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精神

　　水-土混合神学及其世俗平庸理性，依靠什么去实现它向日常经验的转换，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我所谓的“流氓话语”。

　　使用“流氓”这一极易引起诉讼的语词，并不是企图唤起人对它的现代语义(诸如“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游民”之类)的回忆，而是要求人从“流”与“氓”的古典语义上接近禹。从“流”的语向上观察禹，我们将意识到，他是河“流”与水的儿子，像水那样在大地上“流”动和行走，像一个漂泊“流”浪的受难者，但他却“流”放了反叛者共工，确立了自己的治水和政治“流”派，并使他亲手塑造的民族精神得以“流”传和永生。

　　这种语词游戏还可以从“氓”的向度上进行。“氓”，就是“亡田者”，或者说，就是人与他的土地发生分离时的状态。正是这种分离引发了禹对土地及其广度的极度要求。

　　与此同时，一个沦丧土地、流离失所的人，也就是没有家园的人，为了从这个方面进行自我证明，禹竟然在治水过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与其说是一种对治水的狂热，不如说是对家园的审慎回避，以此保证他在流氓语义方面的纯粹。

　　由于国家拒绝一切人民的流失和离走，这种在大地上四处爬行的景象，仿佛是一场与国家话语的对抗表演。但这一对抗其实是内在统一的。流氓，就是一个广阔土地上的征服者，他必须通过永无止境的空间位移去实现对土地的测量和占有。

　　众所周知，正是禹绘制了中国传说史上第一张完备的“九州”权力版图，他也是“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的设计者。当“地方”话语和“九州”话语互相融合之后，对土地的广阔性的恐惧消解了，土地被编码和压缩在一个微型的二维空间上，并成为征收赋税、劳役和镇压叛乱的便携指南。

　　不仅如此，基于流氓话语和地图话语的双重涌现，空间的广阔性上升为中国农业政治地理的中心尺度，并且被载入民族的伦理法典之中，从禹而不是从尧、舜开始，君王的使命就是扞卫这种广阔性。所有受到赞许的帝王(嬴政、刘彻、李世民、赵匡胤、忽必烈、玄烨)都是土地广阔性方面的赢家，而所有那些遭受指责的帝王(如赵构、朱由检和慈禧)则都是空间广阔性的丧失者。

　　为了扞卫政治流氓的空间利益，某种所谓“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伦理指标被设计出来，以指导人民的舆论生活。但这些伦理语词完全是虚假的，它们的唯一功能是对土地广阔性的集团欲望进行话语伪饰，这引发了难以平息的价值动乱。例如，在同一部历史教科书中，土地丧失者吴三桂成了“叛国者”，而异族入侵者福临和玄烨却成了“完成统一大业”的英雄。毫无疑问，这一装腔作势和自相矛盾的“爱国主义”话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甚至不能完成起码的政治陈述；有意义的只是土地话语本身——无论哪一个集团或个体，谁维系了土地的广阔性，谁就将受到最热烈的颂扬。

　　流氓在时间中展开的爬行生活，使中国成为悠久的时间民族，它沉浸于永恒流逝的河流之中，并指望着个人与国家的双重永生；而在漫长爬行中所打开的巨大空间，又使它成为真正的空间民族。它就这样同时生活在史册和地图之中。这显然是河流的时间话语同土地的空间话语实施联盟的又一个迹象。

　　什么是作为流氓的禹的言说语境?这个问题的答案包含在对“江湖”的解读之中。“江湖”，是从整个治水话语文本里跌落出来的一个小小的语词部件，但它却隐喻了流氓的主要存在空间。在土地政治野心尚未兑现之前，“江湖”就是流氓的摇篮。禹的示范表明，只有首先在“江湖”中“治水”，而后才能获取“治人”的光荣权柄。江湖是流氓散步的花园，而宫廷才是他真正想要染指的闺房。

　　禹的开拓性工作，鼓舞了他身后的无数追慕者，这可以从屈原、孔子、刘邦或朱元璋的个人履历中得到证实。然而，把禹的流氓精神推进为一种严格的话语制度的，却是那个始终遭到学术界忽略的墨翟。这个人恰好拥有禹一般的容貌：肤色黝黑、衣衫简朴，坚持“节用”的日常生活准则，如同禹的一个酷肖摹本。但他却超出了禹的限度。

　　正是墨翟率先把“义”提升为江湖伦理的核心，并在这一基础上组织起了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严密的“黑社会团体”。他甚至制定了从道德内省、祭祖仪式到防御战术等的详尽规则。如果我没有弄错，这是由禹设计的中国流氓精神的成熟标志。此后，它将坚定地散渗到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话语之中。但不幸的是，由于庄禅话语的参与，这种外在漂流的模式转向了精神对肉体的“内在漂流”，它大量地塑造着利用游戏使自身的存在与本质分离的人。这一与存在主义逆行的语法，把人推向了最黑暗的哲学地狱。

　　极权主义

　　毫无疑问，禹将为此承担某种责任，因为正是禹的极权话语预设了这个后果。所有的君主都是空间的圈定者。爬行(漂流)，就是为了最终能够在一个适当的范围终止这一行动。禹的极权话语，从与“治水”工程对应的暴力工程开始，经过屠杀防风氏、驱逐共工和生擒“无支支”而抵达了它的语义高潮。而后，禹用暴力(而不是像他的史官所说的接受“禅让的方式”)推翻日神舜的统治，并在权力版图的基础上接管了土地。由于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水-土二重信仰和流氓精神才得以成为民族的支配性话语。禹登基后所题写的隐喻性文本，就是用天下精铜铸成的九只巨鼎，它们是中国极权话语的一次最奇异的言说，禹用鼎器指称了他的国家；用鼎耳指称了权柄；用鼎足指称了国家的根基。不仅如此，禹还要用鼎的坚沉性指称国家的不可颠覆性；用鼎的烹煮性指称极权主义的治国方法：在严酷的暴力火焰上，人民与水一起被精心烹煮，成为统治者美妙的羹汤。

　　历经了流氓式的艰辛爬行之后，也就是越过水-土话语的冗长言说，禹终于停栖在了那个严肃的容器面前。这一时刻是令人缅怀的，流氓英雄企及了他“问鼎”的梦想。其中，极权是这梦想的终端，而治水则是它的开端。这里隐含着极权话语的秘密语法程序。关于这一点，卡尔·A·魏特夫(Karl AWit-tfogel)已经在他的着作《东方专制主义》中作了详尽阐释。

　　根据魏特夫的理论，正是治水农业请求着一种极端严谨的管理制度，以便使水利工程获得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及其效能。由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需要，权力被高度集中在管理者个人手中，这构成了未来极权主义的结构基础。最高管理者只消改变他的指令，水利组织的职能就迅速实现了其向国家机器的转换。

　　然而，治水话语的实际含量，远远超出了魏氏水利政治学的范畴。在禹那里，水的语义总是倾向于暴烈、反对、挑战和离经叛道的一面，它指称着那些游荡于“江湖”并维护着质朴自由的流氓。“治水”，起初是向他们强行征集赋税的劳役，并对他们的生活进行管理，而这一“治理”语义以后竟转向了暴力惩治。

　　在所谓的“惩治”语词中包含着一个先在的设定，即所有反对其治水计划和土地掠夺的人都是有罪的。“惩治”，就是针对那些反对者的无情镇压。但这种以“洪水”名义出现的罪行，并不是人民先在地持有的，恰恰相反，它是由禹及其史官在历史进程中追加的。耐人寻味的是，这项为人民设定的“自由罪行”，居然得到了农业群众的普遍认可。这种认可并非产生于暴力胁迫，而是产生于群众对政治话语的错误释义。

　　这是禹和他的史官所策划的另一个话语阴谋：由于对治水话语和极权话语进行了语义偷换，洪水与自由主义者、治水和暴力、水利枢纽同国家官僚机构、灌溉与统治者的恩泽、水利保障下的农业丰收和极权国家信仰，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词被对应起来，成为内在同义的事物。那么，当群众接纳治水话语时，他们也就轻易地接纳了极权话语，并把它当作指导日常生活的准则。

　　在禹之后，所有的独裁者都沿用过这一话语策略——一方面展开针对危机(异族入侵、自然灾患或国内动乱)的紧急拯救，一方面题写着极权主义的严酷句子。这就是祈求和平与幸福的人民所收到的悲惨礼物。

　　至此，禹的英雄话语已经言说到了它的尽头。但禹的灵魂将在这个民族的所有成员中得到延续。由于禹之子“启”的努力，水土信仰、流氓精神和极权主义，这个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母本，终于进入了历史实体，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深远的话语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