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质疑：重庆地方债务不到20%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为投资城市基建，组建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司以融资。这些公司凭借地方政府所划拨的土地等资产组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可以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有时还辅以财政补贴等资金投入，主要将融入资金投入平台公司用于市政、公用事业建设、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与监管三种样本模式——“上海模式”、“昆明模式”、“重庆模式”。 上海是最早成立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省(市)之一，在早期的发展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上海的基建规划和投融资方向采取“三统一”的管理模式，即由发改委、财政局、银行三方共同协商制定，上海推进筹资多元化的同时，合理控制负债水平，根据行业性质制定差异化投融资机制，不断提高融资管理的效率，强化对投融资风险的系统性控制。

　　昆明率先开创政府债务信息披露机制、推动债务清理并制定偿还计划，形成统一的债务保全方案，实现了各市级投融资平台公司项目产生的现金流能够全部覆盖其自身贷款本息。

　　“重庆模式”中以渝富公司为投资主体，通过八大建设性投资集团投向具体项目，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资格局，以盘活存量资金，吸引增量资金。

　　专家称，很多地方融资平台的操作确实需要规范。整个操作模式还是需要进一步优化，重庆模式需要完善，而昆明和上海模式中也有很多值得借鉴，比方说上海模式对风控的强化，以及昆明模式中对信息披露的重视。

　　重庆地方投融资平台近来备受关注，因为重庆建立地方投融资平台较早，通过重组和新建等方式，重庆市高调组建了八个大型的国有建设性投资集团(以下简称“八大投”)，包括重庆市城投集团、重庆地产集团、重庆市水务集团、重庆市水利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和重庆渝富公司。八大投资集团由政府拥有，授权经营，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成为重庆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公共领域重大项目的重要投融资平台。

　　重庆市的“八大投”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一些重大公益性建设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撑。但随着“八大投”的不断发展与壮大，质疑之声也越来越多。主要有三点：一是投融资平台都是以土地作为发展基础，政府如何摆脱土地依赖？二是城市投融资平台的风险如何防控？三是国有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占用大量金融、土地资源是否会挤压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

　　特别是当前地方投融资平台盲目扩张，风险集中，运作低效，融资渠道单一、资本运作低效、制度不完善等问题。2010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要求银监会等部委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进行排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受到空前关注，重庆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转载《黄奇帆：重庆地方债务不到20% 在安全警戒线内》供参考研究

　　黄奇帆：重庆地方债务不到20% 在安全警戒线内

　　2月28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北京接受深度访谈，详解重庆近年探索之路。黄奇帆称重庆这几年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按照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上进行了重要探索，五个重庆建设、开放高地建设、共同富裕建设、核心价值观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同时进行。

　　外界质疑重庆近年是否寅吃卯粮，黄奇帆回应称重庆目前地方债务占GDP比重不到20%，在安全警戒线以内，并在全国地方债务安全度对比中排名前四。

　　访谈摘要：

　　1、 我们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从“重庆模式”上去想问题。重庆这几年工作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按照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探索。

　　2、 我们明明做了五方面的事（五个重庆、开放高地、共同富裕、核心价值观、民主法治），是很系统的事。为什么你们只说我们两方面（唱红打黑）？这个问题该我问你。

　　3、 我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本质就是八个字：民主法治、共同富裕。而民主法治就是要实现公平正义，讲公平正义，不能仅从主观愿望出发，看到什么就解决什么，这不行，关键要有制度性安排。

　　4、 农民工户籍改革，是一个还欠帐问题，给为城市发展做十年五年贡献的人一个城市户籍，给他们一个城市居民的待遇，这是人权的体现。

　　5、 重庆地方债务不到20%，在安全警戒线内。

　　6、 中国目前的改革，不能当口号来念经。改革一定是在解决问题中推进的，绝不是为改革而改革。

　　7、 如果一个社会群体只有五千或一万人，一个人的声音所有人都能听见，他的演讲能力、管理能力大家都比较了解，一人一票是合理的。但几百万人甚至更多，这个人在哪，谁都不了解，凭什么一人一票就准确呢？就有个分层的问题。我们探索的是基层一人一票，分层选出领导层，这个对中国很适应，很合理。

　　对话主持：艾锋

　　重庆这几年就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在探索

　　主持人：你认为是否存在“重庆模式”？如果存在，“重庆模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黄奇帆：其实我们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从“重庆模式”上去想问题，我们是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务院赋予重庆的一个任务，锦涛总书记也要求我们探索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和任务。

　　重庆这几年工作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按照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上进行了重要探索，让重庆这个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的地方在探讨全面小康的概念上有了重大推进。

　　过去三十年发展起来的很多沿海城市，可以说是依靠城市化、工业化两个轮子推动的。对重庆来说，除了走沿海发展过的道路以外，我们还要探索城乡统筹一体化，因为我们是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区域，所以中央在城乡统筹、共同富裕方面赋予了我们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这方面做了探索，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制度改革、微型企业制度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探索，所有这些都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有关。

　　另一方面，重庆在开放高地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属于西部，西部地区的开放度，无论是引进外资的规模和程度，还是进出口贸易规模和程度，都与沿海至少相差15到20年的距离。西部怎么搞开放高地？相当于一个180度急转弯的命题。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成绩，我们引进外资规模，从四年前的10亿美元到去年的105亿美元，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规模最大的省市；我们进出口贸易，从60亿美元到去年的360亿美元，最近四年连续每年增长50%以上，今年预计还会增长50%以上。也就是说，重庆已经打破了内陆的闭塞状况，与世界经济逐步融为一体。

　　重庆这几年的发展和探索，主要的着力点就两个：一是在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方面，我们做了探索，我认为取得了一定成绩；另一方面是内陆开放高地的探索，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重庆这几年的工作不仅仅是唱红打黑

　　主持人：外界对重庆的关注焦点似乎不在这两方面，更多集中在“唱红打黑”，你怎么看待外界对重庆的这种关注？

　　黄奇帆：其实我们的工作是全方位的。实际上，按照中央的要求，一个地方，党委、政府全方位的工作目标有五六个方面。比如我们重庆市委，四年时间就有八次全会，八次全会有两次讨论的是民生共富的问题，一次讨论的是开放高地的问题，一次讨论的是宣传唱红的问题，一次讨论的是社会稳定、民主法治、与打黑有关的问题，一次讨论是建设五个重庆的问题，还有一次当然是我们换届会议等。

　　你去看我们市委会议的主题，一个会议往往决定我们今后几年的工作方向，会议主题都是根据中央的要求，结合重庆的实际，一个时期抓一个重点。重庆这几年的工作是全社会、全方位的，相当于一个人的手掌有五个手指，一起综合配套的：

　　第一是经济角度，以开放为突破口，就是抓开放高地建设。

　　第二是民生角度，以共同富裕为突破口，就是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些方面。

　　第三是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就是我们说的唱红是一个方面。

　　第四是城乡城市化道路。重庆是个城市群、是个大都市，大都市城市群怎么建设？就是我们说的要建设宜居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森林重庆、畅通重庆，五个重庆建设涉及到社会管理的理念问题。

　　第五是和民主法治有关，和打黑有关。

　　我们有五个重庆建设，还有开放高地建设，共同富裕建设，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以及民主法治包括打黑的建设。对我们来说，五个事情同时在做。但是社会宣传有时会有猎奇心态，做新闻的也会有猎奇心态，有些事情很复杂，记者不一定搞得清，就喜欢找一些轻松的、容易宣传的、容易抓眼球的事情来说。这样就容易把打黑和警匪片或黑社会这种情节离奇的电影小说联系起来。这和一件事情的复杂度以及老百姓的兴奋点有关，和新闻宣传的特征也有关。我们明明做了五方面的事，是很系统的事。为什么你们只说我们两方面？这个问题该我问你。（笑）

　　是否共同富裕关键看就业、社保、住房能否保障

　　主持人：你怎么看市场经济与贫富差距的关系？

　　黄奇帆：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有其内在逻辑，一定阶段下总会积累出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

　　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我认为社会主义追求的本质或者说核心价值观就是八个字：民主法治、共同富裕。一个是上层建筑，一个是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上，民主法治是共同富裕这一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主持人：重庆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怎样才算是实现了共同富裕？

　　黄奇帆：从理论角度讲，共同富裕就是指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三大差别缩小，基尼系数在0.3到0.4之间。从实践角度讲，一个社会是不是共同富裕，关键看一个社会的三件事解决得怎么样：

　　第一件事就是就业。失业率控制在3%以下，是比较好的；失业率如果有10%甚至20%，社会贫富差距肯定很大；如果一个社会有20%以上的失业率，这个社会是很不稳定的。失业与否是看一个人一个星期有没有四十个小时以上的稳定工作。就业问题是任何政府都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谈不上共同富裕、贫富差距缩小、社会稳定等。

　　第二件事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看病有个医保问题，老了就有个养老保障问题，还有其他的社会保险。关于社会保障，保障过多政府财政吃不消；保障不到位会导致一部分人有保障，一部分人没保障，这又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第三件事是住房。衣食住行中最重要的是住房，有人流离失所没有房住，有人住别墅、豪华公寓。它既是一个民生问题，也是一个不动产问题，还是中产阶层的财富象征。住房也是追求共同富裕要考量的一个重大问题。

　　总结来说，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个定量指标问题，这是宏观调控中可以用指标来衡量的问题。三大问题是社会矛盾，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好，会造成社会动荡。所以任何社会考核共同富裕的是三大差距，具体探讨的是三大问题。

　　民主法治的本质是实现公平正义

　　主持人：你刚才讲到社会主义本质是民主法治、共同富裕。怎么理解民主法治？重庆怎么实现民主法治？

　　黄奇帆：我刚才讲了民主法治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是和共同富裕互相对称的，一个为上层建筑，一个为经济基础。民主法治的本质是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的落实很重要的是让每个人能生活在比较均衡的状态中。比如我跟你有差距，但也有机会，机会的选择权是公平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让各个群体都有比较好的生活状态，能够享受社会保障和教育、卫生、医疗等各种服务，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内涵。你让老百姓能够获得这样一个生活状态，他就有一种机会渠道，民主的选择。

　　当下中国民主法治的建设，关键是制度安排问题和制度建设问题。比如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书读，要做到公平就要保证农村小孩和城市小孩都有读书的权利，并且受到同样好的教育。不能是城市实现了百分之百的义务教育，农村则因为教育条件限制仅实现了50%-70%。这就有一个城乡教育的均衡性问题，让城乡学校有差不多的师资队伍，差不多的教育条件，资金投入硬件的建设和管理方法都应该城乡一体化，这些都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教育公平要通过制度安排，住房公平同样要有双轨制，60%-70%的人通过市场化商品房解决，20-30%的低收入人群就应该通过政府保障房来解决，这就是制度安排。

　　没有宏观的社会性制度建设，光靠我们做领导的看到这户人家住得困难，帮助解决一下，这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不行的。讲公平正义，不能仅从主观愿望出发，看到什么就解决什么，这不行，关键要有制度性安排。

　　民主法治就是要实现公平正义。社会上凡有不公平、不正义之处，就应该想办法解决，解决问题是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中又有方方面面，当下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改革政府，让政府依法行政，不要把各种大事小事、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身上，应该让大政府变成小政府，政府依法行政，是很重要的民主法治建设环节。

　　改革不能当口号来念 也不能照书本想当然

　　主持人：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年，改革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认为必须要继续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你认为，目前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黄奇帆：小平同志当年到上海浦东视察的时候，我有幸陪在他旁边，直接聆听他南巡讲话中很多重要指示。

　　改革，是一种制度的调整，一定会涉及到观念的冲突，又一定涉及到利益的冲突，所以会有人抵制。改革还有代价、有成本，如果条件不许可，支付不了代价和成本，改革也只能放慢进程，积累到条件成熟再进行。

　　在改革的推进中，一般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做试点、探索积累经验，再以点带面进行推广；另一种是触一发而动全身，是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这个时候要有顶层设计。总体而言，改革，应该是领导层的顶层设计、重大决策与基层的试点、探索相结合。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不能当口号来念经。改革一定是在解决问题中推进的，绝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我们现在的改革重点在哪里？什么方面矛盾大，什么方面问题多，什么问题是普遍的问题，什么问题是长周期的问题，这就要用改革的思维去解决。比如住房问题、比如农村老百姓财产收入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需要改革。当年老人家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国社会制度改革，是针对着现实的问题，问题在哪里，改革的重点就在哪里。

　　主持人：顶层设计具体指什么？不少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当前改革，需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你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到了时机？

　　黄奇帆：这些大都是书生在对着书本想概念，不知道社会具体发生了什么，可以脱离社会现实，把在20年前、50年前的书上读到的理论作为问题来讨论。对中国目前而言，我自己认为首要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在新的世界格局下，怎么开放、怎么走出去。这个时候，不抓机遇就是最大的历史性错误。

　　第二，中国国内现在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已经变成主要矛盾。当年小平同志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还说了，什么时候可能要讨论共同富裕问题呢？大概就是2000年左右，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当前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也是科学发展观要讨论的问题。

　　你们所说的概念，无非是在讨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是不是要一人一票、三权分立、直选等问题，我认为这首先是理论的错误。其实你要明白，实现了共同富裕的100人进行一人一票，可能是真的选举；如果其中10个人拥有80%的财富，另90人只拥有20%的财富，在这100人中进行选举，掌握了80%财富的人，就有足够的财富运作使得这100人投票方向发生变化，这时候不要太相信这一人一票就是公平的。

　　我刚才说在共同富裕基础上，可以做出比较合理的选择，我们的工人、农民可以一人一票。但一人一票是直选最高领导还是分层选？这又有一个制度设计上的科学性和渐进性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群体只有五千或一万人，一个人的声音所有人都能听见，他的演讲能力、管理能力大家都比较了解，一人一票是合理的。但几百万人甚至更多，这个人在哪，谁都不了解，凭什么一人一票就准确呢？就有个分层的问题。我们探索的是基层一人一票，分层选出领导层，这个对中国很适应，很合理。

　　如果光凭书本，想当然认为西方模式是最好的，我们好像没有达到这个模式，改革到一定的时候，要做政治改革，就要改到西方的模式。这种思维不准确，理论不准确，目标也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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