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重振给我国制造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了制造业重振战略（又称再工业化战略），该战略强调以创新来推动制造业重振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目前，美国制造业重振战略初见成效，2010年美国制造业发展迅速，制造业增加值为17175亿美元，按现价计算同比增长8.4%，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8%。2011年1季度，美国制造业实现9.1%高增长，创下了所有产业的最高增长率，同期美国经济仅增长1.8%。[1]而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期，被美国看做挑战者，制造业发展情况直接决定我国在世界上能否真正崛起。为此，面对美国逐渐强力推行的再工业化，我国制造业发展必将面临艰巨挑战。

    1.中美制造业之间将由互补性转向竞争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迅速，2010年我国制造业产值高达1.955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9.8%，略高于美国的19.4%，成为世界第一，打破了美国连续110年占据世界制造业产值第一的历史。[2]但是，我国制造业该成就的取得是基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资源投入高、消耗高，如2009年，我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耗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而同年美国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占15.2%和21.7%；日本GDP占8.7%，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只占3.3%和5.1%。这说明我国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制造业企业整体上还是处于知识的原始积累阶段，因而其产品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而言，它依旧是世界科技创新的领导者，美国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2008年发表的《美国的科学技术竞争力》报告指出，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继续领先于世界。而美国科技创新主要来自制造业，制造业企业提供了美国制造业内外所用的大部分技术创新，美国专利总量的90%属于制造业，研究发开经费总投入的2/3也来源于制造业，[3]因而，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我国，约为我国的22.83倍[4]，其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高端产品。可见，过去长期以来中美制造业产品之间呈明显互补性。另外，从制造业发展对能源这一重要资源的进口需求方面来看，过去30来年，中美两国在能源方面的竞争也并不突出，[5]如，从2001—2006年，我国能源净进口占能源消耗比重分别为0.9%、2.1%、4.6%、4.4%、6.9%，而美国该比重分别为27.2%、28.4%、29.4%、30.4%、28.7%，[6]远高于我国。可见，这次金融危机前30年中，中美两国制造业之间整体上主要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不过，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行，中美制造业之间的这种互补关系将会逐渐转为竞争关系。

   ① 从发展重点领域和发展战略目标来看。美国再工业化重在通过创新来全面发展先进制造业，其中以重点发展清洁能源、生物工程、医疗信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为突破口，试图发起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带动整个制造业体系和国家实力的持续提升，巩固和扩展美国的全球利益。而我国是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国，以制造业为强国之本，这次金融危机后，深刻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升级传统制造业的重要性，连续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着重强调科技创新，积极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以新的产业革命来引领其它产业的发展，升级制造业结构，提升我国硬实力，去维护和追求一个大国应有的全球战略利益。可见，今后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具有很大的重叠性，发展目标也都是抢占全球新一轮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的制高点，获取全球战略利益。

   ② 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来看。1978年以来的30年里，中美两国制造业之间呈明显的互补性，在产品市场、技术、能源等资源方面的竞争还没有凸显。然而，时至今日，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产值第一大国，而且制造业技术经过长期积累，近几年也开始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如北斗卫星、C919型大客机、歼—20重型歼击机、高铁、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等项目就是很好的事实说明；叶振宇（2010）的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技术效率在1995-2000年期间处于停滞状态，但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6年以后上升趋势尤为显著。这说明今后我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有了坚实的资本和技术支撑。而基于地理学意义上的再工业化昭示了美国要大力振兴国内制造业，推动出口大幅度增长。为此，中美两国在先进制造业技术、产品市场之间的竞争将日益突出。再者，基于宏观经济视角的再工业化显示，美国要重塑制造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核心地位，重新优化产业结构，在全球化体系中，美国产业结构优化必定是充分利用全球市场、资本、能源等资源来推进；而我国也正试图通过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在全面开放的条件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必将基于全球资源的支持。因此，中美两个世界大国今后针对国际资源的竞争必将日趋激烈。  

    可见，从发展重点领域、发展战略目标、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等方面来看，对于有着各自独立的国家利益的中美两个世界制造业头号大国，在全球化体系中，围绕制造业之间的竞争将不可避免，而且这种竞争将是长远的、世界性的。[7]为此，我国制造业发展将长期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该压力可能会迫使我国在短时间内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制造业，从而造成我国各产业发展之间的失调，这反过来又会对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日益突出的竞争性将催生各种阻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障碍

    美国在194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生产、金融和军事等方面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都处于支配地位，然而，在1970年前后，日本在制造业方面的仿效竞争使美国在生产领域中失去了支配地位，为此，美国就以它的金融力量进行强力反击，以求维持它的全球霸权地位（段忠桥，2009）。可见，历史表明，一旦在生产领域中与美国成为强劲竞争对手，它就会强力反击。因而，面对今后中美制造业之间的激烈竞争，美国一方面自然会利用跨国公司、教育、创新能力、制度等方面优势来强力推行再工业化，[8]通过硬实力的提升来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全球利益；另一方面必然会动用其内生具有或者外在能支配的力量——这里统称“美国力量”， [9]从多方面采取行动来抑制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为自身再工业化赢得更多的时间。

   （1）制造频繁的贸易摩擦来抑制我国制造业的产品出口

    制造贸易摩擦是美国用来实现某特定目的一种常用手段。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和多样化，从最初的贸易不平衡到反倾销、反补贴再到知识产权保护和劳工标准，到2010年，美国还联手欧盟等经济体在人民币汇率、自主创新、新能源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环境等问题上，时常发起对我国的贸易救济调查。面对今后中美制造业之间的激烈竞争，“美国力量”会进一步设置多种理由，频繁制造贸易摩擦来打压我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工业出口中的高端产品。这从历史中也可见一斑，如美国2009年就先后针对我国钢铁产业中的高端产品无缝钢管和油井管进行“双反”调查；2010年美国共发起58起337调查，其中就有19起是针对我国企业，达到历史新高，这19起涉案产品绝大部分为机电产品，如动态随机存储器、显示设备、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等。[10]这使我国制造业疲于应对各种贸易摩擦，美国却能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开拓世界市场，挤压我国制造业出口市场空间。

   （2）提升国际并购难度以遏制我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展

    对外直接投资是现在世界各国利用全球资源的主要方式，2010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和金融类直接投资为680亿美元，增长20.3%，而美国这一数据则高达3255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24.2%，增长31.2%。[11]可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美国相比差距悬殊。不过，这也说明了一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巨大的扩展空间；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企业必须加大对外投资的步伐，以充分利用全球能源、矿产、技术、资本、市场等资源，来强力支持我国工业化的深化。因而，有更大资源需求以支持再工业化的美国，必然会对我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展保持高度警惕，近几年我国制造业企业频繁的海外并购失败案例就是对该点的很好印证。2005年，中海油以1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因美国政府干预而最终失败；2007年，华为和美国贝恩资本试图以22亿美元联手收购3Com公司，但因美方担忧国家安全而流产；2009年中国铝业以195亿美元注资力拓，以失败告终；2010年四川腾中重工收购美国通用公司的悍马宣告失败，等等。国际知名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11%，居全球最高；而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 %和1%。今后中美制造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无疑会进一步增加我国制造业海外并购的难度，为了防止我国制造业过快崛起而威胁到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美国力量”一方面直接以产业安全、国家安全或其它理由来拒绝我国的海外并购；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直接拒绝，它同样会尽力制造舆论，基于我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展会大力宣扬”中国制造业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12]以提高我国制造业海外并购的成本和失败率。

   （3）强化产业控制程度以削弱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自主性

积极引进外资是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2006—2010年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为400.8亿美元、408.6亿美元、498.9亿美元、467.7亿美元、495.9亿美元，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57.7%、54.7%、54.0%、52.0%、46.9%。[13]我国制造业吸引外资的绝对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而且是三次产业中吸引外资最多的产业，占我国吸引外资总量的50%左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9）的研究表明，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中，有43.6%的行业外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国际警戒线（30%），产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可见，国际投资一方面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可以是“美国力量”控制我国制造业的一种重要方式。美国出于再工业化的需要，会以投资自由化的名义，从市场、技术、股权、品牌等方面来提升对我国制造业的控制程度，以削弱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自主性。历史对此也提供了很好的警示，如我国原来最大的石油钻机生产基地——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把石油钻机制造部分与美国国民油井公司合资成立兰州国民油井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美方占60%的股份，合资后，该厂只剩下单一的加工业务，失去了原有的研发、设计和销售等业务，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加工厂；我国唯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其产品占据国内市场的95%，1997年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合资，7年后被该公司全部收购，等等。

   （4）提高生产成本以弱化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① 逼人民币升值以提高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相对生产成本。我国制造业主要利用低成本价格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人民币升值，会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而相当一部分出口的制造业产品如机电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一般大于1，价格上升会使销售量以更大幅度下降，进而导致我国制造业利润下降，如2010年我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所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结果显示，若人民币短期内升值3%，我国家电、汽车、手机等出口企业的利润将下降30%—50%，而且许多价格谈判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利润随人民币升值而减少，相应的生产成本就会相对增加，这一方面使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扩大再生产无法有效进行；另一方面会引发外资撤离中国，流向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度等。可见，为了应对今后中美制造业之间的激烈竞争，“美国力量”会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大作文章。历史对此也做了很好地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我国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价”抢夺世界市场，进而要逼迫人民币迅速升值，并将这一经济问题政治化，向我国施加压力。于是，我国2005年开始结合国情进行汇改，时至2011年7月21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累计升值21.96%。然而，如此大的升幅仍然没有让美欧国家满意，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再度向我国施加压力，认为人民币汇率兑一揽子货币汇价“依然被严重低估”，低估率在3%-23%，要求我国放手允许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

   ② 操纵资源性产品价格以提高我国制造业绝对生产成本。我国制造业发展需要大量的石油、铁矿石等资源，而这些资源的国际定价权被“美国力量”所控制。铁矿石的价格主要取决于波罗的海指数（BDI指数）和石油价格这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是被美国华尔街所操纵（郎咸平，2010）。“美国力量”操纵这些重要资源价格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动，以牵制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如，我国自2003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却缺乏相应的定价权，2004—2009年我国进口铁矿石的长期合同价格分别暴涨18.6%、71.5%、19%、9.5%、65%、30%，使我国制造业的绝对生产成本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