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环球》：“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
——三评《拿“言论自由”逼问莫言就是装孙子》
（原创：应学俊）
【核心提示】本文探讨的是《环球时报》12月11日那篇社评中提出的问题。因为尽管《环球》承认中国对西方而言在“言论自由”等多方面是全面落后的，但中国又照样发展迅速得震动世界，这说明除了“西方”所谓自由、民主那一套，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摸索且值得自信的发展道路。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来探讨一下《环球》提出的“中国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的问题了，因为这关乎对改革的总结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问题。
当下，在许多人正从不同角度、立场和逻辑试图解读、阐释《旧制度与大革命》时，谈论本文标题这样并不新鲜的话题似乎不大合时宜。但无奈，这是《环球时报》在《拿“言论自由”逼问莫言就是装孙子》这篇“著名”专题社评中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细想一下，这个问题似乎还是有必要讨论一下，因为它关乎中国能否科学有效地持续发展——尤其在《环球》似乎想把我们引入歧途时。
一、《环球》这篇社评的荒谬逻辑
《环球》在这篇社评中一面承认“中国的言论自由显然不如西方，甚至不如埃及、印度”，还令人错愕地坦言“中国对西方的落后几乎是全面的”；一面却又信心满满地说，“中国这三十几年发展得最快，震动了整个世界……中国人不可能不去想，我们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是不是在西方的道路之外，真的有一条值得中国人自己摸索并且自信的发展道路呢？” 言外之意以及全文逻辑是显然的：别拿“言论自由”说事儿！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另有它途；“言论自由”虽好但往往添乱，埃及就是例子。
《环球》所言“西方道路”自然是指西方政治的自由、民主等，而《环球》明显认为自由民主不属于人类精神财富，而专属“西方”，因而我们“绝不搞”，我们另有它途——不过，环球也并未指出“西方道路”错在哪里；而且《环球》似乎已然忘记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及其思想理论也是“西方”的，似乎也忘记了马恩关于自由及言论自由方面的基本观点与主张。可是，如果因为“西方”也搞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不能触及或曰借鉴（不是所谓“照搬”），这就无异于因为西方也制造使用各式导弹、航母或互联网等，于是中国人就“绝不”制造和使用导弹、航母及互联网。这当然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环球》绕来绕去，试图诱导人们顺着它的判断和诡辩逻辑步入歧途请君入瓮。于是，我们就不得不说说“这三十几年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我们究竟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而以“言论自由”为标志的公民各项自由、民主权利的实现与中国的迅速发展究竟关系如何，看来确有探究的必要了。
二、“近30几年来中国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
对《环球》提出这样的问题，其实一句话便可回答：中国的迅速发展缘于改革开放，彻底摒弃极左路线，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即以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学理论来阐释也是如此。窃以为《环球》大约也会基本赞同的吧。并无须如《环球》那样动辄言“西方”“东方”，更无须“谈社论资”说“特色”搞那一套冷战思维。
但是，开放，似乎好理解些；而改革，改来改去究竟“改”了什么？改革的实质是什么？一些人也许忽略了这个具体问题。回过头来梳理一下，我们才能厘清“这30几年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的真正原因。
当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概括时，我们便可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在“自由、民主”（当然包括“言论自由”）方面向前或大或小迈进一步，中国的发展就会迈出历史上惊人的几大步！这便是中国迅速发展令世人瞩目的根和魂——不论我们对中国改革发展冠以怎样的“特色”或“主义”。如果论及中共执政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如何，这便是论据；更何况“自由、民主”原本也是中共写在自己旗帜上公开宣示价值追求的关键词，也是全人类所不懈追求的价值，并非《环球》以冷战思维逻辑所言之“西方道路”。
我们可列举中国改革具有全局性的事实来说明上述判断。
1、改革使国人获得了选择劳动方式和生活处所等人身自由，生产力获得了基本解放
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按马克思主义观点，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能动要素。虽然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说，但科学技术无疑是人创造的，所以并不矛盾。事实证明，当人被牢牢束缚而失去或基本失去劳动、创造的自由时，生产力必然僵滞、退化；反之，生产力就会非常活跃且爆出巨大能量。
中国原本是农业大国，中国的改革也是肇始于农村的，我们便以三农为例。文革及文革前，农民不仅对生产资料无丝毫支配权，即便种什么作物、怎么种、一家几人去种几人外出打工挣钱，也毫无自由可言；不论啥缘由，家里的劳力必须齐齐在“人民公社”大田里大呼隆干活，否则便以搞“资本主义”或个人“发家致富”（致富过去是罪名）批之斗之；有聪明灵活点的农民设法在工余悄悄搞点“小生产”之类，那也必以搞资本主义论处，名曰“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倘有家中富余劳力胆敢不种田而进城打零工挣外快，那更准挨斗挨批并挨罚，且家人也会如贱民般因此抬不起头来。几亿农民被牢牢束缚在计划经济下所谓“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大田里，每天干多干少就那样。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失去了劳动创造和选择的起码自由。甚至在遭遇大饥荒乃至时见饿殍于路边，农民不仅没有上访反映灾情或官员胡作非为的“言论自由”，连外出讨饭的“自由”也没有，某些地方会有民兵端抢守在村口，理由是外出讨饭就是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更严防上访——野蛮“截访”其实早已源于此时。而有良知未泯的官员给中央乃至毛泽东写信反映大饥荒等实际工作问题，便遭万劫不复灭顶之灾，致使大饥荒蔓延。这是公民丧失“言论自由”对社会发展造成危害的典型例证。
中国改革从农村大包干开始且获得极大成功，其实质正是缘于对生产力最活跃元素之“人”亦即生产者的解放，还他们以劳动以及支配生产资料的自由。于是我们做到了大灾小灾来临而不会再有饥荒饿死数千万人，13亿人口的大国不仅真正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开始“奔小康”，城镇人口凭票证计划供应粮食瞬间成为当今年轻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电视机、沙发这些过去只能在高干家中才会有的物件，似乎一夜间“飞入”亿万寻常百姓家，空调、小轿车等等也逐步接踵而至，社保、医保在中国史无前例地开始逐步覆盖全体城乡国人……
对生产力亦即人的解放在继续——农民怎么种粮、种什么、种多少，放开了，按客观规律去办了；家中的富余劳力可以“自由”地进城务工了，国人获得了选择生活和劳动处所的自由，中国历史上新增了“农民工”一词，而其数量却是3亿！这就是对生产力的解放，劳动者获得了“自由”！中国并未因为少了3亿农民而闹饥荒，可工业和城市建设却多了3亿劳动者，他们在为社会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自己也多少受益。可以说，没有这3亿农民工，城市中那些高楼大厦和不断延伸的高速公路、铁路不可能如此神话般迅速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能说中国的迅速发展与“自由”无关吗？而“自由”是可以不包括“言论自由”的吗？
2、改革实现了“万类霜天竞自由”——民企创造出占全国总量50%以上的GDP
全国公民劳动者逐步有了更多的“自由”，他们不仅可以自由地离开家乡给别人打工，他们也可以自己创业当老板雇别人给自己打工——个体户或曰私企、民企出现了，“自由”使每个人的创造力获得了空前解放！截至今日，私企、民企创造的GDP占全国总量的50% 以上，而在浙江等省，已达到70% 左右！当今，可谓“万类霜天竞自由”——而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可能实现人尽其才。
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由，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的GDP从何而来？中国如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由，就不会有身价数十亿上百亿的马化腾和他的QQ及腾讯，以及搜狐的张朝阳，联想的柳传志，也不会有新东方的俞敏洪……没有“自由”，他们必然被束缚在无法施展的某种体制中，才智受到各种限制而无以发挥！看看中国民企500强榜单，我们就可以看到“自由”对于生产力的解放是多么重要！看看一个曾经因挎着篮子卖5分钱一小包瓜子而常遭打压的年广九，因为有了劳动、创造的自由而成为拥有全国连锁店的“傻子瓜子”大王，他不仅彻底改变了自己，而且也丰富了市场和百姓生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对于生产力解放生动个案之缩影。
3、改革使国人获得了商品交换的自由，市场经济才逐步形成并发展
前述改革带来的自由其实已部分包含这里所说商品交换自由。文革及以前，任何自由买卖都是非法的，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家致富”而受到限制和批判，商品交换除了在国营和集体商店里，几乎绝迹；如果还没有绝迹，那便是“地下非法行为”；异地贩卖的商品交换和物流被视为犯罪而入刑，正式罪名曰“投机倒把”。而改革开放以后，每一个公民都有依法进行商品交换的自由，市场经济逐渐形成，市场规律和政府调控共同把握市场杠杆。没有商品交换的自由，市场经济无以形成，经济的繁荣更是无法想像。
这繁荣无疑是“自由”带来的。我们能说“自由”不是改革的根和魂吗？
4、没有“言论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没有“言论自由”，中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这回事
社会及国家迅速、可持续发展包括社会的稳定，必然与公民言论自由即各项自由民主权利的实现相伴相生。否则，中国就不会有政治民主和社会管理改革的科学发展。这有无数事实可以佐证。
中国目前“言论自由度”较之文革及以前有了很大提升，这是中国改革、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即便还很不够，即便问题多多，这有限的言论自由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一步一步实现而值得珍视的。而正因此，才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政治的进步，才有了中国发展的“根”——因为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实现；《环球》大约不会忘记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改革开放的前奏和必要前提，而这一彪炳史册的“大讨论”得以展开的前提正是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稍稍放开；否则，我们至今可能还在“两个凡是”和毛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桎梏下挣扎彷徨。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言论自由即体现了思想的自由；有了思想的自由，才会有创新和发明创造。中国每前进一步，其实质都是向着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民主核心价值接近。
“言论自由”必然是公民自由权不可分割的首要因素。正如《环球》所言“迄今为止世界上并没有完全靠言论自由成功带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国家榜样”，是的，哪有“完全靠言论自由……”的例子？这自然是《环球》有意树立的假想论敌；而我们则应该补充一句才算全面：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唯独摒弃言论自由的“自由”，也没有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而社会却能真正做到全面、持续发展的先例。
“言论自由”是公民“第一自由权”，这不仅仅在“西方”，中国《宪法》第35条已明确载入，不可抹杀。马克思所言也证明了“言论自由”在公民权利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4页）。我们可以设想：假设一个人身财产权遭到官商不法侵害的公民，他连在网络等媒体上发布信息或上访申诉都会遭到跨省追捕或“被精神病”，那他还有什么公民权利可言？“言论自由”能从公民自由权中剥离或无视吗？
我们能说“言论自由”对中国的迅速发展是可有可无的吗？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载入我国《宪法》，这无疑是中国政治民主方面进步的重要标志。然而，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全国广大公民、学者不断地呼吁、阐述、论证，就不可能会有这样明确的进步，这一过程至今可考。广州收容所孙志刚被毒打致死，拆迁引起公民自焚、下岗教师兰州陈平福写博文被控“煽动颠覆……政权”罪等事件，如果没有目前有限的这点言论自由，这些事件就不会引发全国的大讨论，也就不会因此而带来实施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终止和《物权法》《拆迁补偿办法》的出台和修订，也就不会有兰州检方最近对陈平福案的依法撤诉……此类例证不胜枚举。公民获得平等、自由的权利和公正待遇，才会爆发出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我们能说 “言论自由”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可有可无？
拥有5亿多网民（12.22.央视公布数据）的网络言论固然众声喧哗，有时难免良莠不齐，甚至也有违法犯罪之徒，但我们必须看到主流和本质，那是真正的“主流舆论场”，反映出的是民心向背；（在法制逐步走向健全的今天，某些人试图把网络反腐与文革时无政府状态下的“大民主”类比，这不是无知也是别有用心）。正是这样尚存有限的“言论自由”，才发挥了一点点民主监督的作用，在反腐败体制尚未有效建立之时，“网络反腐”多少遏制了某些腐败的蔓延，使那些身居庙堂的蛀虫不得不有所顾忌——尽管有时公民的网络反腐代价也是相当沉重的。而即便这样有限的“言论自由”不仅没有给国家发展“添乱”，而且积极促进了社会的良性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样尚存有限的“言论自由”，中国会是怎样一种局面？中国的发展能这么迅速吗？
三、结 论
1、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根和魂
不论我们对中国的改革冠以怎样的“特色”或“主义”，不论中国在政府调控方面发挥了怎样的积极作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早已绝对调控了），改革前进的轨迹在本质上正是或多或少接近着“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这才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根和魂，是“中国近三十几年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的真实原因。这毋庸置疑。如果说中国的迅速发展是中共执政的正确与科学所致，那么其正确与科学恰恰正在于遵循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舍此并无它途。这便是结论。
从理论研究的层面而言，我们既无须妖魔化马克思主义，也不必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不可逾越的圭臬。至少，中国改革开放迅速发展恰恰佐证了马克思如下所言之社会发展规律：未来的社会制度将是“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构成这个社会的细胞是“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2、威权或曰集权统治无法获得一个国家和民族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那么，有没有一条在没有或少有自由、民主的情况下，一个威权或曰集权统治的国家照样也可以在一定时期获得迅速惊人发展的路呢？有。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乃至当年的希特勒德国就是例子，他们曾经的发展甚至使一流发达国家也很“震惊”，希特勒也曾被他的国民称为“大救星”；然而，他们的“发展轨迹”和失败的结局都已证明：此路不通。如果《环球》至今仍以僵化的冷战思维用“颜色革命”来解释这一切（包括所谓“阿拉伯之春”），那就准备留下历史笑柄吧，因为记得马克思就曾说过：“新闻出版自由不会造成‘变动的局势’，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变动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笫81页）大国崛起与兴衰之道已向我们昭示：自由民主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价值追求，作为政治制度的自由、民主其具体形式可以因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地域的不同而不同，但实践证明其核心价值是普适或曰普世的。
3、中国改革中出现弊端和问题的根源和改革方向
中国的改革与迅速发展，其实质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向着“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或大或小的迈进，这是无疑的。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中国在迅速发展且百姓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腐败蔓延、官商勾结、执法犯法、司法不公、普通公民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等严重问题，以致出现邓小平所言老百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和“六四”风波这些“怪”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仔细分析起来，恰恰几乎无一不是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以及对《宪法》赋予公民以“言论自由”为首的各项自由民主权利的侵害或不落实直接相关——联系实际，再对照《宪法》第二章相关条款，我们便知这几乎无须论证。这正是所谓 “中国模式、中国崛起之路”中应当剔除的有害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履新即主持召开了前所未有的纪念现行《宪法》实施30周年大会，并新建“宪法墙”，其深意应该与此不无关联。这也无法不使人想起古巴比伦刻于石柱上的汉摩拉比法典。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必然继续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核心。
中国改革之所以使国家迅速发展，除了缘于中国基于国情前提下总体上逐步向“自由、民主”核心价值迈进，不知《环球》所言“值得中国人自己摸索并且自信的发展道路”究竟还会是什么？难道“言论自由”可以从公民各项自由权利中剥离吗？难道“言论自由”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真如《环球》眼中那样一钱不值吗？我们期待《环球》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答案。□
2012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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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展 江：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 （2011“求是理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