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坚持撰写国际时评？

 

　　从2004年开始，我开始尝试着撰写国际类的新闻时评，并有幸能被刊登在各种报纸和杂志上。那个时候，我是一名国际关系专业的二年级研究生。随着时间的积累，这已经逐渐成为一种习惯，直到今天我正式成为一名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科研人员。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七年之久（这一过程曾在我撰写博士论文的期间略有中断）。我相信，这种习惯还会继续持续下去，甚至一直伴随着我的整个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生涯。

 

　　与那些全职的新闻时评家不同，学术研究特别是具有理论导向的学术研究而非新闻时评才是我真正的主业，它们占据了我巨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我的绝大部分国际时评文章都是我在攻读艰深的理论文献或者撰写晦涩的学术文章之余，抽空一气呵成。它不占用我很多的时间，但却将我平时思考新近发生的国际现象的一些思想火花，以铅铅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并在尽可能大的受众范围内能有所传播，这些思想火花很多时候并不系统，因此难以成全一篇严谨的学术文章，一两千字的报刊评论是让它传播和接受评论的最好载体。

 

　　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绝不等于国际评论。我本人的学术定位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并尽我所能为这一分支和交叉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尽点微薄的贡献。在那些理论家眼里，学以致用可能是一种庸俗的想法。但我仍然认为学问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它的运用价值，只不过这种“运用”并不一定是创造物质财富和影响公共政策，它很可能是高度间接的，比如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启发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思维。对于国际关系的学问来说，它的最高价值是发现国际关系中的一点基本运行规律，进而增进人类知识的增长；次级价值在于指导某个具体的政策实践；最后则可能是影响一些人看问题的角度，这些人可能是你课堂上的学生，可能是你周围的亲朋好友，也可能是更大范围的普通大众。而在我看来，国际时评能将学术研究的成果以通俗的方式，向大众传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专业人员在社会舆论中的话语权，进而实现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价值。

 

　　尽管学术价值的评判者并不是大众，但是大众有权利从媒体上获取更加专业的知识。国际关系在中国常被认为是“三脚猫式”的学问，其最受诟病的就是，似乎不需要接受什么专业训练就可以对国际时事做出自己的点评。很多媒体的专业国际评论员也确实都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他们似乎很“称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大多数的国际时评都是一种自我认知式的政策呼吁以及一些个人情绪性的表达，它们无助于普通大众对国际事务的正确认知，而常常导致误导。由于国际事务通常远离普通大众的真实生活，并且具有一定的信息垄断性，这极为需要专业人员的介入。

 

　　在美国，很多一流的学问家在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之余，一直坚持撰写专业领域内的时评，借此传播大众知识，塑造社会舆论，甚至影响国家政策。这个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他长年坚持在《纽约时报》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撰写大家都能看得懂经济类时评。他在高高在上的学术殿堂上颇有建树，他的很多学术作品都是美国常青藤名校的研究生的必读文献；同时，他也在芸芸众生的草根社会中富有影响，他提出的很多概念都深刻地影响了这个时代。这是与他用功甚勤和文笔出众息息相关的。克鲁格曼把知识分子的双重使命发挥到极致，尽管这些年他已经走过了他的学术滇峰期。

 

　　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便是专业化。近年来，随着我学术研究课题的日益集中，我国际时评的主题也相应更加集中起来。纵观我近三年来的国际时评，它们大都聚焦于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特别是金融和货币关系，而且其视角也都是强调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动因，从而将我自己的时评与纯经济时评区别开来。作为一名严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在面对大众发言的时候，我时刻谨记，避免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看法。在今天这样一个大众不断嘲弄专家和教授（戏谑其为“砖家”和“叫兽”）以及知识高度分散化和专业化的时代里，任何对专业领域外的发言，都可能是谬误甚至形成误导，从而破坏学术的尊严和个人的声誉。

 

　　我近年来的所有国际时评都是建立在我的专业研究基础之上的，我从不对阿拉伯问题、非洲问题、拉美问题以及军事问题等发表见解，因为那并非我的研究专长。从国别来看，我的学术研究只集中在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所以我的大部分国际时评都围绕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和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展开。之所以有时候会谈及欧洲和日本，那是因为它们涉及到我研究研究的另外一个横向领域——金融和货币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时评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扎实的学术研究。正是学术研究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世界观”指导了我所有的时评写作。我非常爱读薛涌先生关于美国政治的时评，虽然他并非政治学出身，但我相信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建立在对美国政治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建立在他长年居于美国能对这个国家进行深入观察的基础上的。

 

　　国际时评与我的学术研究相互促进。学术文章使人严谨而厚重，新闻时评则使人敏锐而务实。作为一名实证主义者，我强调自己的每一个学术论断就要建立在扎实的证据之上，这也是我什么特别突出历史学习重要性的原因。国际时评迫使我必须去关注和追踪我专业领域内新近发生的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验证我理论假设的正确与否。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经过去粗取精之后的处理，它往往构成我学术研究中的案例。而经过长时间学术研究所形成的清晰的思维逻辑，则能使我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现实中，相对轻易地抓住要害，切中靶心。理论研究给我提供了观察国际现实的路线图。

 

　　时间是思想的审判官。我们撰写的学术文章如果能够有几百个人认真阅读就十分不错了，在大多数时候，它们是一发表就被打入了学术的“冷宫”，被永远地封存起来，除非有少数精品能不断被人引用流传，直至成为经典。而国际时评则更是一种易碎品，时间是它的天敌，它们大部分都不会被流传下来，甚至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就会被忘却。如果说国际时评谋求的是在一个时间点上能赢得尽可能多的受众，那么学术文章则是希望能够延续更长的时间，以绵长的生命力来赢得历史的尊重，而一时受众的多寡倒并非最重要的。

 

　　尽管新闻时评与学术研究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律，但不管怎样，他们有一点是想通的，那就是，真正好的思想是需要去接受外在的检验，而不是内在的自我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