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社会，对“刁民”，政权采取的办法是“有罪推定”，可以进行制裁，在人民公社时期，这样的人可以作为“坏人”，由群众表决，由地方打击。但在当前中国，尤其是在乡村社会的政治性空间丧失以后，农民之间的联系弱化，对这些刁民的行为，一般农民可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刁民”在与地方政府斗法时，一般农民要么莫不关心，要么冷眼旁观，而政府发现缺少了政治空间，没有了政治动员，没有了基本政治力量的支持，在他们与刁民的斗智斗勇(中性意义上的斗智斗勇)中，自己落了单，力竭势穷，步步退让，以至于动辄得咎，狼狈不堪。原因很简单，刁民与地方政府斗法，不关一般农民的事，一般农民不能从刁民与政府斗法中感受到与自己利益的关系。政府乃至乡村组织不是政府性的而只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的一个部分。相反，看到政府官员的狼狈不堪，反而感到痛快，因为这可能是一群不关心农民死活的贪官。因为缺少了政治性，一般农民感受不到地方政府在维护社会基本秩序方面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