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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展会结束后，我到百老汇电影中心买了一张31日晚观赏露天电影及现场音乐会的入场券，犒劳自己越来越疲倦的心。一路上不停接电话、打电话，尽是一地鸡毛的琐事。入场券每张一百元，不知是昂贵还是便宜。它之于我的意义总是更超值。我，因此可以暂时遁世两小时，逃到艺术的桃花源，隐身在生活的别处。何况是在我喜爱的百老汇电影中心，在它璀璨神秘的屋顶播放德国经典默片（无声电影），并邀请国内最棒的乐队现场演奏。它是否真有那么好呢？我不知道，只能去感受了才知道，不，就算感受了也未必知道。这正是学习的开始，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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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临时需要加班，我心急如焚，一走出公司就慌忙跳上出租车，赶到电影院已经过了七点半，所幸那天延迟一会儿才开场。当我乘着电梯来到屋顶，似乎感觉这是一场“高级文化”活动。现场非常多的外籍人士，原因之一是活动的主办方是歌德学院中国机构。现场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女士们似乎个个高雅，男士们则有教养。那是与《时尚家居》活动浮夸妖娆不一样的“文化气质”。无意中听到一个对话，某中国女孩对某外籍女士说：“你长得很像苏姗·桑塔格。”女士笑道：“我也很喜欢她。”我吓坏了。这里似乎是一个不经意遇到什么人都可能读过桑塔格的地方。如果有人问我桑塔格我会怎么谈论她？我发现我根本说不上来！我的记忆力太差，我只能回家翻书才能准确道出大卫·戴夫（桑塔格的儿子）曾这样形容他的母亲：“她那近乎虔敬地坚持从不错过一场音乐、一次展览、一出歌剧或一出芭蕾舞的态度对她而言是一种效忠严肃性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沉溺，是她作为一位作家的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品味，更不是一种瘾。”之所以想起这段话，是因为我猜测如果桑塔格在中国，或许也会不错过这场屋顶上的演奏会，这场被称为“来音合——无声电影与实验音乐系列”的活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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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老汇电影中心的屋顶可容纳几百人，现场布置了一些座椅，周围有天然草坪。观众按先来后到的原则随意落座，有人干脆坐在草地上，颇有点“原生态”意味。我不禁想起小时候村里放电影或唱大戏的情景，那种淳朴随意、不求精致的格调，搁在繁华的大城市现已成为一种文化趣味，也是现代化的无奈吧。我的旁边坐着一位男子，看样子也是一个人前来，带着和我一样的好奇心环顾周围人群，琢磨到场的家伙们属于哪一些人。屏幕旁边有一个专供乐队现场演奏的台子，笼罩着一层蓝色的荧光，如梦如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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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播放的无声电影是《柏林，大都市的交响乐》，现场乐队是爱父爱母三（FM3），演奏随着电影的开场而开始。我听着听着，感觉音乐风格有点英格玛的感觉，灵动，奇幻……我很想知道别人怎么看，想问问旁边那位男士是否也有同感，但我不敢问。我突然发现，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里好象就没有“社交”这一课。与陌生人搭讪、自我介绍、互相认识固然是勇气可嘉的事，但似乎更多应用在保险公司、直销或传销机构，被视作成功学的素质训练之一。在普通人的生活和文化心理里，这仍属于“唐突鲁莽”的行为，若是异性更容易被怀疑“别有用心”。除了家人、同学、同事、合作关系，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交生活”，那种能在公共场所——电影院、图书馆、美术馆、画廊、咖啡馆与陌生人相谈一席音乐、文学、电影的事更像是生活的“奇遇”而不是自如呼吸的气氛。这真是遗憾。但即便我意识到这一点，也没能鼓足勇气与旁边的男士说上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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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结束，演奏也随之结束。这是一场独特的艺术体验之旅。我不确定我从中汲取了什么“精神营养”。这种想法庸俗且功利。艺术是需要被消费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它甚至排在被理解的前列。任何一种需要艺术家们付出经年努力、训练、苦修方能抵达的艺术成就，人们都应当付出一定代价走近它的神秘。那是艺术应有的尊严和配得上的礼遇。即便艺术家本人因谦恭或腼腆不这么认为，我们也不能因此抱持轻慢的态度。对我而言，艺术不只是单向发布或展示艺术，它必须借助与他者的心灵相互感应和对话交流，引发某种动作，创造某些改变，才能激活它的意义，完成它的使命。我喜欢前面那段大卫·戴夫描述桑塔格的“效忠严肃性的行为”、“作为作家的方案”之说法。平凡如我们虽不至于如此高拔，但把艺术消费当作生活的必需品，使之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以此鼓励艺术家音乐家们“效忠”他们内心所坚持的“严肃性”，总不至于太难吧。于是我决定，如果周六有时间，我仍会过来欣赏这场活动的第三部电影——《浮士德，一个德国民间传说》。

2011年9月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