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下一轮经济危机2：中国凭什么幸免于难》一书第八章

　　

　　达尔文说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FED)主席伯南克在他的亚洲之旅发表了一次冒昧断言。在东京的一次演讲中，他声称发达国家的印钞举措并非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洪潮的主要推手。

　　这话无疑是有几分道理的。我们知道，按照进化论，条件外因的确对事物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影响。这就如，一粒种子要想发芽成长，它需要有与之相对的条件外因来配合才行，譬如，适度的温度、湿度、土壤。反之，干旱、高温等恶劣的条件外因无助于种子的生根发芽。但也正如达尔文在其伟大的《物种起源》一书里所阐明的，变异必须在生物的本性也就是内因，和生活条件外因共同的作用下才能进行，且是缺一不可。达尔文又进一步指出，一方面外部条件固然可以产生相似的变异，但另一方面，不同的变异也可在相似的条件下发生。因此，达尔文认为关于变异，生物本身的内因，往往比条件外因更为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直接决定着生物变异的方向和性质。这也解释了，在相同的条件外因下，为什么有的类人猿最终进化成了可以直立行走、可以思考、有思想、会劳动的人类，而有的却仍然只是半直立行走及臂行的大猩猩。这一现象不仅发生于生物界，在现实的经济范畴里亦是如此。

　　广场协议为何只拖垮了日本

　　对于日本的衰退，在日本国内其主流的看法都认为《广场协议》(PlazaAccord)是美国冲着日本而来的，是美国胁迫着让日元升值的，美国想借此通过牺牲日本，来解决自身的双赤问题。《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这令日本在此后近20年，经济一蹶不振。其实这种观点在中国亦是大有市场的，2010年9月27日出版的中国证券报的一篇题为：“‘广场协议’埋祸根日本深陷‘失去的十年’”的新闻综述就很具有代表性。报道援引复旦大学冯昭奎教授的话说，“尽管日本政府阻止美元过度贬值也是为了使已有的对美投资不贬值，然而这种措施的结果是继续推动对美投资并容忍美元资产进一步贬值，这意味着日本已经陷入一种极为被动的、受制于美元的圈套。”而身居日本的中国籍作家俞天任，则更是直白的认为，日本的大泡沫和以后的大灾难，是从广场协议开始的。

　　然而被日本人和我们的国人所刻意忽视的是，“广场协议”升值的“黑名单”上，除了日元外，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也赫然在列。在这四国中，德国和日本最具有可比性，因为两国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制造业都对两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两国的经济增长都很快，并在“广场协议”签定之前相继成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广场协议”中明确规定，不仅是日元，德国马克也应大幅升值，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广场协议》前后日元和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变化：

　　日元兑美元到1987年底时已接近升值100%，但是并非仅有日元升值，德国马克也升值了，且比日本还升值的更多，达到101.27%。到1988年，德国马克的升值率相比较于日元升值幅度有所收窄，但与广场协议制定时的1985年相比，其升值幅度仍然达到70.5%。

　　由此可见，美元的贬值，并不只针对日元，而且还有联邦德国。更要紧的是，其贬值幅度也非常相近。所以，那种将日本为美元贬值单独买单的论调是颇值得商榷的。同样，将日本之后20年经济萧条的原因，归咎到日元升值的判断，也过于武断。因为，大幅升值的除了日元，还有德国马克。为何德国在之后的20年，不仅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倒退，反倒是于2008年一来的欧债危机中，成长为欧元乃至欧盟的拯救者？而真正陷入“失落的”却唯有日本一国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1985-1990年这一时期，日本的货币政策出了极大的失误。对此，日本时任政府官员大野建一、黑田东彦在事后回忆时，就为当时的错误选择而痛苦万分。

　　随着日元急剧升值，日本商品出口开始放缓，日本经济形势开始恶化。1986年至1987年，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从复苏走向高涨阶段，但日本经济却出现了萧条，历史上称之为“日元升值萧条”。就当时而言，日本是二战后唯一因货币升值而出现萧条的国家。从二战后到80年代初，日本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但是，自此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大大放慢。

　　为了摆脱日元升值造成的经济困境，补贴因为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以此来刺激经济的持续发展，日本政府采取了积极地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来作为反萧条的对策。

　　1987年5月，日本政府决定减税1万亿日元，同时追加5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同年7月又补增2万亿日元财政开支。与此同时，从1986年1月起，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低利率，将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到1987年的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而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大量过剩资金。

　　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也进入了高涨阶段，资本市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投机行为。日本政府在这时点上，采取积极地财政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无异于火上浇油。对此，整个日本，一方面是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资金，一方面投资渠道有限，市场缺乏有利投资机会，这些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结果是，这些钱都一股脑的流向了以房地产和股票为代表的资本市场。

　　到1987年秋，世界经济出现了明显的繁荣景象，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美、英、法、联邦德国等主要经济体都相继提高了利率，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银行也预备予以加息的。可恰在此时——1987年10月19日，美国发生了称为黑色星期一的大股灾。虽然很快在政府以降息等手段的干预下，市场重新恢复了上涨，但美国政府却认为日本在这个时点上不应加息。因为欧美政府担心，市场还很脆弱，如果日本在这个时点上一加息，必然会导致那些套息资金，不仅不会流回欧美，反倒会再次从欧美流入日本。从而，再次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

　　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不愿意加息，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一旦加息，可能使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日本，进而推高日元减少其商品的出口，再次因为升值而引发1986年式的经济衰退。并且，当时日本正在搞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想将其由出口导向型逐步转变为内需型经济体。而在当时日本财经官员甚至学界看来，要想扩大内需，其关键就在于以低利率来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以此来减少储蓄。

　　正是基于这两种原因，日本银行决定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维持贴现率在2.5%的超低水平上不变。而正是这种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日本经济体系，到处充斥着廉价的资金，长期的超低利率又将这些资金推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以日经指数衡量的股价，从1986年1月的约13，000日元上涨到1989年末的约39，000日元，上涨了大约3倍。同期的地价也上涨了约3倍。

　　而反观德国，在货币升值以后，它的眼睛不是像日本那样朝外，而是向内。其中央银行秉承了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WilhelmErhard，1897-1977）的思想，坚持以稳定物价为己任，没有实行超低利率和超量货币发行的政策。它排除欧洲和美国的要求，坚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资金没有大量进入股市和不动产。1985年德国存款利率为4.44%，1987年下降为3.20%，同期，贷款利率从9.53%下降到8.33%，下降幅度远低于日本。更重要的是，随后于1988年和1989年，德国分别将存款利率分别上调至3.29%和5.50%，而同期，更是将贷款利率提高至9.94%。

　　对于这种阴谋论和外部因素论，胡适曾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里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我们要铲除打倒的，帝国主义不在列。他是给出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从这点可见，一味地将责任推给外部环境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影响事物发展的作用，达尔文最后的结论是“在决定变异的特殊类型上，外因条件与生物本身内因相比，仅居次要地位。”由此，我们可见，一国的经济问题，固然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何尝不是其自己内部的问题呢？！从这点可见，真正令日本为之失落20年的，主要的原因怕还不在于由美国主导的广场协议，而在于其自身错误的应对上吧。

　　同样，在今日的货币问题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中国经济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先别忙着把矛头指向美国，还是先从自己内部检视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