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不可调和的“高失业”问题。众所周知，这场危机让美国不得不进入又一次漫长的周期调整，但是美国走出这场危机依然还是依靠本土的创新力量。尽管美国经济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失业率也有所降低，但非技术工人在美国社会中越积越多，美国创造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力在危机阶段失去了就业的机会，只有等到新的生产力不断壮大，消费全面恢复的时候，这批劳动大军才有可能回到就业岗位上。可是，如今在美国大选之年，他们整天上街游行(占领华尔街就是典型的表现)，发泄对现任政府的不满情绪，这对现任奥巴马政府的连任计划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奥巴马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想通过打“中国贸易牌”，从中国“夺回”低端产业，以解决这批低端劳动大军的就业问题。

 

　　其次，贸易大战也是美国调和中美之间经济力量较量的一个重要手段。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暂时处于一种修复资产负债失衡状况的“休眠时期”，而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则在强化自己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应有地位。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无论实体经济的壮大，还是金融国际化战略的强化，中国都表现出了很多积极推进的态势。尤其是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治理问题的改革举措(包括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等)，让美国面对自己债务高企、国际信用下滑的挑战。于是，急于平衡自己对中的贸易失衡结构，避免占有国际霸权地位的美元继续凸现其结构性疲软的态势，就成为美国今天调整的首要任务。遏制中国贸易顺差的扩大，某种意义上就是遏制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对美的经济力量构成的威胁。

 

　　第三，贸易战在目前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下会产生非常不健康的对中贸易战的群体行为。因为在危机中，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盈利能力直接影响到各国的就业能力、各国政府税负的调整能力，而这一切可能都会降低本国政治协调的成本。所以，要注意到，对中贸易战不是一个单一的中美之间的问题，而是大量对中贸易逆差国家或和中国具有相同贸易结构的国家都在搭贸易摩擦的“便车”，对中实施过度的“制裁”，并且互相感染，力度加剧，这给本来就脆弱的世界经济蒙上了不容忽视的阴影。

 

　　综上所述，中国在面对这场利益越来越复杂的贸易战时，应该一如既往地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至少也是为“培养内需”所需的增长环境赢得宝贵的“调整”时间。同时，要坚持改革开放的胸怀，既要注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上所呈现出的内在的比较优势贸易和投资支撑市场活力和经济增长的结构，也要强化国际政策协调的力度利用国际组织的平台和多国合作渠道来加大对美国等贸易逆差国的进口规模，避免中美双边贸易摩擦的政治化升级和让“加工贸易”为主的中国单边来承担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甚至我国政府应该联合世界对美贸易顺差国家，一起采取一些主动的干预和补贴政策，来为美国创造属于它竞争能力的就业岗位，而千万不能容忍拥有世界主导货币的美国，轻易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创造“就业岗位”的救市行为。

 

　　当然，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目前任何脱离中国实际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或增加收入、刺激内需的“理想主义”，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虽然从表面上看，贸易摩擦的程度可能暂时缓和了，但实际上中国产业的空心化问题却变得日益突出了，因为当下由于教育和研发的能力与制度的缺陷，大多数企业缺乏和美国在高端产业上竞争的实力，所以，最终竞争的结果是很多迫于产业升级压力的民营企业，只好放弃实业进入虚拟经济领域，或者进入以后持续不了，也只能退出自己“不擅长”的高端产业或高端制造环节，由此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资源配置浪费和扭曲的后果，将是长期的，十分严重的。未来即使世界经济真的开始复苏了，但我们却因为这些年来造成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很容易在流动性泛滥与世界经济繁荣的大环境下，快速形成资产泡沫的局面，从而让我们陷入当年广场协议后形成的、至今为止也难以自拔的“日本病”的泥沼中。

 

　　危机中世界各国更应该加强互相合作，尤其要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来优化全球贸易的结构，而各国关起门来搞“结构调整”，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至少也会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