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小作坊生产的“伪意大利品牌”是真品价格的十倍,而一些产品根本就是没有“摹本”的、子虚乌有的“国际品牌”，引来意大利政府机构来华打假。（据3月17日《中国青年报》）。

　　这则新闻很快成为近两天以来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主流的观感是：国内造假登峰造极，打一下法律擦边球，“仿造”与“山塞”倒也罢了——虽然这也是一种投机取巧的造假行为，但仿造与山塞还是得下点功夫有点技术含量的，许多企业已经不满足于仿造、而是在“杜撰”洋名牌了。

　　抛开情绪渲泻式的评价，笔者以为消息背后隐含的问题值得深思。

　　一件物品之所被仿造甚至伪造，是因为“正品的”品牌中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存在。奢侈品的特点是物稀与价高，当违法成本不是足够高时，即能够给仿造、伪造者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不单是洋品牌，其实贵州茅台酒、西湖龙井茶叶之类的国内着名品牌都有大量的假冒伪造者，而“洋品牌”之所以更容易被仿造与伪造，则因为一个“洋”字蕴藏着许多的深意，一是一些国外品牌经历数十甚至数百年的打造与积累之后，其或因稀缺的物料、或因工艺的传承、或因文化的积淀等等，的确有着巨大的知名度与市场影响力，如意大利的手工艺品与法国的红酒之类，国内消费者的追捧就是强大市场需求的一个表现，虽然，国内富人一窝峰地追捧附会高雅成为潮流而并不一定注重内涵，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其二则涉及“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管与制度、政策层面的问题。“信息不对称”的一个最凸出的表现是，伪“洋”品牌的售价居然可以高过真品价格的十倍，这种情况一般就不大容易在本土品牌的仿造与伪造品牌中出现，原因在于国内消费者不知道真品价格，或者即便知道境外的价格，却不一定知道“加价”是因为市场差别原因，还是关税差异原因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这些方面国内消费者不知道信息或难以方便地取阅信息）。在监管方面，假冒品违规成本过低其实正是监管与惩处不力的最“终端”的表现；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报道中提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意方提供的信息涉及工商行政管理、质检等多个部门（而且有可能还是多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不同行政部门），跨部门行政诉讼与问题的处置在我国又会是一个有着极高社会成本的问题。同时，这里也许还有法律许可范围的细节问题，比如商家包装中留上假的意大电话号码肯定是欺诈，但是如果仅印有国外的标志性图景（比如地域风景甚至国旗）算不算是欺诈？后者包装的商品摆在地摊上售卖与摆在奢侈品柜台售卖性质是否相同？这显然需要行政与司法的认定。

　　而公共事件中往往凸显公共政策困局，上述问题的解决，其实都离不开政府的职责的强化与机制、行为的优化。这其实不单是“洋机构”加入国内打假战团才需如此，而是构建城信、健康、秩序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如此，“洋机构”的加入应该是受到欢迎的，至少必要的国际协作，在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将会有极大的助益。

　　这里，笔者也希望引申一个超越“打假”的话题，那就是“洋品牌”过度流行于境内奢侈品市场，存在着同类本土品牌竞争力不足的问题。虽然着名品牌的塑造需要时日，但是历史都是在每一天（包括今天）创造的，有些问题根本就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这里仅举一个许多人都有感触的例子：在大城市出行，如果你要去方便，最好去类似麦当劳、肯德基以及外资的酒店、宾馆去寻找洗手间，一般较内资同类企业更靠谱！仅就这一方面而言，国内同类的企业难道不应该学习、改进与提升吗？这其实根本就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仅从这一点也即可以看出国内品牌（至少是服务行业）与境外着名品牌尚有差距；而承认差距就需追赶以消除差距，这是民族品牌塑造的一个必经的过程。

　　(本文发表于3月19日《新京报》评论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