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这个民族，为何能历经灾难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有一大批真正的哲学家矣。黑格尔、叔本华、费希特、马克思、尼采……这在许多国家，只要能出现一位，就足以夸耀世间的名字，却在德意志接二连三地出现。

　　海涅说：“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道路，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杰出的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

       没有康德黑格尔这样真正的哲学家，一个国家民众的魂魄，必然是浑浑噩噩。民众的魂魄，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土壤。

       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伟大哲学体系，它们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康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他说，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知性为立法。他的这一论断与现代有着共同之处：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研究了人类感知的形式，即时间与空间。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被人类的理解力加工为经验，而康德把人类理解力的形式称为“(绝对)范畴”，这些人类理性的形式中包括人们对灵魂，世界和上帝的设想，康德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制约原则，人们的经验世界就是通过这些原则得以构造。

　　“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是人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康德1788年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简单化地说，康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但什么叫“尽义务”？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康德提出了著名的“(绝对)范畴律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康德给出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我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