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社会面临普遍不稳定的情况，各级政府开始强调社会管理，但对社会有效管理的基础是基本的社会公平。没有基本的社会公平，“维稳”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刚性维稳”只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因此，温家宝强调，“社会公平比太阳还要光辉”。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缺失，执政党就会面临深刻的执政危机。这一点在改革初期还不是很突出，现在提出来，是因为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

 

　　随着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凸现，各级政府近年来把“维稳”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维稳”机构，各级政府往往投入大量的资源，过分依赖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的“刚性”稳定。但也很显然，“维稳”的手段缺少创新，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显现出越维越不稳的趋势。

 

　　这种看似自我矛盾的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每一个官僚机构产生之后，都会产生其自我利益。这种自我利益不仅会促使这个机构的无限膨胀，而且会与其设立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维稳”机构的利益在于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稳定了，这个机构就会变得不相关了。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个机构并不会彻底消除不稳定因素，有时甚至会纵容和鼓励“不稳定”，从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种事例在中外历史上都比比皆是。维持社会稳定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但中国目前那种缺少制度创新的“维稳”手段如果不能加以及时转型，那么不仅不可以持续，其后果也会是不堪设想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中共高层所强调的重点应是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创新。

 

　　在社会管理方面，中国动辄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没有在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政府官员经常视社会为自己的对立面，习惯于动用政府力量对社会进行管制。在国家不给社会发展空间的情形下，社会就很难发展出有效的自治能力，更无法产生一个自觉的秩序。社会没有这种能力，只好高度依赖政府，来对所有社会组分进行管理。所以，在社会管理上，中国政府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但政府并不是永远有能力来管理社会的。一旦政府失效，社会便会陷于无政府状态。

 

　　不管是社会自我管理，还是“被”管理，都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人们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有很多争论。基本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四种情形：1）强政府、弱社会；2）强社会、 弱政府；3）弱政府、 弱社会；4）强政府、 强社会。

 

　　很显然，最差的情况是弱政府和弱社会，而第四种情形即强政府、强社会是最理想的。

 

　　中国属于哪一种？很多人肯定会说是“强政府、弱社会”。但实际上，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一方面，无论在理论还是某些实践上，中国体现出典型的强政府现象。中国政府很强大，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达成其政策议程，似乎都能“从容”应付来自社会的各方面挑战。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不仅社会很弱，政府也很弱。今天政府面临如此多的社会问题。为了应付社会问题，政府制定了很多政策。但很多情况下，这些政策根本推行不下去，往往停留在字面上。

 

　　政策执行不力和社会弱有关系。社会对政府很难施加影响力。中央政府只有依赖官僚机构来推行政策。但没有社会对官僚机构的压力，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实施政策。而弱社会本身更是没有力量来帮助实行政府政策。中国政府的强大动员能力来自政治方面的动员。不过，政治方面的动员一旦使用过度，就会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其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使得本来已经很弱的制度变得更加弱了，例如法制。法制是任何一个国家制度能力的保障。中国各种形式的政治动员经常是超越甚至是破坏法制的。在很多地方，一些领导人尽管也强调法制，但往往热衷于通过政治动员来作政策执行，这使得中国社会距离法治化目标的实现还是遥遥无期。

 

　　很明确，在社会管理方面，人们应当争取的是第四种情况，就是强政府和强社会。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可以是双赢游戏。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化能力的社会。没有社会，政权就没有基础。如果社会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