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抗生素已经诞生50多年了，肺结核仍就是人类健康主要的杀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一项报告，在2009年，有170万人死于肺结核，死者大部分来自于贫穷国家。德克萨斯州大学西南医学院（the 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School）的医生与研究员特瓦达·干布（Tawanda Gumbo），旨在通过进一步完善单个病人的抗生素治病疗程来改变这种状况。

　　在过去的10年中，干布一直在试管实验以及动物实验中研究常用肺结核药物的疗效，以找到最有效的剂量。他同时也采用了数学模拟法——一项借鉴于工程学的技术——来推测不同的可变因素，例如微生物与病人两者的重量、性别以及遗传变异等，是如何改变最佳剂量的。“假如让100个孩子服用同样的剂量，你会得到100个不同的曲线图像。”干布说。“考虑到所有变量，我应该如何给不同的孩子服药？”

　　干布现在即将通过对南非的肺结核感染儿童进行临床试验来检测他的理论。他希望因人而异进行调整后的剂量能够缩短治疗周期，并减缓此细菌抗药菌系的进化。肺结核治疗的典型周期为6个月。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消息，多重抗药性类型——一种治疗困难且花费昂贵的疾病类型，原因在于它对一线药物没有任何响应——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的治愈率。

　　在临床试验中，干布和他的同事将通过核定该病菌微生物的基因组和其对于特定药物的敏感度如何，来检测该微生物在感染某一特定病人过程中的遗传多样性。病人将会进行基因型检测，以确定他们是否存在特定的突变。这种突变会影响他们如何代谢特殊的药物。

　　公共卫生组织将肺结核病菌耐药性的产生主要归咎于病人没有完成他们的抗生素治疗方案。但是干布认为，长期用药剂量的不足可能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如果你去查看那些具有良好治疗方案的医疗机构，在那里医疗工作者[依照指标]管理并监督用药，你还是会看到很高的失败率，”干布说。“既然病人都遵照医嘱做任何事，为什么抗药性依旧存在？”

　　按照他的研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所需的用药物剂量往往要比我们当前所采用的高得多，”干布说。“我们从实验室研究结果中得知，如果达到了这些更高的药物浓度，你就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治愈。”

　　就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个想法仍然具有争议，但是“在结核病界（TB community），他正逐渐赢得有关选择合适剂量重要性认识上转变。”奥德威研究所（Ordway Research Institute）临床药效学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for Clinical Pharmacodynamics）的负责人保罗·安布鲁斯（Paul Ambrose）说。他是干布之前的一个同事。

　　 安布鲁斯说，其他药物的类似研究已经完成了，但是结核病治疗药物的研究还未完成，原因可能是这些药物太古老了。自1970年以来，就一直没有出现新的结核病治疗方法，尽管一些新的化合物正在进行试验。

　　在过去，对于肺结核，这种监督个人服药剂量的治疗方案“仅在那些治疗失败的病人中实行，并且主要限制在资源丰富的美国和欧洲之类的地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的医生埃里克·纽曼伯格（Eric Nuermberger）说。他没有参与到此研究中。

　　然而，药理基因学——旨在依据个人的遗传组成来给出用药剂量和选择药物——仅是干布策略的一部分，专家表示，药理基因学将有可能成为肺结核病菌治疗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知道，对于异烟肼（isoniazid，一种肺结核常用药物），全球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分为三种表型；快速代谢药物类型，缓慢代谢药物类型和中间类型，”纽曼伯格说。对于缓慢代谢类型而言合适的一剂药，对于快速代谢类型则有可能太慢了；同样的，适合代谢快速代谢类型的更高剂量，可能会导致缓慢代谢类型增加副作用。

　　  “另一个治疗肺结核的一线基础药物，利福平（rifampicin），由于具有极易变化的药物反应而声名狼藉，”纽曼伯格补充道。他说，该药物在一个人的血液循环中的浓度以及被代谢之前的时间长短表现不同，“如果你查看100个服用利福平的病人，你会看到十倍多的不同表现。我们现在开始认识到在决定药物反应方面存在遗传上的不同。并且我们有希望开发用于此领域的遗传测验。”

　　在当前紧张的医疗系统下，虽然实在难以想象在贫穷国家执行遗传测试，但是纽曼伯格并没有排除它。“我们将继续开发能够在护理时实施的、更便宜和更简易的测试。”他说。“我们曾认为执行药物抗性测试将会很困难，但是现在这些测验正在有关实验室进行着，并且一种新设备使得距离可在护理时操作的目标更加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