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提出了“大国”的四个标志，即：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文化现象；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文化繁荣。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文化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深刻。譬如说，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名片、身份证和识别码，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文化是上游，是高处的水，要占领文化的制高点等等。总之，今天，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标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精神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同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繁荣昌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族的文化自觉，需要有识之士的推动，特别是需要先进政党的推动；建设和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在网络传播十分发达、信息流动空前畅通的全球化时代，文化的碰撞异乎寻常的激烈，文化的交融也异乎寻常的宽泛。在同异域文化的博弈和融通中，实现“增强‘民族精神’、巩固‘精神支柱’、形成‘共同理想信念’”的目的，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人类面临许多共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人类文化的重要方面，需要全世界各民族来共同解决，诸如生态、资源、人口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民族的利益连在一起，人们开始从人类整体考虑问题，开始出现了相应的文化理念与价值取向，例如全球意识、法理主义、对话与合作等。但是，文化的竞争与冲突依然存在。

　　辩证地看，经济全球化既有可能使民族、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变小，也有可能使已有的差距变大；既有可能使世界文化走向同质化，也有可能在文化博弈及利益多元化的推动下，使文化发展的多样化有了更为牢固的基础。全球化是一种文化逻辑，以全球共享的游戏规则为表征，以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为内核。在此意义上，全球化过程外在表现为全球共享的游戏规则的形成、扩散、博弈和不断调整、修改、补充、完善的过程，其内在的实质则是人类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在不断碰撞、冲突和融合中逐步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的过程。

　　现在，全球化已然渗透到了文化领域之中，有别于传统的人类文化发展范式，开始展现出新范式的雏形。这种文化发展的新范式至少有两个基本构成部分，一是文化生产的市场化；二是文化交流的贸易化。人们普遍担忧的文化同质化问题，正在通过政府间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共同努力，转化为所谓“多元共存”的政策行动。与此同时，文化的冲突和竞争却前所未有的频繁和激烈，为捍卫文化权利和争夺文化利益的较量甚至在意识形态基本相同的国家间展开。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化影响下的国际文化发展新趋势，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

　　从深层次看，全球化实质上难以回避文化的全球化。在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边界都难以作为永恒的参数来界定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身份，动态的跨文化认同悄然崛起，同时，文化多元化的潮流也带来了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关系取向。在当今时代，中国仁爱和恕道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差异的敏感、包容、接纳、欣赏的态度的和谐取向具有普遍意义，它们将在跨文化交往中会发挥独特的作用。

　　鉴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融合与竞争的并存局面，我们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时既不能过分强调多元，也不能过分强调趋同。过分强调保存固有的文化，无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往与影响，反对文化交往与沟通，结果自然是束缚了本民族文化的进步。

　　实际上，每种文化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每种文化形态都应当自觉地将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放在同等水平上进行比较，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强势的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为他们实行文化霸权找到了理由。他们认为自己经济发达的原因就在于其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的先进性，因此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都要向他们看齐；而且，物资和技术上的强势也为其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和技术支持。这些因素潜在地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倾向。

　　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以西方文化和体制为楷模，努力完成对自己世界观与文化理念的完全重建，以全新的整合改变甚至革除着原有的传统，进行着新的文化形象的集体探索。美国人类学家基辛认为：这种努力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如果这种形象与转变要成为可能，就会失去人类的多样性；人类的多样性不仅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也指地域群与地域群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特性；失去人类多样性的世界，可能会付出惨重的、后患无穷的代价。正如地球需要保持多种生物才能达到生物界的平衡一样，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也依赖多种文化和智慧的渗透。在现代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正使得生物圈内的物种在急剧递减，同样，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观念也正在使得文化圈的文化种类在急剧减少。

　　当今世界文化的趋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同国家的人越来越爱穿相同牌子的衣服、住相同风格的房子、用相同的交通工具甚至爱吃相同的快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挖掘本土文化的个性、光大文化的“中国元素”是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是决定一个民族精神风貌、风俗习惯、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的“遗传微粒”。作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中国元素”代表的是全球化大潮中的“中国形象”，它包孕着中国文化精神的传统与现代、物性与神性，它容纳了中国文化形态的自然与人文、日常与信仰。启蒙主义时代，世界上流行的 “中国元素”是瓷器、茶叶、丝绸和“礼”性；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世界上流行的“中国元素”是辫子、小脚、烟枪和贫弱；新中国成立后，世界上流行的“中国元素”是中餐、功夫、中国印、和谐世界……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元素”将为中国文化承担起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时代使命。在同异国文化的博弈和融通中，实现增强“民族精神”、巩固“精神支柱”、形成“共同理想信念”的目的，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化国家，虽然有五千年的悠久文明，但是在全球化影响下也难免遭受外来强势文化的侵蚀。要在全球共享的一体化经济趋势中脱颖而出，找到一块自己的立足之地，更需要将我国独特的、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发扬光大，锻造文化的“中国元素”是一条捷径却非坦途。

　　为了发展和壮大自己，我们既要继承传统，发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也要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吸纳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时代氛围下，我们应该将培养跨文化公民意识的能力当作未来全民教育的中心任务。跨文化公民意识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面对本国的公民意识，二是面对全球的公民意识。简言之，公民意识意味着对全球社会的承诺、对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以及对全球社会的参与，还包括对自我和自身文化、对他人和他人文化以及对世界的批判和重新建构精神。

　　当前，我们既要防止国内某些人为了获得国际奖项而制造“伪民俗”以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有意无意间丑化中国形象，也要防止国外某些人为了各种政治目的而肆意歪曲和损毁中国形象。为了在新形势下开创中国文化外交的新局面、将文化的资源优势全面转化为竞争优势，必须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在微观层面，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提升文化产业层次；二是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先进文化、引领中国形象等，提升民族文化的国际地位，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崭新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立。

　　全球化逻辑的强势以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全面开放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文化的开放与融入，要使中国经济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是不可能的。在文化全球化的威胁和知识经济的要求下，文化上既要保持传统的延续性又要面向现代、面向世界，是任何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都必须认真解决的阶段性两难问题。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克服西方式“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以“万物并行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哲学思维，透视和对待多样性的文化及其相关交往行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化建设与跨文化交往。文化建设任重道远，跨文化交往纷繁复杂，非一朝一夕即见良好成效的，其间的艰难与曲折要求我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细致的实践策略，决不允许好高鹜远或浅尝辄止，更不允许沾沾自喜或夜郎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