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度改革化解制度危机
方正金融研究院院长 郭士英
富裕的政府、广阔的市场和高增长的经济，中国正因此感受越来越多的外部关切和重视。不过且慢陶醉，表面的客套背后，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值得仰视。相反，似乎还有不少人在冷冷地盯着我们的软肋——制度危机。而且正像我们相信包括美国在内的那些债务国很难轻松过关一样，战略对手们也在深刻怀疑中国稳定发展的可持续性。甚至，有人早已盘算：一旦中国出现战略失误和重大危机，西方就可借机纾困解围并重振雄风。
前几年，西方在等待中国资产泡沫的极端化，那意味着中国经济将不战而败。但中国以长期的巨量融资成功遏制了股市泡沫并果断调控了房地产市场，而且在最近的两年时间里连续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计500个基点，国内货币泛滥和市场流动性过剩局面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这一系列主动的战略紧缩举措使得中国资产泡沫化和通胀问题不再突出——后期只是继续坚持和谨防反复了。
这两年，继房地产之后，高铁成为中国经济系统“触顶”的又一大象征，因为冒进、过剩、安全、债务以及贪腐等系列问题广受各界诟病与揭批。一度风光无限的高铁行业再次展示出中国模式的致命缺陷和潜在危机。加之这些年的国企垄断、权贵勾结、银行暴利、高利贷盛行、多数民营经济困苦不堪等等问题，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内部，经济改革与发展进入了制度的瓶颈期。内部隐患是更大也更可怕的，因为每个中国人几乎都知道那句震撼人心的话：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
事实上，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中西方在“国富”与“民富”方面的巨大落差，这是具有“掠民富”特色的中国经济模式所决定的，其不合理性和不可持续性已逐步成为共识，亟需从根源和上游进行深度改革。古代姜子牙曾经说过：“王者之国，使民富裕……无道之国，国库富裕。”当大家意识到上层建筑已成为严重困扰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健康增长的首要问题，深度改革的激烈争论悄然盛行、此起彼伏。这种争论不但弥漫在官界、学界、商界，甚至军届和境外都有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人们期待着“小平南巡讲话”式的方向性引导，甚至期待革命性的变革来消解难以遏止的压抑和悲观预期。
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进一步的深度改革只是时间问题，当前只待一声号令或者一个契机。正因如此，今年的北京两会和十八大换届被寄予厚望。但也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改革远没有那么必要和紧迫，有些人甚至想开倒车，这反映出他们对现实矛盾、发展趋势和社会呼声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我也很怀疑这是既得利益在作怪，是三十年经济建设成果给他们带来的傲慢和托辞，是源自对社会稳定能力的过度自信。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想清楚：
一、说未来中国有能力保证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这只是就经济论经济。但经济只是一个“小宇宙”，还有经济系统外的“大宇宙”。且不说突发的社会危机可能会令经济局面一朝生变，只说史上有些国家看似前程大好的经济屡被僵化不前的制度所制约，从此沦为三四流社会甚至一蹶不振，难道不是很好的警示吗？中国莫非小富即安、不思进取了？
二、“发展才是硬道理”之所指，仅仅是经济发展吗？当前亟需改革的重点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至少我所了解的多数人都这么认为。近期不少经济专家不约而同地开始探讨体制改革甚至是政治改革，他们解释说：政体改革领域水深火热，涉足非我所愿，但若不思考这些问题，很多经济困惑和未来预期简直无解或者毫无意义，不跨出这一步根本没办法。过多的行政干预和权力介入以及各类贪污腐败行为正在把经济、市场和社会搞得面目全非，逆向淘汰越来越多，人心不满，市井文化及商业道德也随之堕落，至此再一味强调经济高增长已不合时宜，该认真清理过去的“欠账”了！
三、单说经济发展，也不能沿袭老路子、漠视新问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危机仍将持续影响全球经济，中国的外贸顺差已经降到了GDP的3%以内，而且还有可能继续下降。加之贸易保护重新抬头、人民币持续升值、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等，外向型经济可以享受到的全球化红利正在逐步衰减，中国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势在必然。转变的前提是如何增加国内消费力，而消费力的提高又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这一系统工程有赖于政府的主动放权让利和尽早部署落实。
国内政府债务虽可暂时延期，但在房地产严厉调控之下，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必然加剧地方政府困境及与中央的博弈强度，不久中央政府就会面临何去何从的严峻考验。与此同时，民间呼吁减税减负和增进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度和公正性的要求却越来越强烈。再不积极反思和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债务势必会越滚越大，三五年后很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包袱。
一些政府项目和垄断企业的“高投入、低产出、多腐败、少诚信”问题也正在受到更多关注，这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加速政府财政危机的引爆，也会令民间对政府投资及财税政策的公信力日益衰减。这些年政府刺激和行政调控的失当之处、对国有企业的过度倾斜、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地区与产业振兴计划的过度泛滥等问题也受到一些质疑。这些都表明，30多年来自然形成的所谓中国模式，正在表现出它的两面性，日益自我恶化的弊端需要及时加以纠正和遏制，否则中国恐怕很难成功跨越“中期收入陷阱”，结果终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尤其需要政府率先转变自身职能、提升价值观、改善行政作风，顶层的自我规范是改革的起点，少一些干预和管制色彩是必要的，否则所有的改革都将遭遇瓶颈，所有的民间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四、改革需要前瞻性，等到山穷水尽、狼烟四起之时，就悔之晚矣。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怎样改革，需要倾听民间的声音，我行我素不可取；为此还要广开言论，积极对话。纵览中国各阶层之现状，走回头路的企图不会得逞，为此而心忧实属庸人自扰。倒是很有必要正视阶级差别的存在以及日益尖锐起来的利益冲突。事实上，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具备了影响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巨大力量，这里面甚至有不少是隐秘的官僚资本阶层。他们不但有钱、有资产，还有名气、有地位、有靠山以及对上上下下的影响力。他们已经开始公开表达自己的政见，而这种高调的诉求与无产阶级的基本要求大不同，这就倒逼执政阶层尽早思考和抉择：未来将更多代表谁的利益呢？
五、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向来争论多、差距大，但现实的中国只能有一个选择。客观地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在改革之初都是当权派和精英意志具有更多决定力。在中国，还有中国社会千百年来的官本位和集权专政思想根基的现实阻力，所以对改革进程的曲折性和渐进性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过于理想化的政治诉求需要现实些，支持“革命”的人更需要考虑中国国情和绝大多数人的切身感受，个人预计首保政权稳定的决心或许会让冲动的理想派和革命派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真正的民主之路需要迂回前进。循序渐进的改良则不同：尽管腐败很猖獗，但也不是一天可以消除的，落马的贪官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清气和正气会逐渐回归；未来平民的保障应该不断增加，民生问题须重点解决，贫富差距应该会缩小，但没有哪个大国能彻底消除这一差距；法治的作用需要大力强化，公权力必须得到应有的限制，需要用法律去防范权力的滥用；司法独立、依法行政是必不可少的，一些现代化的治国方略需要增加份量；“稳定压倒一切”虽然不对，但社会稳定还是全体国民之福。以上的改革是基础，民心稳才能真的稳。
建国以来的斗争表明，全盘西化在中国是很不现实的，根深蒂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轻易答应。中国并非完全没有民主，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不能全盘否定。今后的方向应该是给国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凡是民应自主、民能自主的，政府不妨放权于民。当然，对于民主也不可迷信，因为西方的过度民主已然结出恶果——欧洲国民的高福利以及美国资本家的低税收和劳动力成本的畸高等。同样作为亚洲人口大国的印度也因为民主而导致全社会效率低下，这也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反例。有理由认为，目前的集体领导制度仍有优势，关键是价值观的与时俱进和作风改进。未来的和谐发展需要一个“重人权、讲法治、倡公正、富远见、有魄力”的高层领导集体。只要能实事求是地认真解决各类棘手矛盾、最大程度地顺应民心民意，而不是千方百计地维护既得利益阶层，那么，关于什么主义与理论的争议倒属次等，颠覆性的革命也是可以避免的。不过历史也证明，如果上层改革过于迟缓甚至背道而驰，那么长期来看就可能爆发自下而上的革命，这就可能带来乱局、加大成本，弄不好还会诸侯争锋、各自为战，甚至会带来统治阶层和国家机器的分裂，那不仅将中止中国崛起，还将意味着民族灾难。
过去几十年，从革命到建设，中国的队列整齐推进，标准特色是前面带着后面的走，上面带着下面的走。而现在中国再次走到重要路口，后面的虽群情激愤，但前面的却踯躅不前了，万马奔腾的队伍不得不因此放慢脚步。在没有新号令传出前，谁也不知日后会发生什么。
人民日报最近的文章“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里有句话说得好：“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说出了亿万民众的心声，非常赞同！未来若想继续维持党的领导，就亟需自上而下的深度变革，国人正热望尽早看到组织的主动优化和改革的积极推进。最好的突破口应该还是反腐防腐、全面自清，因为这是威胁执政根基的要害，也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不过由于积弊已久、窝案频发等，这恐怕需要一种非同寻常的大智慧才能建功立效。这个国家当前正需要公而忘私、奋不顾身、一查到底的大无畏英雄主义。遗憾的是，真正的清官到底还有多少？过去很多万众瞩目的大案要案都不了了之，至今连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难以推行，等等，不禁让人对我党自我改良的路径心生疑问。人们期待着新的变化和经世奇才。想起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提出要恢复高考，据说当时的教育部长说“小平同志，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邓小平同志回道：“你干得了干不了？如果干不了，我知道谁能干。”于是恢复高考的事很快得以推进了。可见只要上边认准了想干的大事，还是不愁英雄辈出的，甚至狗熊也能变英雄。清除腐败这事不能不做，但的确牵连甚广甚重，到底会不会对党和社会造成颠覆性的灾难呢？所以有时我就想：退一步，从今天开始，既往不咎、下不为例的“划线而治”呢？总比这样一天比一天烂下去的好吧！
总之，从经济到社会，从思潮到政治，从国内到国际，中国的诸多问题正愈发尖锐并相互作用，拖下去必定愈演愈烈、难以收拾。毛泽东打进北京城时先讲李自成的典故，此后干部清廉很多年。如今很多人都在做着李自成部属的事情，令人唏嘘的历史悲剧难保不会重演。主导权在上边，早研究、早部署，但愿一切都还来得及。
不管未来中国出现何等变化，都不要忘记，我们最大的敌人在外部，内部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真正以民为本的社会，让全体中国人过上更加幸福和谐的生活，故所有的改革和斗争都应该始终坚持“重理性、守法制、讲人道、有节制”。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始终站在大多数平民一边，积极争取中产阶级这个最为重要的阶层的支持，重点保护普通百姓、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未来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贪腐现象减少、社会趋于透明和公正，经济发展不光强调速度和规模，更注重平衡和可持续性以及全体国民的福祉；年轻人的思想和活力得以解放，社会保持清新、活跃而进取的朝气。那个时候，对外移民的倾向也该明显下降了。
2012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