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正在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一个基本判断是，就是在本世纪第一个100年中，即使在资金保障方面能够做到“覆盖全民”但中国仍然有将近70%的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中国的老年“服务需求”很大，但“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想靠“市场”来解决未来80多年中中国的老年服务问题，几乎不可能。

　　靠市场不行，那就得靠政府，靠社会组织。按照国际上的流行趋势，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养老服务方面须得有个分工，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洛姆的说法，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社会组织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按中文的习惯表达，可以说政府是负有公共服务责任并提供资源的管理者，社会组织是养老服务的直接提供者。

　　一般而言，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应该是“非营利”的。但这一点在中国实施起来似乎有点困难：因为在相关的政府机构和高层官员看来，“非营利”不可信，老年服务的“十二五”规划中就没有采用这个概念。另一方面，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又必须要通过政府的政策优惠、直接拨款或购买服务，通过社会捐款，以及通过接受服务的人按成本付费等多元化的筹资方式给予支持，才能生存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前面说的“需求”变成“有效需求”。如果得不到政府和社会充分的支持，完全靠接受服务者付费，其结果：要么变成营利性的市场服务，要么就不可持续。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称其为“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近年来的社会调查显示，中国人习惯的求助顺序是：家人—亲友—社区—单位—政府—社会。排在前两位的“家人”和“亲友”，在中国人看来是最靠谱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上个世纪90年代应对“下岗失业”，其实作用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差序结构”的个人支持网络，然后才是低保等社会政策。

　　中国人未来80多年面对的“白发浪潮”，可能也要充分发挥家庭的功能，但这不是靠道德说教就能生效的。社会政策的支持可以与家庭结合起来，能否设想，在老人生活上还能自理或半自理时，让45岁以上的中年人以及“低龄老人”去照顾“高龄老人”，而由政府向他们发“社会工资”。在老人丧失自理能力时，则在政府和社会的资金支持下，到老年服务机构安度余生。

　　这样的政策构思，还要考虑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照顾责任承担者须和社区签订协议，社区的社工机构，负责对家庭照料进行评估。同时，对家庭中的照顾承担者，由养老机构的专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形成一种在纵向的社会组织和横向的社区组织构成的网络支持下的，由政府提供包括“社会工资”在内的必要资源的“新型家庭养老服务网络”。对中国社会而言，这应该是成本最低、最合乎民情国情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