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为钱学森先生一直忧思的问题，也是他在临走时留给华夏儿女的旷世一问，更是总理为之焦虑国人为之忧叹的尴尬一问。而诺贝尔奖自诞生以来无缘大陆籍中国人的残酷现实，更加激发了人们求解“钱学森之问”积极主动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不少教授公开发表了“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的豪言壮语，尽管不少专家、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诸多破解的思路，尽管不少中小学教师开始了“以人为本”的教学改革尝试，但至今为止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什么高明的招数问世，更为见得有哪些彰明较著的成果出现，就连连连批评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改进教学方法、实施素质教育，但是都没有找准问题的根本症结”、极力倡导“学校去行政化”的朱清时，近来也少了些许的声音。
就在我们为“钱学森之问”的无解而郁闷不堪之时，笔者在人民网的“E政广场” 突然发现了一个名为《彻底破解“钱学森之问”》的议政提案。这个题为“彻底破解‘钱学森之问’和‘上学难、上学贵’的最佳教育体制改革方案”乃为博友李海年所作。这个“人人大学、人人人才”的阳光教育战略构想，共提出了10个改革建议、6个配套措施，言辞内外无不激情昂扬、豪情盎然。似乎只要按照这个方案付诸实施， “钱学森之问”瞬间就可灰飞烟灭，诺贝尔奖必然落于国人之手，中国的教育就一定会走上阳光大道。
该方案之总体构想为：1.全免学生学费。从小学一年级（乃至幼教）一直到大学毕业，国家全面免除每一个学生的全部学费、杂费。2.取消中考，保留高考，普及大学。初中生不考试可直接升入高中，改革高考，将不同的人才选拔到不同的大学深造，让人人享有（必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3.将高等院校划分四个等级。通过统一审核和科学评定，把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由高到低划分为四个等级A类大学专门培养特级技术人才，B类大学专门培养高级技术人才，C类大学专门培养中级技术人才，D类大学专门培养初级技术人才。4.高考采用“2+1+大综合”和“1+大综合”的两种模式。5.按等第升入大学。根据高考成绩和德智体美等把每届学生划分为4个等第，分别送到相应等级的大学学习深造。6.调整学制时间。把小学6年制、中学6年制（初中3年+高中3年）分别调整为5年制，把压缩掉的2年时间放到大学里。7.大学教育模式为“理论+实践”。彻底改变过去“纯理论”的单一教育模式，而是将“实践课”大胆引进课堂，让学生把一半的时间用在理论上，一半时间用在实践上。8.统一颁发证书。大学生修满规定的学分毕业时，由不同类别的大学颁发相应的毕业证书（或者技术人才等级证书），国家必须明确规定，今后凡是没有大学毕业证的，用人单位一律不得使用。9.提倡终身教育。10.征收“教育税”取代“学费”。当学生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后，可根据其收入状况征收或多或少的教育税。
该方案提出的配套措施为：1.城乡统筹划拨经费，合理改建扩建学校，师资配置城乡流动。2.中小学、大学一律采取“宽进严出”措施。将“控流止辍”与各级各类政府的政绩挂钩，确保中小学生100%上大学。3.必须打破英语神话。4.提高教师待遇，让学而优则师。5.打破教师终身制。6.为高等院校提供晋级机会。
咋一看上去，该方案环环相扣、步步推进，具有高度的逻辑严密性和强烈的时代现实性。但仔细观之，却大都是一些重复了许多遍的建议性思考和原本就不能实现的空想与幻想而已。且不说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实行全免费近20年不根本不可能实现，单是以征收“教育税”取代“学费”、“没有大学毕业证用人单位一律不得使用”之说就够雷人的，在国民素质尚且低下、道德诚信备受质疑的今天，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一个政策、一个规定就能解决得了的。再者说了，取消中考、改变学制、把大学划分成等级、提高教师待遇就一定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让诺贝尔奖花落中国吗？设若果真如此，“钱学森之问”是否也太过于简单了一点，幼稚了一点？
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当时的条件虽然艰苦，却在只有圆规直尺的水泥地上造勾勒出了人造卫星的蓝图，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国的教育机制虽然并不完善，却培养出了如袁隆平、石明松、李贞生、杨振玉、李振声、陈景润、金怡濂、王选、王永民等诸多人才，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毛泽东时代时，中国虽贫穷落后却获得了科技的高速发展，直追欧美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试问，这是教育内部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吗？是出台几个政策、做出几个规定、变换几个招式就能达成的目标吗？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条件出成果了，却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了、拿不出好的成果来了。归根到底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是腐化思想严重侵蚀的问题。试问，当人们肩上背负着工作、住房、养老等诸多沉重的负担时，有谁肯于钻研艰深的学问吗？当“权力通吃”现象已成为社会主流、腐败也浸染到了教育的肌体时，还有人能够做到独守寂寞而不把学术研究当成当官的敲门砖吗？当知识分子为了评定职称而贿赂学术杂志、教师为了一私之利而绑架学生敛财时，纯洁的学术还会有多少空间？当学生把行为艺术、裸奔当作一种炫耀，把侮辱教师、与父母作对当作一种光荣，把情色与享乐、甚至把贪官当作一种志向和理想时，我们又凭什么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先后共派出出国留学人员共达30多万，而学成回国人员不足三分之一，其中自费留学生学成回国率只有4%左右。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却纷纷走向外国？……
为什么现如今我们不能在新的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的成就？为什么我们现如今陷入了抄袭论文满天飞的窘境？为什么我们多年来培育出来的精英却我不爱我们的国家？这其实才是“钱学森之问”的本质内涵所在。教育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工程，绝不可能脱离于社会的繁杂而独立存在。就教育本身而来谈教育改革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就人才培养而来谈人才培养也无异于缘木而求鱼。所以，要彻底破解“钱学森之问”，就应从拯救国人已经迷失的信仰开始，从净化这一片已被污染得乱七八糟的土地开始！
（李吉明2012年2月17日于河南新乡 邮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