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朝洞庭平原中心城邑的产生及演变
钟炜
（广东茂名学院师范学院，广东茂名525000）
2002年6月，湘西里耶出土3万余枚秦朝木牍［1］［2］［3］。在简文中未见通常所说的黔中郡，却发现过去从未记载的洞庭郡等资料，可补史籍之缺。据载，楚国有“洞庭、苍梧”①。故有学者将楚“洞庭、苍梧”与秦简中的洞庭、苍梧二郡联系起来。我们认为，以上二者虽有一定联系，却不可等同视之。洞庭郡的取名究竟与何有关，是否源于楚“洞庭”，尚不宜从目前简报来随意论断。本文拟对战国秦朝时期洞庭平原楚秦势力聚居的核心区及中心城邑作一些分析，以便深入探讨有关洞庭郡的问题。
本文所言“核心区”是由中心地学说引伸而来。一般而言，区域具有整体性，但这并不意味其内部是整齐划一、毫无差别的。在区域内部，从核心到边缘，有明显因地理结构造成的一系列区别，中心城市正是产生于核心区内。
一、从自然景观看洞庭平原
早期人类聚居发源地洞庭平原是由洞庭盆地内一系列冲积小平原所组成。洞庭盆地位于荆江南岸，跨湘鄂两省，总面积18780平方公里，周围群山环抱，中央为辽阔的冲积平原。自湖盆周围向中心地带，低山、丘陵、阶地、平原呈层状分布，逐级降低，明显地可分为三至四级。盆地中心则为多级阶地和50米以下的冲积平原。这里河湖密布、堤垸交错、地势低平，主要是长江及其支流湘、资、沅、澧诸水形成的泛滥平原。整个盆地的地貌清楚地反映出湖盆四周上升，中间沉降的特征。洞庭湖就位于盆地的中央偏北地带。洞庭盆地的西、南、东三面均为山地，唯有北面，仅以长江为限，并在江汉平原——洞庭盆地之间存在着一个古老的“华容隆起”区，成为江汉和洞庭两大凹陷区的屏障，阻挡了大江南北古泽的贯通合一。可见，洞庭平原是一块较为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划，这就使得该地区可能与历史早期大的政区划分如秦郡有关。
一般而言，秦郡的边界比较符合自然条件，如秦岭、淮河、黄河、长江都是郡的天然分界线，秦朝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内史地区，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关中平原，南阳郡就是南阳盆地，三川郡就是洛阳盆地，等等。依此推测，洞庭平原也可能与此类似，在楚秦汉时期被纳入到长江以南的某郡或数郡管辖范围内。但须指明的是，政区是政治行政区域，其界限乃人为划定，与自然地理区域未必完全一致，尤其是在政区出现的初始阶段，不一致的地方更多。洞庭平原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从主观角度出发，将新出现的洞庭郡与洞庭平原完全对等联系。
从自然景观角度来看，历史早期原始人类对洞庭平原的开发出现中心与边缘地带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对平原内部来说，因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这里并非很早就被人类开发出来。如在战国秦汉时期，由于“洞庭湖三角洲平原发育，分流河道排水不畅，河间洼地湖泊、沼泽形成，洪水时节河湖泛滥，水灾频繁”［4］［5］，使得洞庭平原的中心地带不可能设置郡县（特别是湖区的中心部分），这显然是受了沼泽化的自然条件所限制［6］。
相比之下，平原边缘地带却形成长江中游以南人类最早聚居的景观。
历史早期洞庭平原人类聚居的核心区就分布在这条带状斑块上。从湖区边缘地带的原始人类遗址分布来看，其中“商—秦汉的文化遗址皆位于粉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砂区，即位于四水分流河道两岸”，并往往选择地势稍高的台地。
二、从遗址看先秦时期洞庭平原人类聚居区演变
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在洞庭平原发现为数众多的考古学遗址，现将遗址分布状况列表如下，以作进一步讨论之基础。
|
时期 |
岳阳 市 |
岳阳 县 |
华容 |
湘 阴 |
汨罗 |
汉 寿 |
津市 |
安 乡 |
澧县 |
益阳市 |
益阳县 |
南 县 |
沅 江 |
|
新石器时代 |
5 |
13 |
43 |
6 |
5 |
23 |
13 |
11 |
240 |
2 |
47 |
18 |
12 |
|
夏—春秋 |
22 |
89 |
52 |
27 |
46 |
21 |
18 |
6 |
96 |
28 |
88 |
8 |
25 |
|
战国—秦汉 |
39 |
30 |
4 |
29 |
18 |
32 |
25 |
39 |
63 |
22 |
32 |
8 |
7 |
在上表中，澧县一直是洞庭湖区考古遗址分布最多的地点，证明澧水下游是历史早期洞庭平原人类聚居的核心区。具体而言，新石器时代早期，洞庭湖区的文化遗址多集中于澧水中下游沿岸至洞庭湖滨的台地和丘陵上。从大溪文化到屈家岭文化时期，情况依然如此。进入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时期，遗址分布范围已比屈家岭文化时期更广阔，向平原东北部和南部有较大扩展。尽管如此，以上核心区的地位仍未改变。
从商代遗址分布情况看，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西北地区，中原商文化影响最强；湘江和资江下游以及洞庭湖东南岸地区，这种影响次之；湘江中上游和湘南地区、沅水中上游和湘西地区，则影响更弱，改由土著文化占主导地位。西周时期情况依然如此。以上事实说明，商周时期洞庭平原外来移民聚居的核心区仍是澧水下游。
西周以后，楚文化逐步南渐。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材料推断，大约在两周之际，楚势力最先由西路到达湘西北。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势力不断通过湘西北向沅湘其它地区推进。据包山楚简记载，至少在战国中期，楚国已在今湖南北部设立县邑，推行其统治。据
以上楚县或城邑多位于沅澧下游地区，说明尽管此地区民族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楚人对聚居地的选择与原土著居民大致相同。楚人首先选择了地势条件较好，生活、交通便利的沅澧下游台地作为军事占领基地，并在湘资沅澧下游的水陆要冲设县，以对新占土地进行有效管辖。
按常理，春秋至战国早期设置的楚县应保存至战国晚期。但文献记载战国晚期沅湘楚县名却极少，仅有临武、辰阳二县。此外，从考古资料中查得“沅阳”一个县名①。之所以出现这种缺佚，可能与战国晚期秦楚对湘西北的争夺有关。
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攻楚，攻取鄢、邓等五城。次年，秦军又袭取楚都郢，并向东攻至竟陵，向南攻取洞庭、五渚、江南，设南郡。与此同时，秦蜀郡守张若攻取楚黔中郡和巫郡。尽管秦军攻取大片楚地，但因当时秦用兵重点仍在中原，秦人对长江中游以南新占土地的控制尚不稳固，故此后不久，楚人又收复了部分失地。
据《史记·楚世家》（卷40）载：楚顷襄王23年（前276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又《史记·六国年表》（卷15）：“秦所拔我江旁反秦”，仍指此事。
从前276年至楚亡期间，秦军仍对沅湘楚地时有进攻。据考古资料，1971年岳阳城陵矶出土一件铜戈，铭文为“廿年寺相邦冉囗再造，西工师囗囗鬼薪囗”。1978年岳阳市郊东风湖畔，出土铜矛一件，铭文曰“廿年寺工囗攻囗丞囗囗工目，囗郡武武库”。其中“廿年”，系指秦昭襄王20年（前287年），“相邦冉”指当时的秦相魏冉。又据考古资料：“1957年长沙左家塘皮件厂1号墓。……其中最重要的有长胡四穿铜戈，戈内上有‘四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龙，丞囗’等铭文。吕不韦曾为秦相。四年，即秦始皇四年（前243年）。此戈是中央官工的制品，当是秦取长沙以后入土的。”［11］说明战国末期秦军可能多次攻到洞庭平原东部。可见，当时湘西北处于秦楚势力不断争夺中，这就势必造成大批楚人向东、南方向迁移。由此造成沅澧下游作为洞庭平原楚人主要聚居区的地位被迫发生改变。
由上文可见，从新石器时代——战国中期，沅澧下游一直是洞庭平原土著居民或外来移民聚居的核心区。但从战国中晚期开始，由于秦楚势力对湘西北尤其是交通要道进行反复争夺，使洞庭平原楚人聚居的核心区开始发生改变。对此，
三、战国晚期洞庭平原区域中心城市对比分析
因受经济、交通等因素影响，中心城邑多位于核心区内的水陆要冲或通往核心区的交通线上。洞庭平原区域中心城邑长沙、临沅的产生就是如此。战国秦朝时期，由于洞庭平原楚秦势力聚居的核心区发生变化，使得以上两地中心城邑的地位和政区设置等情况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采菱城”和临沅、索县核心区内的水陆要冲因地处交通节点位置，往往成为区域中心城市的理想区位和有利生长点。沅水下游中心城邑的产生就符合此说。在湘西北，沅水下游所处交通位置比澧水下游更为优越，是这一地区的交通节点。正因如此，战国秦朝时期，这里先后出现了“采菱城”和临沅、索县等中心城邑。
沅水下游的今常德、桃源一带共发掘战国楚墓600余座，其数量之多，在长江中游以南仅次于长沙。说明此地曾是楚人在湘西北的主要聚居地。可见，楚人在此设县有着深厚的根基。
1958年，常德市德山M26出土“正昜”铭文铜鼎，与包山楚简“正昜”县名相符。包山楚简另载有中阳这一县名，据桃源三元村1号墓发现的中阳鼎，推测楚中阳县或即在桃源一带。此外，新出里耶秦简牍中又发现有临沅、索等秦县名，均位于沅水下游。其中秦临沅县当为文献所载汉晋临沅县之前身，与前引考古材料中的楚“沅阳”县也有一定关联。
从以上证据看，沅水下游楚县设置已较多。由此推测，楚国很可能在此基础上设郡。据载，常德地区共发现8处楚城遗址，其中位于桃源沅水西岸的“采菱城”（一名“黄楚城”，距常德约20公里），呈长方形，南北长约830米，东西宽约600米，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是申鸣城面积的两倍多，与西汉武陵郡城遗址面积54万平方米大致相当。说明楚“采菱城”作为郡治是合适的。
关于采菱城址的兴废时间，考古部门断定，此城“应兴于战国中期”［13］。《明一统志》：“采菱城在桃源县东北二十五里，其湖产菱，肉厚味甘，楚平（王）常采之。”［14］（P761）《大清一统志》亦载。说明此城当可追溯至楚平王时。
楚采菱城具有重要的军事、交通战略价值。［清］顾祖舆对此地形胜评论曰：“（常德）府左包洞庭之险，右控五溪之要，……王氏曰：朗州北屏荆渚，南临长沙，实为要会。……然则常德不特荆、湖之唇齿，即滇、黔之喉嗌也欤！”可见此地历来就是军事争夺的战略要地。正因如此，战国晚期，楚秦才会长期争夺此地。在此过程中，沅澧下游的楚国城邑遭到秦军毁坏。由此推测，采菱城当毁于白起袭郢时或战国末期。此后，长沙的地位便开始崛起。
白起攻取洞庭、五渚、江南后，湘西北的楚人被迫向东、南方向迁移。尽管考古发现证实，直至楚亡前，楚人仍未完全撤出湘西北，始终占领“青阳以西”之地，但秦人以南郡为基地，逐步南下。在楚城废墟周围，秦国重新设置了郡县。过去，史地学家仅据文献推断，《汉志》中的临沅、索等县源自秦，位于今常德市一带。里耶秦简牍的发现证实此说正确。据简牍相关释文：
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囗囗千四百卌里J1［16］52
上文说明，秦朝时期，临沅、索与江陵、迁陵之间均有邮路相通，并测出准确距离。另据文献和考古材料知，临沅、索与湘水下游的长沙、沅水上游的元陵（沅陵）之间也有水陆通道相连。从其距离看，临沅或索县与以上三地之间大致相当。说明战国秦朝时期，临沅或索县当为湘西北的交通节点。
总之，楚“采菱城”与秦临沅、索县因地处沅水下游的交通节点位置，由此成为湘西北的中心城邑，是设郡理想之地。联系新出里耶秦简牍来看，临沅、索等县当与简文中的“洞庭郡”有关。
（二）长沙长沙位于湘水下游，是楚人开发江南的重要基地。解放后至80年代末，长沙已发掘楚墓2500余座，居湖南省之首，其数量不逊江陵，而远多于其它楚文化中心如宜城、信阳、寿春等地，说明此地曾是楚人分布密集的主要聚居地。
从交通路线看，长沙是从沅澧下游通往湘南以至岭南的必经之地，由此成为湘水下游乃至整个洞庭平原的中心城邑。
早在春秋晚期，楚势力就抵达此地。战国时，楚国在此设县。包山楚简中记有长沙，其记载如下：
简59：九月戊午之日，长沙正龚昊受期……。
简61：……十月辛未之日不行代阳厩尹甫之人囗囗于长沙公之军，升门有败。
简78：……长沙之旦阳倚受期，甲辰之日不将长沙正差囗思以廷，升门有败。
上文说明，至少在战国中期的楚怀王时，楚国已有长沙，当为县名。结合文献记载看，怀王之前的威王时期，楚已设长沙，与复仇、庞等齐名（见下文）。
战国中期，长沙已成楚国重要粮食产地，为其争霸中原提供了可靠保障。《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卷41）：齐使对越王云：“复仇、庞、长沙，楚之粟也；竟陵泽，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越王无疆听从齐使劝告，释齐攻楚，说明齐使所言不虚。可见，当时长沙经济地位已非常重要。
正因如此，故白起袭郢后，楚人便大批逃往长沙方向。与临沅相比，长沙地处沅澧东南，西北有洞庭湖、湘资沅澧诸水及雪峰山脉等天然障碍与南郡相隔，不像沅澧下游那样易遭秦军毁灭性打击。［清］顾祖舆对长沙形胜评论曰：“（长沙）府南距五岭，北界重湖，……春秋时，楚得其地，以为南府，故能雄长于江、汉间。”说明长沙对楚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可见，战国中期至楚亡期间，楚国应在此设一郡治，目前一般认为即长沙郡［17］，当因长沙县（邑）而取名。
秦灭楚后，又在此改设临湘县和苍梧郡。汉代此地为长沙国（郡）所在。《水经·湘水注》（卷38）：“秦灭楚，立长沙郡，即青阳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令曰：荆王献青阳以西。《汉书·邹阳传》曰：越水长沙，还舟青阳。”结合新出里耶秦简牍看，临湘当与简文中的苍梧郡有关［18］，而非长沙郡。可见，南北朝文献对沅湘秦郡的认识多由汉郡推测。
战国秦汉时期，长沙（临湘）始终是重要的郡城治所。《水经注》不载洞庭、苍梧郡，却记有长沙郡，说明长沙这一地名历时较长，以至后人无法忘记。
战国秦汉时期，长沙在沅湘地位逐渐超过了其它中心城邑。分析长沙崛起原因，当非偶然。在楚人南渐大背景下，此地所处优越地理位置及当时交通形势决定了长沙必会逐步崛起，而秦楚战争加速了这一过程。
四、结语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自然景观、文化遗址分布及交通形势看，战国秦朝沅湘下游楚人主要聚居区有从西北向东南转移的趋势，即从沅澧向湘水转移。在此过程中，长沙由一普通县邑发展成为沅湘最重要郡城。战国中晚期，因秦楚势力争夺湘西北，使沅澧一带的楚人被迫向东、南方向迁移，于是长沙地位开始崛起，先后成为楚秦设郡之地。相比之下，沅澧下游在战国中晚期以前，一直是沅湘土著或外来移民的主要聚居区。今常德、桃源一带的楚“采菱城”因地处交通节点位置，成为沅水下游的中心城邑，是理想的设郡之地；此后，湘西北楚城多被秦军毁灭，于是秦国重新在此设郡县，其中沅水下游的临沅、索等县当与新出里耶秦简牍中的“洞庭郡”有关。
［注释］
①按：1956年长沙银M14为战国晚期楚墓。椁盖板上二处盖有火烙印，印文原释“沅阳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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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钟炜（1973－），男，湖北宜昌人，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硕士，现为广东茂名学院师范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