些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顺利，文明地执行，并引领群众转变生育观念，切实收到良好效果。
2004年6月1日，云南省玉溪市开始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给予“奖、优、免、补”，“奖”是对符合条件而自愿放弃再生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农业人口夫妻，给予1000元的一次性奖励及独生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奖学金”；“优”是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升学时给予加20分或10分优先录取；“免”是免去独生子女16周岁以前家庭所承担的农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补”是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父母年满60周岁以后，每人每年发给600元或700元的生活补助。
2008年，全市共有811户1539人享受一次性奖励金，12486名中小学生领到独生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奖学金”，有483名中考生、高考生享受到升学加分政策，3367人领到养老生活补助金，720人享受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特别补助。玉溪市红塔区春和镇中所1组的许玉珍从2006年办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以后，她家已经享受过一次性奖励1000元，今年11岁的儿子每学年有160元的教育奖学金。
玉溪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出这样一组数据：2004年6月1日以前农村人口累计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5450户，而从2004年6月1日至2008年9月30日新增办证25192户。通海县秀山镇大树村委会有76户独生子女家庭，而在2004年以前办理独生子女证的仅有11户。这其中有看到政策实惠而下决心放弃二孩生育的，也包括一些早就决定只生育一个孩子只是一直没办理独生子女证的。
有媒体评价“奖、优、免、补”政策既涵盖了农村群众生产、生活、生育三个方面，又综合服务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三代人，使带头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妇及其子女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奖励和优待，并为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做出了有益探索。
虽然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需要加以控制，但是，暴利执法一定不是达到控制人口目的唯一手段，反而会使计划生育政策为人所诟病；相反，依法行政，文明计生，同样能够达到相同的效果，并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诚信计生工作建立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把依法行政和基层群众自治结合起来，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通过利益引导和优质服务，扎实推进避孕节育方法的知情选择，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要我计生”到“我要计生”的转变，才能彻底改变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才能使人口数量在残忍的执法消失后不再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