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与徐景安对话：
中国未来的选择： 发展目标转问幸福目标
2012年3月16 日共识网总裁周志兴对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进行了访谈，发表如下：
周志兴：
欢迎徐老师到共识网指导，您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在决策参谋部门工作，参与过很多关于体制改革的工作，包括价格双轨制，您做了很多贡献。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把关注点放在幸福这个话题上来?
中国问题的症结是价值取向
徐景安：
1979年我参与了我国经济体制总体规划的起草，当时是国务院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到1980年成立了国务院体改办，1982年成立国家体改委，1985年成立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1987年我到深圳当体改委主任，一直搞体制改革。
后来我慢慢感悟，随着经济发展，三大矛盾严重恶化，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包括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恶化，贫富扩大，腐败泛滥，道德下降等等，三是人与自我的关系也在恶化，精神障碍越来越多，自杀率越来越高。2004年5月我写了一部书叫做《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在这本书里我最早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自我和谐。
不和谐的根子在哪儿呢?价值理念、价值目标出了问题。改革之初国家很穷，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提出要发展经济，先富起来，是对的。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这是历史的进步。但由此也带来问题，把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作为目标、尺度、标准，国家认为发展就成功，民众认为有钱就幸福，为此而不顾一切、不择手段，这就造成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我关系的恶化。根子就是对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的理解进入了误区。我在这本书的扉页首页写了一句话：“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每个人的选择，决定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前途、人类的未来。”从此开始我对幸福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周志兴：
就幸福这个话题来说，我认为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幸福。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79年开始搞改革开放，小平提出要搞市场经济，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时候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没饭吃的时候有饭吃就是幸福的，但是有了饭吃以后怎么办? 2004年的时候你提出这个问题是恰如其分的时间。中国经过了20几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些人没吃的时候他觉得不幸福，有了钱还是觉得不幸福，这是他自己的需求有了不同的要求。你那时候提出幸福问题，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徐景安：
您说得对，老百姓吃不饱肚子怎么幸福?所以首先要富起来，这没有错。但我们整个国家、社会、民众都把发展与财富作为目标，这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从政府层面来说发展是第一，就忽略了为谁发展的问题，带来分配的不公平、公共服务投入不足、民生问题严重，引起老百姓的不满。所以我提出，党、政府、社会要把价值理念、价值目标从发展转向幸福。这不是不要发展，还是要发展，不发展、不挣钱能幸福吗?但是以幸福为目标，就解决了为谁而发展，即为老百姓的幸福而发展，这就要合理分配、改善民生，还要公众参与、政治改革，也要道德文明，这就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
周志兴：
如果把幸福看成一盘大棋，发展是前提条件。
徐景安：
对，只是其中之一。
周志兴：
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寓言式的笑话，阿凡提问皇帝一边是正义，一边是金钱，你要什么?皇帝说我当然要正义了。阿凡提说我要金钱，我认为缺什么就要什么，皇帝缺的是正义，我缺的是金钱。发展和幸福的关系也有点像这样。幸福是包含了很多内容的，发展只是幸福的一个前提，如何分配，并且还要让人家除了吃、穿还有更多的能够体现自己的价值的东西，这样才能是幸福的。
徐景安：
今天提出幸福问题是一种感悟，人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幸福，挣钱是实现幸福的一种手段，不是人生的目标。如果把挣钱作为目标，有可能走上邪路，为了挣钱而不择手段，最后毁掉自己的人生幸福。将幸福作为目标，也要挣钱，但是要考虑怎么挣钱才能幸福，钱挣到了怎么花才幸福。不要昧着良心去挣钱，毁坏健康去花钱。
社会主义就是让所有成员幸福
周志兴：
最近也有很多人在思考这个问题，两会之前一个全国政协委员有一个提案说希望以后不要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提以幸福为中心。但是他觉得拿不准，这么提会不会是一个反对党的政策的提案呢?他有这样的担心。
徐景安：
他的担心有一定的道理，其实也是今天执政当局的顾虑所在。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小平提出来的，提以幸福为中心，是不是违背小平同志的方针?我认为要全面理解小平同志的思想，小平把中国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要先发展，先富起来，第二阶段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而且他强调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复杂、更艰巨，要利用各种手段解决发展以后的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第一，先富起来，适用于第一阶段，现在我们要解决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公平分配，政治民主，道德文明，这就应该提以幸福为中心。
周志兴：
以经济为中心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到底哪个为先，哪个为后，哪个阶段应该说哪个阶段的话，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什么，其实也都是和人民的幸福是连在一起的。您好像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徐景安：
幸福是个很古老的话题，几千年前就讨论幸福。不过，今天幸福问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从世界范围来讲，现代化是以GDP为目标的，西方国家GDP上去了没有带来幸福感的相应提高，开始探讨由幸福指数代替GDP作为衡量目标。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经过30年的革命、30年的斗争、30年的发展，该感悟了，最终是为了老百姓的幸福，这就是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真谛。过去我们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说不清楚。搞了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今天还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怎么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让所有老百姓幸福的社会主张和社会模式。把幸福作为目标是完全符合党的意识形态、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周志兴：
小平讲社会主义定义的时候用的是排除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悬殊不是社会主义，不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定义起来就比较复杂一点。但起码有一个特征应该是明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幸福的社会。
徐景安：
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是让所有成员幸福，不是一部分人幸福，但是实际结果不可能所有人幸福，只能做到绝大部分人幸福。
周志兴：
中国共产党现在也在朝这个方向去做，尽管有很多不尽如人意，比如贪腐现象严重，一些干部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但是所提出的口号还是希望人民幸福，比如提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今天提幸福为目标，是符合共产党一贯的宗旨的。
徐景安：
提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这些口号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发挥作用，问题在哪里?当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同时，依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发展是第一，GDP是目标，这在理念上陷入误区。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就是为了克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的问题，但是我们又不敢说放弃发展第一，实际的目标与理念没有改变，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把发展为目标改为以幸福为目标，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就可以真正实现了。什么是以人为本?人的本就是追求幸福。什么是和谐社会?老百姓幸福了社会就和谐了。什么是科学发展?给老百姓带来幸福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
幸福怎么衡量
周志兴：
这里有一个问题，以 GDP为目标，指标是实的。而幸福是虚的，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有的官员很委屈，老百姓收入每年都有增长，有吃有穿了，在我看来已经很幸福了，可老百姓还不满意，觉得不幸福。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应该有一个量化的指标。
徐景安：
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认为幸福是个虚幻的词，无法度量、无法考核，怎么能够成为目标呢?幸福是人的重要需求满足以后产生的愉悦感，是需求的客观性和感受的主观性的统一。重要需求是可以把握、度量的。一是叫做幸福度，以与老百姓幸福有关的，比如民生问题：教育、医疗、收入、就业，还有社会治理、生态环境等作为指标进行统计考量，这是客观指标。还有一个是幸福感是老百姓的主观感受，围绕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进行问卷调查，问老百姓哪里幸福、哪里不幸福，这是主观指标，把幸福度和幸福感合在一起就是幸福指数，成为度量幸福的工具。这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测评。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又是不一样的，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下，幸福感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每个人心目中的幸福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幸福的魅力。每个人可以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幸福。现代社会认为，有钱就是幸福，有钱就是成功，所有人都用金钱这一个尺度衡量，官员、教授、医生、艺术家也把挣钱放第一，这个社会怎么会和谐?用幸福作为目标，每个人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这就实现了价值的多元。当然，你不可以损害别人的幸福来追求自己的幸福，所以幸福观也是需要引导的。
周志兴：
幸福的指标问题，一般老百姓不掌握，只是从网上或者从什么地方看到有关的东西，比如说有的时候会出一个国家的排名，朝鲜排在第一位。
徐景安：
现在全世界没有统一的量表，由于指标设计的不同以及权重的不同，比如把教育放第一位还是生态环境放在第一位，评价的结果就会不同。
周志兴：
按GDP排名肯定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不会说不丹和朝鲜是第一，但按幸福排名就千奇百怪了，所以幸福指标的科学性要解决。
徐景安：
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步是解决价值目标，以幸福为目标代替发展为目标，也就是把老百姓的幸福作为政府工作的目标、中心、总纲。第二步再解决怎么衡量，这可以根据发展阶段，从老百姓幸福最密切相关的问题出发来设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一步步来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建立一个幸福天堂，这是一个终极目标。不需要一个全世界统一的幸福指数，也不应该每个人统一的幸福标准。
周志兴：
幸福的标准可以不一样，但是有一条我觉得最能涵盖幸福的标准，就是每个人有尊严地活着，比如要有最起码的生活保障，第二就是有安全的保证，出门不会遭抢劫，不会随便被抓起来，第三应该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政治参与的资格。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我不是你的附庸，你也不是我的附庸。
徐景安：
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一是需要有社会的保障，您刚才说的是这个层面，这就要进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领域的全面改革，二是自己选择怎么活法，为了钱可以不要尊严、不顾廉耻、不讲道德，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以幸福为目标就是从两个层面上解决人活得有尊严的问题。
周志兴：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突出问题，如果把幸福看成是一个马拉松长跑，就要一段一段地跑，一直跑到终点就是最幸福的时候。
徐景安：
对。
幸福是一门学问
周志兴：
今天谈幸福有一些纠结，一方面幸福是一个非常老的概念，两千多年前就在讨论幸福问题，人人都会说要过幸福的生活，不觉得这是一个高深的理论。另一个方面，人人又不是真的懂得幸福，比如一个人，一个月挣一万，别人每个月挣三万，他就觉得不幸福。你的知识水准不如我高，我是大学老师，你没上过学，一般这些他不会比。现在物化的东西太多，中国现在只有一个教就是“拜物教”。为什么会是这祥，这和文化大革命把传统的东西破坏掉非常有关系。幸福感不一定光是说我有很好的物质，有很好的职位，还应该有思想的追求才行。
徐景安：
我们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缺的就是幸福的知识，这是很大的悖论。对幸福，谁都可以说上几句，但什么是幸福，怎么获得幸福，很多人不愿意思考。
现在，自然科学很发达，很远的星球能用天文望远镜看到，微观发现了中子、质子，社会科学里能够带来效益的经济、管理、金融很发达，恰恰是有关人类的元问题没有人研究，人类恰恰就在元问题上步入了误区。关于幸福，美国新闻周刊评论，我们都在与名人、富人的生活方式比，我们就会深感不快。马克思也说过一个比喻，我的房子很好，旁边盖起了一座宫殿，我就觉得不快。一个人的不幸福是和人家比出来的，人比人、气死人。幸福要是比自己所拥有的，每个人都有很多幸福的元素。一个女人上街要买一双喜欢的鞋，拿不出这么多钱，感觉很懊恼。旁边有个人说小姐你有什么烦心事，她回头一看，一个人坐着轮椅，两条腿都没有，这么一比，她感觉很幸福，我还有健全的双脚。与亿万富翁比，他们有别墅、宝马，但他们要付出代价、成本与风险，没有很多自由，而我有与老婆、孩子在一起的天伦之乐。富人有富人的烦恼，穷人有穷人的幸福，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快乐。
追求目标的幸福，也要追求过程的幸福。我有一百万，苦熬奋斗到二百万就幸福，达到二百万又想五百万了。只是追求目标的幸福，这个幸福是短暂的。要追求过程的幸福，从一百万到二百万的过程中也是快乐的、幸福的。即使经过努力，没有达到二百万的目标，你也幸福。所以，幸福是学问、智慧，也是技巧和方法。幸福是需要学习、感悟的，而快乐不需要学习与感悟，今天晚上你请我吃一顿好吃的，我感觉很快乐，但是幸福是要感悟的，很多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周志兴：
“有事可做、有所期待，有人可爱”，幸福就是这么简单的三句话。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理解幸福?
徐景安：
幸福来源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带来的幸福感，我买了面向大海的别墅，幸福感油然而生。物质层面的幸福感是人们发财的动力，但是物质的幸福感是短暂的，效果是递减的，过度还是有害的。所以光追求物质层面的幸福感是不够的。
第二个层面是追求情感层面的幸福。人与人的真情，亲情、爱情、友情，尊重、信任、爱戴，这是很重要的幸福来源。所谓人与人的真情就是不用设防，不用算计，快乐一起分享，忧愁一起分担，这就很幸福。如果你有一堆钱，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你会幸福吗?现在很多人为了物质幸福不惜牺牲情感层面的幸福，这是社会的悲哀。物质层面的幸福要得到是不容易的，要算计、竞争，要付出疲惫的代价，甚至还有亏本的风险，但是情感的幸福是很容易得到的，对老婆、孩子、父母、同事、朋友、顾客好，人家也对你好。所以我们要重视人与人的情感幸福。
第三个层面是精神层面的幸福。人总要死的，人总是想我的生命能不能得到无限的延长，这就是永恒。精神者永恒也。能够得到生命永恒才是最幸福的。所以人信宗教，我做善事就能上天堂、转世，这就是宗教精神。孩子拉扯大就是我生命的延续，中国的父母为了孩子成长不惜付出，这就是母爱精神。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做了很多好事，我的生命在很多人中得到了延续，这是奉献精神。你掉到河里，我把你救起来，我死了，在你的生命中延续了，这是牺牲精神。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获得了永恒。孔子的思想承传了几千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人类永远纪念他们。普通的工人、农民、教师、商人、公务员也都可实现永恒。一个人的生命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愉悦、幸福就是永恒。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回到母校，学生们问：什么是成功?巴菲特回答说：当你死的时候，究竟有多少人在怀念你，这就是成功。我们每一个都可想一下，当你死的时候有多少人说你好而怀念你，又有多少人在诅咒你?
幸福中国从哪儿入手
周志兴：
以幸福为目标，提“幸福中国”，我们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呢?
徐景安：
提“幸福中国”为目标，首先改变评价主体，幸福不幸福是老百姓说了算，过去是政府自己评价自己，现在由老百姓评价。其次改变评价体系，过去是GDP，现在是幸福指数。这就能改变政府的行为，从老百姓最不幸福的地方改起，进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一系列改革。还要改变社会行为，打造幸福社区、幸福企业、幸福学校。最后还要改变个人行为，创造幸福家庭、幸福人生。
“幸福中国”的提出，一是社会系统再造，二是意识形态重建。什么叫意识形态重建，就是我们的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不是以金钱来衡量，而是以幸福来衡量。“幸福中国”是一个终极目标，也是启动改革的切入点。
周志兴：
我们现在社会存在的问题是经济在不断发展，但是很多矛盾越来越突出，比如贫富差别问题、官员贪腐问题，表现为官民冲突、左和右的争论等等。推行“幸福中国”，能不能解决这些矛盾?
徐景安：
很多学者提出质疑，没有民主、自由、权利，哪来幸福?不解决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不拔除贪污腐败的根子，不革除官老爷作风，谈什么幸福?我反过来问，你有什么药方来解决问题?这就带来左和右的争论。今天首先要解决价值取向，把老百姓幸福放第一，还是把GDP放第一?如果确立了把老百姓幸福放第一的价值取向，就有可能来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而继续以GDP为第一那就无望这些问题的解决，相反越趋严重。把老百姓幸福放第一，党能够接受，老百姓会拥护，大多数精英也不会反对。这就解决了改革的共识。然后按照老百姓幸福的轻重缓急一步一步来解决这些问题，先改善民生，缓和官民关系;再搞政治改革，抓道德文明。这样局面可控，老百姓也能直接得到实惠。先从政治改革入手，第一没有共识，第二局面不可控，第三，老百姓未必一定马上能得到好处。
周志兴：
谈到路径问题，有的人主张走西方民主的道路，有人说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人说要走毛泽东道路，也有人说从儒教中吸取营养。提“幸福中国”是不是可以以它为圆点，把所有提出的合理的好东西都吸收到这里来。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许可以解决我们现在众说纷纭的情况。
徐景安：
现在学术思想界两大派，一是西方派，中国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这是自由主义派。还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贫富差距小，社会比较稳定。二是回归派，回到新民主主义、回到毛泽东、回到孔子。这两派五主张都有好东西，但从意识形态来说，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吗?以“幸福中国”为目标，既可以为大多数人接受，又可以把上述两派五主张的好东西吸收进来。其实，要构建“幸福中国”大厦，这些都是不可缺的元素。我讲过：“自由主义、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是构筑人类幸福大厦的三个要素。自由主义追求个人幸福是幸福大厦的基础，传统文化追求他人幸福是个人幸福基础上的提升，社会主义追求大家幸福是个人幸福基础上的普及。如果抛弃自由主义，反对个人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必定是地狱。如果抛弃传统文化，忽视他人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就是战场。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忽视大家幸福，所构建的大厦就是危房。”
“幸福广东”与“幸福汕头”
周志兴：
您一直在呼喊“幸福中国”这个口号，而且做了很多实际工作。现在提出了幸福广东、幸福辽宁，还有50几个城市提出建幸福城市。你能介绍一下实际进展的情况吗?
徐景安：
我提出幸福理念以后，希望能够实践。2010年6月我找了汕头市委书记李锋，汕头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比较慢，财政收入才100亿，深圳是1000多亿。汕头肯定要抓发展，但是仅仅抓发展，汕头永远赶不上深圳。我讲，城市发展5个阶段，农业化、城市化、工业化、宜居化、幸福化，汕头在理念、目标上要领先，提幸福汕头，再弥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足。李锋书记提出了“幸福汕头”，5个满意、4个倾斜。后来汪洋书记到汕头考察，就提出“幸福广东”。
汪洋书记对“幸福广东”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优化升级是手段，幸福广东是目标”，“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幸福为代价去发展，不能以发展为理由，让影响人民幸福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长期存在。”这就从理念上解决了以发展为目标，还是幸福为目标?同时出台了《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2012年2月14日广东首次公布幸福指数，在珠三角地区9市里，广州第一，其次东莞、珠海、深圳。人均GDP首位的深圳，由于人均民生、福利等指标落后排名第四。
汪洋书记还做了重要决定，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将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从省下放至地级以上市民政部门，支持社会人士成立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不均等、民生问题欠账多，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结构的不均衡，与政府、资本相比，民众组织程度低，反映民众心声的渠道不畅通，参于公共决策的机制不健全。发育社会组织，实际上是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健全公共服务的必要措施。
“幸福广东”推出以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全国57个地方和城市纷纷提出以幸福作为执政目标与理念。我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以发展为目标向以幸福为目标转变的浪潮。当然，现在大多数地方可能只是说说，还没有实际的动作。很多学者对这个现象嗤之以鼻，说他们又在说假话，又在作秀。不否认，有这种现象。但提幸福作为执政理念是个进步。
周志兴：
“幸福汕头”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徐景安：
受汕头市委、市政府委托，我们进行“幸福汕头”三项课题的研究。
第一、关于“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我们设计了“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问卷”，从生活状况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治理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婚恋家庭满意度、自我状态满意度、汕头未来满意度等八个方面，由调查对象打分。
调查结果，总评分为3.0918，属于基本满意。与政府职能相关的社会治理、生活状况、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均属不太满意，尤其是与政府职能直接相关的社会治理的20个问题，均为不及格。这反映了民众对政府工作的不满。民众对汕头未来满意度评分很高，尤其是对创建幸福汕头的认同度最高，评为4.20，为所有评分之最。民众对汕头未来充满预期与希望，是建设幸福汕头的巨大动力。2011年6月，各部门围绕调查报告所反映的民众意见提出整改措施。
共产党建国60年了，有问过老百姓幸福吗?满意吗?哪里不幸福，哪里不满意?征求民意，再根据民意改进工作，这也是民主建设。汕头市委、市政府决定每年举行一次居民幸福感调查，作为例行的一项工作。
第二、关于“‘幸福汕头’客观指标评价体系”。我们设计了一级指标8个：扩大居民消费、改善居住环境、健全社会保障、维护公共安全、完善社会治理、彰显公平正义、提升文化内涵、关爱民众健康，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76个。
参考国家、省的水平确定2015年目标值对汕头现状评分， 2010年汕头总评得分为3.63分。根据《汕头市居民幸福感调查》，主观幸福感3.092。以主客观权重6：4计算，汕头即期幸福指数为3.31分。
以民众幸福相关的指标代替GDP进行考核，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领域，需要政府全面改善社会治理与提升公共服务，这无疑比单打一地抓经济发展，任务要艰巨得多、复杂得多。
汕头市委、市政府决定，要充分运用这项研究成果，用于对各区县、各部门的考评。
第三、关于“汕头市民生‘十二五’规划建议”。提高民众幸福感，最直接、最迫切的任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定“汕头市民生‘十二五’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目标，安排经济发展，进行合理分配，从而提高民众的幸福感。这是有开创意义的举措。长期以来，民生问题说起来重要，实际执行定性承诺多、量化指标少;资金没有保障，采取一年办几件实事的零敲碎打做法。制定“汕头市民生‘十二五’规划”，有助于目标化、系统化、制度化解决民生问题。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保障和改善民生，公共服务均等，需要政府与民众之间、资本与员工之间以及城乡间、区域间、群体间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一、二、三次分配领域的改革。这里起关键与表率作用的是政府要把过高的行政开支压下来。我们建议政府行政运行成本从2010年占一般预算支出的25.29%，到2015年降为18%，其中一般公共服务开支占一般预算支出从15%降为10%。汕头民生11项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从2010年的65.13%提高到2015年的80%，民众受惠从2010年的61.2%增加到2015年77%。
汕头市委、市政府决定，市政府各个职能部门按照民生“十二五”规划建议，制定改善民生计划。
专家评审认为：三大课题研究成果内容充实，观点新颖，结构严谨，分析精辟，方法得当，一些地方揭露问题、分析问题相当深刻，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具有战略高度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属于优秀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
周志兴：
您认为要推行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徐景安：
最重要的是把民众幸福作为执政理念。有人问我，人家当官的凭什么接受?当官的都想升官，升官有两个渠道，一个是买官，这条路是有风险的，弄不好要掉脑袋。二是政绩，现在靠经济搞政绩已经过时了，以幸福作为执政理念，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这是表现政绩新的路径。当然更在于，这能体现人生价值。当官不是终极目的，当官能够做点事，造福民众，造福社会，才是最有意义的。
周志兴：
党和政府也面临压力，群体事件不断，幸福作为目标，有助于化解矛盾。要在一个城市推进幸福城市，最重要的是一把手。最高执政党局认可，比如十八大新上来的领导班子提出“幸福中国”，这样就可以顺利在各个地方推进。
徐景安：
需要推进一系列制度改革，很多制度问题纠结得很，长期存在，积重难返。大多数当官的绕开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很棘手，都希望发展，给我钱，修一条路、一座桥，什么好处都有了。以幸福为目标，就需要一步一步来解决制度性问题。这个就要有压力，上面来推动，老百姓给压力，推动政府改革。
周志兴：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幸福是一个老话题，但是作为执政理念就是一个创新。
徐景安：
没错。
周志兴：
创新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有些领导、有些官员可能愿意省点事，还是按照老路走，谈什么幸福?只有那些愿意创新的、愿意探讨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人才愿意来做这样的实践。我们能提供一个好的说法和理念，这也非常重要，便于他接受，在实践中又丰富这个理念，这样可以互相推着前进。徐先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其实也不容易，我知道您已经退休很多年了，实际上也是基本上没什么权力了。
徐景安：
我就是一个退休老职工，我定义为编制外的体改委主任。
周志兴：
您完全靠着自己的一种信念来推进这个事情。
徐景安：
还有一点人脉关系，这也很重要。
周志兴：
信念、水准、人脉，这几个都很重要。您能在众说纷纭的当下，推进改革令人敬佩。
徐景安：
希望我们能够在推进“幸福中国”的改革中合作。
周志兴：
共识网可以携手合作。
徐景安：
现在的问题是主张改革的人当中，对幸福问题排斥，在旁边冷笑。主流改革派希望直截了当地推进政治改革，开放党禁和报禁，痛快、彻底、过瘾，在他们看来其他都是空话。你讲幸福，他觉得自由、民主、选举这些问题不解决能幸福吗?我希望主张改革的人好好想一下，怎么解决改革的路径，从哪儿切入?希望通过共识网，得到更多改革人士的支持。
周志兴：
我同意您的说法，关键是要找到通向目标的路，寻找一条最容易走的、阻力最小的路，有的东西说起来很过瘾，但是行不通。有人说行不通，我们披荆斩棘往前走，但代价非常高，而且也不一定走得通。我觉得提“幸福中国”，不仅仅是解决民生问题，而且能成为我们走向幸福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