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由子路向夫子提问，但问题比以往深了一层。既非埋怨导致困境的决策，也非对孔子以忧为乐的不解，而是对精神信念的怀疑。即以夫子之“累德、积义、怀美”尚无好报，那坚持道德理想还有什么意义呢？由此而导出孔子关于材、人、时、命的区分：“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孔子告诉弟子，一个人是否成就外在的事业，并不是品德、学识、努力就能见效的。具备这些条件之外，要成功还需要“时”，即机会。而事实上，“不遇世者众”，只能“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他重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这显然是对儒家“为仁由己”的精神境界的描写。它同《庄子·山木》中孔子教颜回的那种超然物外，无执着、无用心的自然主义态度，形成明显的对比。这才是儒家的欣赏的人生态度。故事首先见诸《荀子·宥坐》，[5]此外，还为《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等文献所缉录，可见它为儒林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