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史 杂 论(162)
2012-1-25
关于研究历史的方法的统筹思考
科学的历史研究对于中国的发展十分重要。在信息化条件下,以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更为重要。
(一)历史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过程。历史是由自然环境
和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等等的统一形成的发展过程。在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中,往往集中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活动的研究,对于自然环境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的研究较少。这主要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变化周期较长,同时缺少科学的方法等所致。随着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对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历史的作用的研究会逐渐跟上。如唐山地震对于中国文化革命的结束的作用。
历史发展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而没有所谓的对和错、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历史研究不能够事先带着是和非、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只有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人之间的关系带有是非、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文化革命历史没有是非、人道和非人道的性质。但是文化革命运动具有人道和非人道的问题。因为在文化革命过程中有大量的非人道的事件,也有大量的人道的事件。社会历史过程和期间发生的社会运动不同(虽然其历史以某个运动的名义代表)。如氢弹实验的成功,就不是文化革命运动的功绩。但是文化革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对于文化革命运动有重要影响。
只有对于历史过程和期间发生的主要运动或重要事件区分开来认识,才能够真实的研究历史。否则就难免将人的主观意志和行为与社会历史规律混淆。
历史就是历史,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的过程。
(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是某个人创造的、或某个集团创造的。中国革命历史不是毛泽东创造的。苏联的历史也不是列宁和斯大林创造的。美国历史不是华盛顿创造的。二战历史不是希特勒创造的。现在的历史研究过多的追究某个领导人的责任,与歌颂某个领导者的功绩是相通的。
谁否定了人民创造历史,谁就否定了历史。谁否定历史,谁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任何人都有两重性。这是历史的两重性。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了社会独立存在,可以脱离了环境独立存在。他的身上有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及其统一的反映,也有个人的因素的反映。历史人物或一个运动的领袖的历史两重性更为鲜明。脱离了人的两重性、脱离了人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反映,单去讲个人的历史功绩或个人的历史罪恶,都是一样的,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虽然文化革命运动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但是文化革命历史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创造的。文化革命历史是由长期封建思想意识较浓厚的人们和为了生活的人们共同创造的。
(三)历史发展过程有阶段性,由许许多多的不同阶段构成。中国革命历史是有多个阶段构成。文化革命历史有多个阶段,不是单一式的十年过程(从1969年以后,就很少了打砸抢的群众运动)。
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决定了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有不同的性质。没有不同阶段的区分,就必然难以客观的研究历史过程。现在对于文化革命的研究比较笼统,其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客观的划分不同的阶段,以及在不同的阶段中各种事件的性质差异。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一些人得以趁机任意的编造文化革命历史(包括李志绥写的毛泽东历史,好像中国历史的扭曲发展,李志绥早就看出来了)。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发生的事件其性质不同,不管多么的相同或相像。把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事件作类比,直接做出结论是很低级的错误的方法(只有在工程技术性问题上面,可以做类比研究)。比如将五七年的错误与文化革命的错误直接对比,并做出结论,是不适当的。比如将三十年代犯的错误与六十年代犯的错误对比后直接做出结论并不妥当。比如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与后来苏联国家对中国的援助是不同的。苏联早期的援助与后来的援助性质是有差异的。苏联后期对中国的“援助”带有要求中国附属于它的条件。因为不同阶段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
根据历史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划分历史阶段的方法。但是这种划分必须是客观的、科学的。过去按照“十次路线斗争”划分历史的方法是主观的错误的。现在也难免类似的错误。
(四)历史研究事件要中肯。杨松奎在说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时,提出“最初不过几十人的中国共产党仅仅几年时间就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政党之一”,与苏联援助的直接关系(见《读史求实》一书)。中国共产党的迅速发展首先是由于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尖锐程度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性和英勇性。如果不能够中肯的说明,就会造成误导,似乎中国共产党的迅速发展是由于得到了大量的卢布。
(五)历史研究中要科学的使用概念和使用科学的概念。
在研究苏联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援助时,首先要厘清“援助”的概念。援助是不附加使被援助方失去独立性的条件的支持活动。凡是使得被援助方减少和失去独立性或增加依赖性的都不是援助或真正的或善意的援助(仅仅是投资)。在苏联对华援助事件上如果使用的概念不清楚不准确,引用的事实和数据就难免偏差(比如抗日战争时,美英等国为了保护自己的殖民地,援助中国军队到缅甸打击日本军。这在事实上不等于援助)。
(六)研究历史要用思想文化工具。任何历史研究都是按照思想文化的规律进行的。
思想文化是反映客观实际的。但是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是客观的过程,作为客观的过程,它也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律。
思想文化的规律与客观事物的逻辑和规律不同。
因此任何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都仅仅接近客观实际的。(这不仅是因为研究历史的环境与历史事件发生的实际环境不同了)任何历史研究都不可能得出与客观实际完全一致的、绝对正确的结论。任何历史研究都仅仅是无限的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部分,每一个的研究结论都是不断的接近客观真实。
同时,认识研究的规律与实践的规律不同。许多人不懂得这个原理。比如赫鲁晓夫在1962年12月参观艺术展览时,对于有的艺术家质疑他是否懂得艺术时,他大发雷霆,说:我当矿工时是不懂,我当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逐步升迁的每个台阶上我都不懂。可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见杨牧之《云深不知处》)。
(七)历史研究中核实资料及其来源是重要的前提条件。现在有许多历史研究书刊上的引用的历史资料没有来源,更有很多历史事实没有经过核实。甚至有一些史料颇可怀疑。就如美国政府宣传的很多事情,无法核实。因此只能够存疑。
成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