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公告
（2011年11号）
致记者朋友书
非常感谢各位记者朋友一直以来对中非希望工程事件的关注与报道。我们非常欢迎和感谢媒体对我们的监督，因为，监督是关爱的阳光，监督者是清白的证明人。所以，我们非常乐意接受记者朋友们对我们的采访，也非常乐意回答大家提出的任何问题。
由于近期要求采访的记者太多，为了满足所有记者的要求，我们决定，只接受书面采访和视频采访。希望大家谅解。
为了确保采访的透明度，我们决定，在采访媒体报道后，我们第一时间把采访问答原文公布在网上。
请大家将采访提纲发到指定邮箱：[email protected]，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
为了避免重复劳动，大家在提问之前可以先看看以下资讯：
1、 我们之前发的10个公告。
2、 9月3日晚上8点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论坛：《“仁二代”非洲助学有错吗？》。
3、 搜狐、新浪、腾讯、网易、和讯等各大门户网站的视频采访。
4、 协会网站上发布的《卢俊卿答〈羊城晚报〉记者问》，以及之后公布的所有记者书
面采访全文。
媒体是社会道德的底线，新闻监督是社会进步的净化器，记者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我们一向对记者这份高尚的职业尊敬有加，从未与任何记者发生过冲突。再次声明，昨天《新民周刊》记者杨江的事情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永远都不会干那种令人不齿的事情。请大家相信我们，请大家睁开智慧的双眼看清真相，不要被人蒙蔽，不要被人煽动，不要成为别有用心者利用的道具。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附：9月4日《羊城晚报》记者董柳采访全文（以后照此公布）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
二○一一年九月六日
卢俊卿答《羊城晚报》记者问
2011年9月4日,协会主席卢俊卿接受《羊城晚报》记者董柳采访，现将采访全文公布于下：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涉足慈善的？
卢俊卿：我最早涉足慈善，应该是刚参加工作的1985年，当时，我在旺苍县政府工作。那年冬天，县里有一个村子烧光了，村民急需帮助，领导动员大家捐款捐物。由于我是从贫困农村的苦日子中熬出来的，对他们的处境非常同情，很想帮助他们。但是，当时，每月52.5元的工资，上要孝敬祖母、父母，下要供弟弟妹妹读书，还要还父母为送我们读书所欠的债，从参加工作就负债，一直到7年后太太下海经商为止。所以，当时实在无钱可捐。看看衣服也无多余，个人稍微值钱的财产只有一样：一口装书和衣服的樟木箱子，那口箱子还是三爹在我考上大学时看我没有行李箱，送我的。为此，我一咬牙，把箱子捐给了村民，把书和衣服放在床边上，自己真正变成了“无产阶级”。这应该是我记忆中做的第一件慈善。
记者:当时为什么选择做慈善？
卢俊卿：这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因为我从小生活在川北最贫困的山区，生活十分艰苦，经历过很多磨难，对弱势群体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
据父母讲，母亲怀上我的时候，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当时母亲又得了水肿病，在娘肚子里没有足够的营养，生下来也没有奶吃。父亲只好每天抱着我到处找奶吃，等别人的孩子吃完了，我再去吃他们的“福根”。先后大概吃过20多人的“福根”。我可能是天下奶妈最多的人了。据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3000万人，我能够活下来，要特别感谢那些义务奶妈。
读高中的时候，由于家里实在太穷，没有能力供我读书，还经历过半年寄人篱下的生活。4个月后，由于有位家庭成员想把我赶走。1980年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上完夜自习回家睡觉时，发现被子被抱走了，我无法睡觉。于是，我只好在院子里的雪地上一圈一圈不停地走，以驱赶寒冷。一边走一边默诵数学公式与定律，以转移注意力。一直走到早上5点过，正当我眼冒金星，两腿僵硬，快要晕倒的时候，母亲的一位堂兄起来上厕所发现了我，他看到雪地上深深的一圈脚印，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他把我拉到他和舅妈睡的被窝里。在我的一生中，我觉得那个时刻是最温暖的！我虽然进了被窝，但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暗暗地发誓：一定要摆脱贫穷，不能让我的孩子再忍受这样的困苦。将来富裕了，一定要多帮助穷人。为了继续读书，为了不让父母伤心，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们。直到我考上了大学，母亲的堂兄告诉了母亲。她伤心地哭了一个通宵。
读大学的时候，第一个冬天，我只有一床很旧的垫絮，没有被子，也不忍心向万分困难的父母要。每天晚上，垫一半，盖一半，经常被冻醒。后来，班主任文齐国老师发现了，找学校给我解决了一床被子，让我度过了三个寒冷的冬天。感动之余，我暗下决心，以后富裕了，一定要帮助母校的贫困大学生。后来，我向母校捐款100多万元，建立了“俊卿助学基金”，专门帮助贫困大学生。
这些特殊的心路历程，决定了我特别的追求。
后来，通过十多年的打拼，我在商业上小有成就，并建立了良好的公司运营机制与治理结构，不用花太多的精力去管理公司。于是，我不再满足于仅仅赚钱，希望用更多的精力去帮助别人，以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我演讲时经常讲，得红包与发红包相比，发红包更幸福。因为，得到红包表示有人爱，发红包表示有能力去爱别人。前者是存在价值的体现，后者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一个人最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为此，我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三个方面：一是自己力所能及地多资助一些弱势群体。二是利用自己良好的人脉网络，引导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们及其子女做慈善。三是尽可能多演讲，多出书，向需要帮助的人们捐知识，捐智慧（今年6月份刚出版《第四次浪潮——绿色文明》一书。《幸福企业才是最好的企业》一书已到终审阶段）。
这就是我选择做慈善的最大动因。也是我支持女儿做职业慈善家的最大动因。也是我“捐”了女儿，捐现金，捐了现金又倒贴钱做慈善的最大动因。不同经历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同，很正常。所以，别人也许不理解我，但我能理解别人。我想，那些与我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应该最能理解我。
记者:您觉得您女儿卢星宇的事情与前段时间因红会郭美美事件爆发而引发的慈善信任危及有何关系？
卢俊卿：有关系。都与慈善有关，都与“晒幸福”有关。但又有明显的不同。我女儿是在分享她做慈善的幸福，鼓励更多的人投身到慈善事业之中来。当然也晒了一些大家不喜欢的内容。
记者:您觉得在中国做慈善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卢俊卿：最大的问题应该是缺乏透明度，影响公信力。我们这次中非希望工程遭到质疑，问题也出于此。监督是关爱的阳光，监督者是清白的证明人。我向来做慈善很低调，不是大家这次监督，还不知道中非希望工程是“负腐败”。我们欢迎监督者，感谢监督者。以后我们将把工程做到100%透明，无条件接受大家的监督。
记者:郭美美红会事件后，不少地方的红会捐款急剧下降，您对中国慈善的前景怎么看？
卢俊卿：首先，我不赞成哪个慈善机构出了点问题，就全盘否定所有慈善机构。如此，很不客观。对那些捐款人，也首先应该鼓励，而不是打击。那样有违善有善报的慈善精神，对未来的慈善负面影响很大。
至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前景，还是那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记者: 您在做慈善的过程中，有没有给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卢俊卿：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
一是十年前我太太作为志愿者参与中华慈善总会一个特殊儿童救助中心（专门帮助父母服刑，没人照管的孩子）的筹建时，开始没有人支持，有办公室却无钱买办公用品。当时，很多人认为，罪犯的孩子就应该受罪，我很震惊社会的偏见与冷漠。我说，孩子是无辜的，我坚决支持。于是，我让他们把我办公室的电脑、传真机搬走，还给了1万元启动资金。
二是2009年春节，我们协会组织“杰出华商为地震灾区送温暖春节慰问活动”。我担任活动组委会主任，时任协会副主席的陈光标先生担任慰问团团长，刘永好先生为名誉团长，我们都带着全家人。整个春节10天时间，我们60多人每天起早贪黑，就是开着车到重灾区给受灾群众发新年红包，发年货，让歌唱家给他们唱歌，让书法家给他们送春联。10天下来，我们冒着严寒，慰问了汶川、北川、都江堰、彭州、德阳、绵竹、青川、中江、广汉，发了3000多万红包，送了价值3000多万的年货。大家虽然累得精疲力竭，但每个人脸上都充满欣慰的笑容，都说过了一个最有意义的春节。由此，我悟到：奉献比得到更幸福。慈善事业是一项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美好事业。这也更加坚定了我投身慈善事业的决心与信心。
记者:您让您的女儿担任“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时，是出于何种考虑？
卢俊卿：我女儿担任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是工程组委会决定的。我当初觉得她太年轻，担心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并不完全赞同。后来，她在捐款动员、对外联络方面出色的工作业绩得到了我的认可。当然，年轻人自然有年轻人的不足。为弥补她的不足，我专门为她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前驻非大使对她进行传、帮、带，为她把关。她也很虚心，经常请教。所以，一路走来，没有出现过原则性错误。
至于让她担任“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我是希望她能够引导“富二代”们多交流，多学习，多创造，多奉献，通过他们对社会实实在在的奉献，树立“仁二代”的社会形象，改变人们对“富二代”的一些偏见，化解一些人与“富二代”之间的对立情绪，促进社会和谐。同时，还希望促进他们提升素质，结交人脉，开阔眼界。在俱乐部成立仪式上，我给他们制定了一个“三谈三不谈”的原则。即：谈素质，谈创造，谈奉献。不谈名车，不谈豪宅，不谈奢侈。一年多来，他们做了很多活动，如考察可口可乐公司、红塔山、联想、新希望等很多知名企业，参加世博会，到欧洲考察，到非洲做慈善，请泰国前副总理披尼讲成功之道，请外交部原礼宾司司长讲国际礼仪，还搞了几次论坛。这些活动都非常健康，且是公益的，俱乐部没有盈利，还倒贴钱。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基本做到了“三谈三不谈”。我觉得很好。
记者:经历了所谓的“卢美美”事件后，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卢俊卿：经历这次事件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做人难，做好人更难，“富二代”做好人难上难。
记者:第一时间知道女儿卢星宇被置于媒体的“风口浪尖”时，您当时在哪里、干什么？知道后是什么感受？
卢俊卿：第一时间知道是8月17日上午11点，当时我正在北京会议中心搞协会6周年庆典。没有时间上网，也没有太在意，觉得大家有点误会没关系，说清楚就好了。后来在网上看到女儿被骂，甚至人格被侮辱，我真的愤怒了。
记者:所谓的“卢美美”事件后，您携您的女儿参加了多场微访谈，有网友质疑说，这是在作秀，对此，您怎么看？
卢俊卿：那绝对是误读。当时，我们正在举办大会，发现大家有那么深的误解，几十家媒体追到现场来，要采访。我们被迫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如实地向大家说明真相，一切都是真情流露，怎么可能作秀呢？
记者:现在“卢美美”事件已经差不多过去了，现在回想一下，您觉得这个事件为什么会爆发？（也即它的爆发有哪些原因？）
卢俊卿：爆发的原因应该很复杂。大家有很多怨气需要发泄，我女儿刚好撞上了。后来又被商业竞争对手所利用，他们在背后兴风作浪，导致事态进一步升级，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而且越走越远。
记者: “卢美美”事件对您和您的女儿有哪些改变，对你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您和您女儿在这个事件中又收获了什么？
卢俊卿：对我最大的影响，一是做慈善做成了“骗子”，需要时间来还原形象。二是低调慈善做成了高调，很难再回到原来那样的低调了，以后会很累。对女儿最大的影响是做慈善做成了“隐形人”，出门要戴假发或帽子，还要戴墨镜。一是防止“黑手”伤害，因为她8月30日晚收到一个恐吓短信，威胁要毁她的容。二是避免公众围观，引发安全事故。失去了应有的自由。
在这次事件中，亲人们无辜地经受了一场痛苦的折磨，很多人以泪洗面。我父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杀敌，身负重伤，没有倒下，这次却被舆论打倒了，8月18日起连续输了7天液。倒是我84岁的老母亲很坚强，我去安慰二老时，母亲对我说：老二（我排行老二），不要怕！你去告他们，我到法院去给你打官司，我就不信，做慈善还有罪！”
我和女儿在这个事件中最大的收获有三点：一是第一次认识到了，做好事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我过去一直给女儿强化的信念是，只要做好事，走正道，就一定能够得道多助。现在，我们的信念有些动摇了。二是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个人的命运，自己手里只有一半，还有一半在上帝手里。当你得意忘形的时候，不要忘了上帝手里还有一半。当你垂头丧气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手里还有一半。三是更加切身地体会到了，在信息时代，最厉害的不是枪杆子，而是网民与媒体的舌头。
记者：您觉得网友在这场“卢美美”事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这种角色对慈善事业的推动来说是积极性的还是消极性的？您如何评价网友在这场事件中的表现？
卢俊卿：我现在最怕的就是网友，绝对不敢做任何评价。你还是找那些不怕死的勇士去评价吧。
记者：其实，还有一个真正的问题，您和您女儿之前已经回答了，就是为什么不在中国搞希望工程，除之前的回答外，你们对这个问题有没有深层次的考虑？
卢俊卿：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中国搞“希望工程”已经20年了，修了17000多所希望小学，帮助了300多万失学儿童。
记者：还打算在非洲做慈善吗？下一步的慈善行动有何计划？
卢俊卿：中非希望工程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但是，无论多么困难，工程都一定要搞下去。因为我们已经向非洲人民承诺了，5个国家已经启动了。我们中国人说话一定要算数。我们一定不能让非洲人民失望！
我们正在与青基会商议，准备在四川地震灾区捐建专门针对打工子弟的学校。但不是现在，是在这次风波平息之后。因为我们不想被人骂成“作秀”。
记者：您觉得您和您女儿的行为为什么会遭到不少网友的质疑？换句话说，“仁二代非洲助学错在哪里”？
卢俊卿：这个问题，我至今仍然一半清醒，一半糊涂。清醒的是，工程缺乏透明度，导致质疑。我们在企业家集中的大型活动上倡捐，被人误解为利用慈善牟利。我的公司19年了，中非希望工程才半岁，利从何来？何况，我们在工程中没有一分提成，还倒贴了500多万呢。让我特别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得知别人慈善捐款后，首先不是尊敬，不是赞赏，不是鼓励，而是仇视，而是穷追猛打，恨不得把别人的八代祖宗都挖出来审判。为什么那么多人得知事实真相后，仍然愿意传播谣言，而不愿传播真相？即使两个一起传播也算公正呀。
记者：您曾经做过公务员、下过海、经过商，经历非常丰富，您当初在更换职业时，最主要考虑的出发点是什么？（也即为什么要更换职业？）
卢俊卿：我弃政从商，主要是太太把企业办到了一定规模，有些力不从心了，要我做她的接班人。
记者：您觉得您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这种性格更适合哪种职业？
卢俊卿：我觉得我是一个愈挫愈奋的性格，困难越大越能调动我的激情。有诗为证：
“好事多磨是人生的情调
愈挫愈奋是强者的格言
过五关斩六将方显英雄本色
七擒七纵才见智者风范
感谢上苍造化了曲线
我赞美曲线!
我赞美——
抛物线的洒脱
波浪线的流畅
螺旋线的诡秘
还有那
回型线的缠绵”
（摘自我2002年在《发现》杂志上发表的《曲线礼赞》）。
我这种性格的人最适合做开拓创新的职业，因为开拓创新需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记者：有报道对您的经历描述后概括说，“名望也可以产生效益”，对此，您怎么看？
卢俊卿：这句话只要不想歪了，应该没有错。世界五百强企业都是靠名望（即品牌），好像从来没有谁质疑过。
记者：有媒体报道说，您认识不少国内包括世界知名的政要，由此带来了所谓的“合影经济学”，想问下，您是通过什么渠道认识这些名人的？您觉得这些名人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卢俊卿：我认识名人，99%都是在工作中认识的。例如：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是2009年10月20日，我率50多位华商到美国举办“杰出华商财富美国行”期间，老布什总统在办公室会见全体代表团成员时认识的。
——法国众议院议长阿郭耶，是2008年12月10日，我应邀在法国众议院发表《谁远离中国谁将失去未来》演讲时认识的。
——印尼总统苏希洛，是2008年7月，我率90多位华商到印尼举办“杰出华商财富印尼行”期间，苏希洛总统在总统府会见我们一行时认识的。
——泰国总理阿披实，是2009年6月25日，阿披实总理访华期间，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我等12位企业家，商谈我们在帕提亚举办“杰出华商财富泰国行”活动时认识的。
——肯尼亚总统齐贝吉，是2011年6月2日，我率“中国企业家慈善非洲行”代表团到肯尼亚启动中非希望工程，齐贝吉总统在总统府与我们一行座谈时认识的。
——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是2011年1月31日，我到非洲进行“中非希望工程”前期考察期间，与马拉维总统就“中非希望工程”举行单独会谈时认识的。
——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是2011年6月4日，我率“中国企业家慈善非洲行”代表团到布隆迪启动“中非希望工程”，恩库伦齐扎与我们一行一起参加建校义务劳动时认识的。
——卢旺达总理马库扎，是2011年6月6日，我率“中国企业家慈善非洲行”代表团到卢旺达启动“中非希望工程”，马库扎总理在总理府与我们一行举行会谈时认识的。
……
多一些名人支持，我们能够把好事做得更好。好像全世界都一样。
记者：您认识的第一个名人是谁？是怎么认识的，其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现在还有交往吗？
卢俊卿：我认识的第一位名人应该是我的岳父，我参加工作一个月就认识了他。他当时是检察长，在当地是很有名的清官。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官，家里的冰箱、彩电都是我用稿费给他买的。
他给我带来的变化就是从单身汉变成了丈夫、父亲。一直交往，从未间断，因为我没有第二个岳父。
记者：对于有媒体总结的“合影经济学”，您怎么看？
卢俊卿：所谓“合影经济”，是一些人凭空想象出来的。我们在协会网站上发布的《9号公告》中已经作了彻底的驳斥，你可以参阅。给我封的那个“影帝”更是名不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