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简介：《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是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你若有心去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你将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确实，回想一下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这儿，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她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也是从停止沙城农药厂的DDT生产开始的，而后全面禁止了DDT的生产和使用。
作者简介：蕾切尔·卡逊1907年5月27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泉溪镇，并在那儿度过童年。她1935年至1952年间供职于美国联邦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许多环境问题。在此期间，她曾写过一些有关海洋生态的著作，如《在海风下》，《海的边缘》和《环绕着我们的海洋》。这些著作使她获得了第一流作家的声誉。
作品评论：一封信，一本书，一场运动
与一次战争、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甚至一次骚乱相比，书籍一般都难以产生那么大的作用。但是有时候，一本书的确能掀起一场运动，引起社会的改革，甚至重大的改革。就在美国的历史上，出生在英国的美国政论家托马斯·潘恩的一本只有五十页的小册子《常识》，于1776年1月出版后，几个月里即销售五十万册，在独立战争初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情绪，为半年之后通过的《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美国女作家哈里亚特·伊丽莎白·比彻，即通常称她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或《下层人的生活》，先是于1851年在哥伦比亚特区一家反奴隶制的报纸《民族时代》上连载发表，第二年出版后，第一天销售量即创前所未有的三千册的纪录，第一年售出三十万册，至1860年就至少被译成二十三种文字，被公认为是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因之一。据说，在1862年“南北战争”高潮之时，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会见她时，曾这么对她说：“那么您就是写了那本书引发这场伟大战争的那个小女人了！”（“So you're the little woman who wrote the book that started this Great War！”）
别以为这类传奇式的故事都离今天太远了，事实是就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前，一位作家，也是美国作家，也是一位女作家的一本书，也起到类似的作用。
春天是鲜花盛开、百鸟齐鸣的季节，春天里不应是寂静无声，尤其是在春天的田野。可是并不是人人都会注意到，从某一个时候起，突然地，在春天里就不再听到燕子的呢喃、黄莺的啁啾，田野里变得寂静无声了。美国的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却不一样，她有这种特殊的敏感性。
生于宾夕法尼亚斯普林代尔的雷切尔·卡逊从小就对大自然、对野生动物有浓厚的兴趣。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树林和小溪边度过的，观赏飞鸟、昆虫和花朵。她总是想将来做一个作家，并在十一岁那年就发表了一篇短故事。她声称，是她母亲将她引进了自然界，才使她对它们富有激情。
卡逊最早是按做一位作家的初衷进了当地宾夕发尼亚妇女学院的，但不久便改变主意，把主要学习的内容——英语改为学习生物学。接着，在1932年获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文科硕士学位，并一边教书、一边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读研究生，最后于1936年进了“美国渔业局”，担任“水下罗曼斯”这个专题广播的撰稿作家；“渔业局”自1940起改名为“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后，她仍留在这里直至1952年。
描绘和表现大自然的强度、活力和能动性、适应性是卡逊的最大乐趣。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她根据自己对当时还不为多数人所了解的海底生活的观察开始写作，并取得相当的成绩。以她1937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随笔为基础而写的《在海风的吹拂下》，于1941年出版后，因其一贯的科学准确性和深刻性与优美的抒情散文风格的奇妙结合而颇获好评，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1943、1944年又出版了《来自海里的食物：新英格兰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和《来自海里的食物：南大西洋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1951年的《围绕我们的海洋》为她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不但连续数十周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被翻译成三十种文字。
卡逊1952年离开“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是为了能够集中精力、把时间全都用到她所喜爱的写作上去。当然她获得的回报也是十分优厚的，她不仅写出了《海角》和她去世之后于1965年出版的《奇妙的感觉》，更主要的是她那为后来被称为“生态运动”发出起跑信号的《寂静的春天》。
1958年1月，卡逊接到她的一位朋友，原《波士顿邮报》的作家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寄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封信。奥尔加在信中写到，1957年夏，州政府租用的一架飞机为消灭蚊子喷洒了DDT归来，飞过她和她丈夫在达克斯伯里的两英亩私人禽鸟保护区上空。第二天，她的许多鸟儿都死了。她说，她为此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哈金斯女士给《波士顿先驱报》写了一封长信，又给卡逊写了这个便条，附上这信的复印件，请这位已经成名的作家朋友在首都华盛顿找找什么人能帮她的忙，不要再发生像这类喷洒的事了。
DDT是一种合成的有机杀虫剂，作为多种昆虫的接触性毒剂，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适用于扑灭传播疟疾的蚊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仅仅在美国军队当中，疟疾病人就多达一百万，特效药金鸡纳供不应求，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展。后来，有赖于DDT消灭了蚊子，才使疟疾的流行逐步得到有效的控制。DDT及其毒性的发现者、瑞士化学家保罗·赫尔满·米勒因而获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应用DDT这类杀虫剂，就像是与魔鬼做交易：它杀灭了蚊子和其他的害虫，也许还会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时也杀灭了益虫。更可怕的是，在接受过DDT喷撒后，许多种昆虫能迅速繁殖抗DDT的种群；还有，由于DDT会积累于昆虫的体内，这些昆虫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后，那些动物，尤其是鱼类、鸟类，则会中毒而被危害。所以喷洒DDT就只是获得近期的利益，却牺牲了长远的利益。在“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工作时，卡逊就了解有关DDT对环境产生长期危害的研究情况。她的两位同事于四十年代中就曾经写过有关DDT的危害的文章。她自己在1945年也给《读者文摘》寄过一篇关于DDT的危险性的文章，在文章中，她提出是否可以在该刊上谈谈这方面的故事，但是遭到了拒绝。现在，哈金斯提到大幅度喷洒杀虫剂的事使她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只是奥尔加的要求，她觉得她无力办到，于是，她决定自己来做，也就是她自己后来说的，哈金斯的信“迫使我把注意力转到我多年所一直关注的这个问题上来”，决定要把这个问题写出来，让很多人都知道。
《寂静的春天》以一个“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的虚设城镇突然被“奇怪的寂静所笼罩”开始，通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表明这种由杀虫剂所引发的情况实际上就正在美国的全国各地发生，破坏了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所以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作者认为，所谓的“控制自然”，乃是一个愚蠢的提法，那是生物学和哲学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她呼吁，如通过引进昆虫的天敌等等，“需要有十分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吕瑞兰等译）。通俗浅显的术语，抒情散文的笔调，文学作品的引用，使文章读来趣味盎然。作品连续三十一周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自然，《寂静的春天》的结论是严峻的，它就像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荡。当作品先期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发表时，就引发了五十多家报纸的社论和大约二十多个专栏的文章。成书于1962年9月出版后，先期销量达四千册，到12月已经售出十万册，且仍在继续付印。
但是，不仅是因为作品中的观点是人们前所未闻的，像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猴子是人类的祖先一样，让很多人感到恼火，更因侵犯了某些产业集团的切身利益，使作者受到的攻击，也像当年达尔文所遭遇到的，甚至远超过达尔文当年。
在1962年6月号的《纽约客》上刚一看到卡逊开始连载的文章，在人们中间所兴起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恐慌，特别是来自化学工业界中的愤怒嚎叫，随着作品的出版和发行，这攻击的火力更为猛烈，尤以农场主、某些科学家和杀虫剂产业的支持者为最。“伊利诺伊州农业实验站”的昆虫学家乔治·C.德克尔在最有影响的《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那么，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总部设在新泽西州从事除草剂、杀虫剂生产的美国氨基氰公司主管领导叱责说：“如果人人都忠实地听从卡逊小姐的教导，我们就会返回到中世纪，昆虫、疾病和害鸟害兽也会再次在地球上永存下来。”工业巨头孟山都化学公司模仿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分发五千册。该书叙述了化学杀虫剂如何使美国和全世界大大地减少了疟疾、黄热病、睡眠病和伤寒等病症，并详细描绘由于杀虫剂被禁止使用，各类昆虫大肆猖獗，人们疾病濒发，给人类、尤其是女性带来很大的麻烦，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会导致千千万万的人挨饿致死。另有一仿作《僻静的夏天》，描写一个男孩子和他祖父吃橡树果子，因为没有杀虫剂，使他们只能像在远古蛮荒时代一样过“自然人的生活”。埃德温·戴蒙德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抱怨说：“因为有一本所谓《寂静的春天》的感情冲动、骇人听闻的书，弄得美国人都错误地相信他们的地球已经被毒化。”他还谴责卡逊“担忧死了一只只猫，却不关心世界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有些批评，包括几种著名的报刊，甚至不顾起码的道德要求，竟对卡逊进行人身攻击。《生活》杂志不但引用卡逊曾经说过，她喜爱猫是因为“它们本性之真”，便批评她怎能既爱鸟又爱鸟的天敌猫；还因她曾说“我感兴趣的只是人做过什么事，而不是男人做过什么、女人做过什么”，就挖苦她是“没有结婚、却不是女权主义者”；更有人因此而诬蔑她是“恋鸟者”、“恋猫者”、“恋鱼者”，甚至说她是“大自然的修女”、“大自然的女祭司”和“歇斯底里的没有成婚的老处女”。是对事实的尊重和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使卡逊面对如此强大的批评、攻击和诬陷，以异常坚强的毅力和无可辩驳的论据——她的《寂静的春天》仅文献来源就多达五十四页，写出了这样一部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著作。不错，卡逊或许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但她完全可以一个女性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克林顿的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的“前言”中这样评价此书：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雷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胡志军译）
何等高度的评价！戈尔甚至公开承认，卡逊的榜样“激励着”了他，“促使”他“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保运动中去”。不仅是对戈尔或者某个其他的什么人，卡逊的著作掀起的的的确确是一场运动，的的确确是不限于美国，而是遍及了全球。尽管有来自利益集团方面的攻击，但毕竟《寂静的春天》中提出的警告，唤醒了广大民众，最后导致了政府的介入。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读过此书之后，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来验证卡逊的结论。“委员会”的后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报告“完全证实了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论题正确”。同时，报告批评了联邦政府颁布的直接针对舞毒蛾、火蚊、日本丽金龟和白纹甲虫等昆虫的灭绝纲领。报告还要求联邦各机构之间协调，订出一个长远计划，立即减少DDT的施用，直至最后取消施用。此外，报告也揭露了美国法律的漏洞：虽然各机构都能证明杀虫剂的毒性，但生产者如持有异议，农业部就不得不允许其作鉴定证明，时间可长达五年。另外，报告还要求把对杀虫剂毒性的研究扩大到对常用药物中潜在毒性的慢性作用和特殊控制的研究上。等等。
于是，DDT先是受到政府的密切监督。到1962年年底，各州的立法机关向政府提出了四十多件有关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提案；1962年后，联邦和各州都从杀虫剂的毒性方面出发，通过了数十、数百条法律、法规，那种可拖延五年的所谓“异议注册”于1964年被停施，DDT最后也于1972年被禁止使用。随之，公众的辩论也从杀虫剂是否有危险性，迅速地转向到哪一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究竟有多少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甚至从阻止无节制使用杀虫剂转向到阻止化学工业上。至于报刊上刊载的已经改变成另一种声音，那就不用说了。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称颂《寂静的春天》是“本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很快，卡逊的思想已经不限于她本国，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还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至1963年，在英国上议院中就多次提到她的名字和她这本书，导致艾氏剂、狄氏剂和七氯等杀虫剂的限制使用；此书还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丹麦文、瑞典文、挪威文、芬兰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日本文、冰岛文、葡萄牙文等多种文字，激励着所有这些国家的环保立法。同年，她因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成绩得到了承认，被授予以著名美国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名字命名的“奥杜邦奖章”，她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女性。
在《寂静的春天》作为环保运动的里程碑而被公认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的同时，卡逊于1990年被曾经挖苦过她的《生活》杂志选为二十世纪一百名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可惜的是除了作品产生的效果，别的她已是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就在她弥留的时刻，她仍不乏她的幽默感：当问她要吃什么时，她的回答是：“跟其他的人一样：碳氢化合物。”不过即使是在去世之后，赋予她的名声和荣誉仍在继续。1970年，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雷切尔·卡逊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地”在缅因州建立；1980年，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杰米·卡特授予她“总统自由奖”，由她收养的她外甥罗杰·克里斯蒂代领，奖章上的题字是：“……她创造出了一股已不退落环境意识的潮流。”1981年，美国邮政部在她的出生地宾夕法尼亚的斯普林格发行了一套“卡逊纪念邮票”。阿伯拉罕·里比科夫说得好：当卡逊1963年在国会作证时，当时参议院曾准确回应一个世纪前的话说：“卡逊小姐，您就是引发这一切的那个小女人了。”
在现代，最早提出要保护环境的是美国女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在20世纪40年代，卡森和几位同事注意到政府滥用DDT等新型杀虫剂的情况。她花了4年的时间研究化学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亲自观察、采样、分析，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寂静的春天》一书。
书中明确提出了20世纪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环境污染。
寂静的春天不寂静--《寂静的春天》读后感
“从前，在美国的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这个城镇坐落在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中央，周围是庄稼地，小山下果园成林。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叫着，小鹿静悄悄地穿过了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
上面这段文字选自吉林出版社1997年版的《寂静的春天》（译者:吕瑞兰、李长生），读者就从这里开始了一段噩梦般的旅程。接下来，卡逊写道:“（当农民移居这里之后）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化。一些不祥的预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到处是死神的幽灵，农夫们诉说着他们家庭的多病，城里的医生也愈来愈为他们病人中出现的新病困惑莫解。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出现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释的死亡现象，这些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了，并在几小时内死去。”
这两段文字完全不像是出自一本科普著作，更像是恐怖小说的开头。事实上，卡逊的反对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卡逊描述成一个没有经过科学训练，只知道煽情的文艺青年。
卡逊最初的志向确实是当一名诗人，大学选择的专业也是文学。直到三年级时她才决定改学动物学，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要多于对文学的痴迷。
大学毕业后，卡逊进入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动物学，主攻方向是“鲶鱼前肾（Pronephros）的发育”。由于家庭负担重，她拿到硕士学位后便退学当老师。暑假期间卡逊去麻省一个海洋生物研究所实习，并立即爱上了海洋。1932年，她向美国渔业部申请做了一名业余编辑，负责编写宣传手册。4年后，她辞去教职，成为渔业部的一名正式雇员。为了多挣钱，她利用业余时间为报纸杂志撰写科普文章。1937年，她在全国性刊物《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处女作——《海洋深处》（Undersea），获好评。
据同事们回忆，这时期的卡逊为人谦和，极易相处。但她对文字的要求近乎苛刻，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大声念几遍，力求完美。1941年，卡逊出版了第一本科普著作，名为《在海风的吹拂下》（UnderTheSea-Wind）。可惜正赶上“二战”，这本书只卖出了不到2000册。
1951年，卡逊又完成了一部新书稿，名为《我们周围的海洋》（TheSeaAroundUs）。书稿辗转15家出版社，包括《美国国家地理》，均被拒绝。幸亏《纽约客》杂志一名编辑看中了此书，说服主编，以“海洋档案”的名义在《纽约客》连载。第二年，该书终于出版，当年就卖掉了20万册，并获得美国国家科技图书奖。颁奖仪式上，卡逊说:“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科技文学’，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相，而真正的文学的目的也是如此。”
有人形容这本书是“科学知识和发自内心的个人情感的神奇结合”，因为全书自始至终贯穿了一个主题，那就是对生命的尊敬。美国的宗教界人士曾指责卡逊没有在书中提到上帝，她回答说:“起码对于我来说，相信进化论和相信上帝创造世界，是完全不矛盾的。我把进化论看做是上帝创造生命所用的方法，这方法是如此完美，我们研究这一方法，正是为了更加尊敬上帝，更好地敬畏他所创造出来的方法。”
这本书为卡逊挣到了足够的钱，让她得以从渔业部（当时已更名为“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辞职，成为职业作家。1958年，卡逊接到一封朋友来信，诉说她家后院喂养的野鸟都死了，那个朋友猜测这是因为飞机喷洒的杀虫剂所致。这封信让卡逊开始关注化学杀虫剂和农药污染问题，并着手调查。
1960年，卡逊被诊断出得了乳腺癌，她加快了写作进度。1962年书稿完成，并在《纽约客》上连载，引起强烈关注。同年，《寂静的春天》出版。这本书以滴滴涕为主要例子，讨论了人造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地球环境的潜在危害。该书出版后几个月内就卖出了50万册，在西方国家引发了全民大讨论。卡逊的支持者来自各个领域，而她的反对者大都来自化工厂、制药厂、农业部，以及部分科研机构，他们指责卡逊在科学上不够严密，有误导读者的嫌疑。还有人指责卡逊没有资格在农药领域发言，因为她没有受过专业的化学训练。
生命没有留给卡逊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击。1964年4月14日，卡逊死于乳腺癌，享年56岁。她终生未婚，但她领养了姐姐去世后留下的儿子。
卡逊死后，美国政府仍然没有对滴滴涕采取行动。直到60年代末期，美国相继发生了多起由人工化学品引发的环境危机，美国民众对政府和化工厂的信任程度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与此同时，有多人向美国政府提起公诉，要求政府调查滴滴涕造成的危害。就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美国政府终于着手进行调查，并于1972年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滴滴涕的使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也在这一时期相继颁布了滴滴涕禁令，这种曾被誉为“神药”的高效广谱杀虫剂，从这些国家的土地上逐渐消失了。
但是，滴滴涕远没有淡出历史舞台。
喧闹的春天
因为立场不同，世界上任何事情大概都存在争议。可是，用“争议”这个词形容《寂静的春天》简直是太含蓄了，这本书引发的大讨论可以用“战争”来形容，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硝烟味越来越重。
40多年来，卡逊的支持者给了她最高级别的赞誉，《寂静的春天》发表8年之后，美国成立了环保署，颁布了多项旨在保护环境和珍惜野生动植物的法规。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绿色和平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环保组织相继成立，为宣传和推动环保理念立下汗马功劳。联合国也积极加入了环保大军，多次主持召开全球环境大会，颁布了多项环境公约，其中包括著名的《京都议定书》。
1980年，美国政府授予卡逊一枚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平民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把卡逊评为上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把《寂静的春天》评上世纪最佳新闻作品之一，位列第二。今年初，为了庆祝卡逊诞辰100周年，一本名为《拯救地球的勇气》（CouragefortheEarth）的文集在美国出版，收录了包括美国前总统戈尔在内多位知名人士评价卡逊的文章。
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纽约时报》刊登了自由派记者约翰·提尔内（JohnTierney）的文章，批评卡逊用伪科学误导读者。提尔内建议任何一个读过《寂静的春天》的读者一定要再读一下鲍尔德温（I.L.Baldwin）教授写的文章，此人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微生物学教授，同时也担任过美国科学院下属的“杀虫剂安全评估委员会”的主席。早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前，他就开始研究杀虫剂对环境的影响。1962年，他为著名的《科学》杂志写过一篇《寂静的春天》书评，批评卡逊过分渲染了化工产品对大自然的负面影响。“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人就开始了对大自然平衡的破坏。”鲍尔德温说，“《寂静的春天》不是对杀虫剂的利弊进行的一次全面的科学考察，更像是一个检方律师的一次充满激情的呼吁书。”很显然，鲍尔德温教授不同意卡逊在《寂静的春天》第一段中对两种农业方式的褒贬，在他看来，“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就是人类破坏大自然平衡的确凿证据，与这块农场是否使用了人造杀虫剂无关。鲍尔德温还认为，滴滴涕的害处是很轻微的，必须平衡地看待滴滴涕的优劣，不能只盯着滴滴涕的缺点。“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无害的化学药品。”他说，“但却存在着无害的使用方法。”
鲍尔德温教授的看法在科学界很有代表性。事实上，有很多科学家对《寂静的春天》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比如，卡逊认为滴滴涕会让鸟的蛋壳变薄，直接造成了鸟类的大规模死亡。但是英国埃塞克斯（Essex）大学环境与社会学教授朱尔斯·普莱蒂（JulesPretty）曾对记者说，造成鸟类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耕作方式的变革，减少了鸟类的食物，而非滴滴涕。 再比如，卡逊多次在书中暗示滴滴涕会诱发癌症，但迄今为止，只有动物试验证明了过量滴滴涕能够致癌，人体试验却一直没有证明这一点。因此，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把滴滴涕列为2B类化学品，也就是说，滴滴涕“可能”致癌。
卡逊的支持者举例说，癌症的发病率在工业化到来后逐渐上升，这难道不是确凿证据吗？不能这么说。首先，癌症最主要的诱因是年龄增加，这已是科学界的共识。人类寿命在工业化之后大大延长，癌症发病率上升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吸烟已被证明会增加癌症的发病率，如果排除吸烟和寿命的影响，人类癌症的发病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下降，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把癌症简单归罪于滴滴涕的使用，缺乏科学依据。
滴滴涕对动物的内分泌系统会有影响，这一点在科学界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2001年，美国国立环境卫生研究所的马修·朗奈克（MatthewLongnecker）教授在《柳叶刀》杂志发表研究报告称，滴滴涕的代谢产物（DDE）阻止了孕妇体内的黄体激素和其受体的结合，会造成婴儿早产。朗奈克研究了60年代美国出生的2380个婴儿，测量了DDE在孕妇血液中的含量，对两者进行的统计分析证实了这一点。
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基本上都认同卡逊在唤起公民环保意识上所做的贡献。双方主要分歧在于如何正确评估滴滴涕的害处，因为滴滴涕的好处是明摆着的——它能救命。
抗疟英雄滴滴涕
对大多数卡逊的支持者来说，疟疾始终是他们绕不开的一个结。
众所周知，疟疾是一种致命传染病，防止疟疾传染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避免蚊虫叮咬，而滴滴涕当初就因为灭蚊效果好，而被称为“神药”。
2000年7月，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Nature）药物学分册发表了一篇由英美两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文章，呼吁在发展中国家重新使用滴滴涕。文章指出，目前全世界有3亿疟疾患者，每年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地处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儿童。作者巧妙地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数字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坐满儿童的波音747失事。看来，科学家也从卡逊那里学到了一点写作技巧。
作者举例说，滴滴涕的被禁是疟疾死灰复燃的主要原因。195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号召全世界使用滴滴涕对抗疟疾，全世界疟疾死亡率迅速从原来的每10万人死亡192人，下降到每10万人死亡7人。疟疾基本上从西方发达国家消失，就连巴西和埃及也和疟疾说再见。
另一个例子是斯里兰卡。在引入滴滴涕之前，斯里兰卡每年新增280万疟疾患者，7300人因此死亡。使用滴滴涕后，效果惊人，1963年全国只有17名新增病人，无人死亡。印度和南美的大部分国家也取得了类似成效。可惜好景不长，1969年，在反滴滴涕思潮影响下，美国撤回了对斯里兰卡滴滴涕防蚊项目的援助，结果该国疟疾患病人数在一年之内猛增至50万。印度的情况和斯里兰卡类似。在南美国家中，只有厄瓜多尔坚持使用滴滴涕，结果该国成为唯一一个疟疾发病率持续下降的南美国家。
非洲的情况更糟。自80年代中期开始，南非停止使用滴滴涕。结果仅是南非一个省的疟疾患者数量便从8000人迅速上升至4.2万人，死亡340人。而与之相邻的一个省则经历了一次疟疾大爆发，至少造成了10万人死亡。2003年，南非重新使用滴滴涕，结果同一地区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下降到50%以下。
另外几种依靠蚊子传播的疾病情况类似。美国科学院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称滴滴涕使用20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拯救了5亿人的生命。
面对滴滴涕支持者的宣传攻势，卡逊的支持者迅速做出有力反击。他们指出，卡逊当初并没有否认滴滴涕的杀虫功效，她只是警告人类，昆虫很容易产生抗药性。事实上，许多热带国家（尤其是非洲）一直没有禁用滴滴涕，因为热带蚊子繁殖速度快，再加上滴滴涕的滥用，使得疟疾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
不过，在抗药性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其实是一致的。滴滴涕的支持者们也同意，滴滴涕的使用方法必须改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在农田里大规模喷洒，而应该限制在居民的房间里。《自然》药学分册上的那篇论文指出，按照以前的施用方式，每公顷棉花每个月需要消耗11公斤滴滴涕，但是如果只是利用滴滴涕防蚊子，每平方米的墙壁只需2克，每年喷涂1～2次即可。即使有少量滴滴涕逃逸出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只相当于从前的0.04%。
对于已经产生抗药性的蚊子，滴滴涕也具有很好的效果。因为滴滴涕对这些蚊子仍然具有很强的排斥作用，喷洒滴滴涕依然可以防止蚊虫叮咬。
即使如此，某些环保组织仍然没有放弃。他们改变了思路，在承认滴滴涕防止疟疾传染十分有效的前提下，强调它对人体的危害，包括致癌，或者导致内分泌紊乱等等。但你面对的是非洲每年几十万新的疟疾病人，曾经多次去非洲考察的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深有体会。“非洲的基础设施实在是太差了，任何一种方法，必须既廉价又方便，才可能有效果。”胡教授对记者说，“我听到过很多联合国援非组织做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滴滴涕是目前最便宜，也是最方便的驱蚊剂。因为滴滴涕既便宜又稳定，每年只要喷洒两次就行了。”
“非洲的疟疾问题和全球变暖也有关系。”胡教授补充说，“比如在埃塞俄比亚，原来海拔超过1000米的地方是很少有蚊子的。现在气候变暖，蚊子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对驱蚊剂的需求量也就相应增加了。”
值得一提的是，《寂静的春天》刚出版的时候，反对卡逊的人主要来自化工企业。如今滴滴涕早已没有了专利权限制，很多已经开发出高价替代品的化工企业调转枪口，反对重新使用滴滴涕。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曾写道:“这是一个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任何挣钱的方法，无论其代价有多大，都很少遇到挑战。”看来，这句话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6年9月15日，WHO发表声明，修改了实行多年的防治策略，公开号召非洲国家重新使用滴滴涕来防止疟疾流行。对此，不少环境NGO（非政府组织）表示理解和支持，也有不少组织仍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滴滴涕毕竟具有某些潜在的危险，不如花钱开发廉价替代品，这才是解决非洲疟疾问题的最佳方法。
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斯德哥尔摩公约》的中国应对
《寂静的春天》绝不仅仅指出了滴滴涕的问题，还列举了很多有害的农药，包括狄式杀虫剂（Dieldrin）、对硫磷（Parathion）、七氯（Heptachlor）和马拉息昂（Malathion）等等。许多这类化学杀虫剂都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它们的降解速度缓慢，危害持久。还有一些脂溶性的化学品，比如滴滴涕，能够在动物的脂肪组织中进行富集，即使每次摄入的量很低，时间长了也能累积到很高的浓度。这两点正是卡逊当年反对使用化学农药的最主要的原因。
“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科学认知是渐进性的。”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刘建国对记者说，“商业社会的某些技术开发行为具有盲目性，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以前认为无害的人工化学品后来被发现有问题。”刘建国举例说，早期工农业曾广泛应用的滴滴涕、多氯联苯（PCBs）和氟利昂等，后来都下了禁令。近期的不粘锅涂层材料，纺织品及各类生活制品中广泛应用的全氟辛烷磺酸类化合物（PFOS）、在家用电器及家具中广泛应用的各种溴化阻燃剂（BFRs），以及在各种塑料制品及儿童玩具中普遍应用的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等等，也都出了问题。
“比如大家都听说过的冷却剂氟利昂，原来认为对人体毒性很弱，可后来发现它会破坏地球的臭氧层，改用HFC-134a。可后来人们又发现HFC-134a是强温室气体，其效力是二氧化碳的1300倍，于是只好又开始研发新的替代品。”
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刘建国博士代表中国参加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简称《斯德哥尔摩公约》或《POPs公约》）的谈判，这项公约旨在全面禁止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全球迁移特性的POPs类有毒化学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首批列入黑名单的有12种化合物，作为签约国，中国对其中4种杀虫剂申请了豁免，其中就包括滴滴涕。事实上，《斯德哥尔摩公约》只是限制了滴滴涕在其他领域中使用，在疾病防治这个方面，《公约》没有规定停止使用滴滴涕的日期，但是公约缔约国每3年必须递交一份滴滴涕使用情况的报告。
“其实，对于《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和正拟议新增列入的许多POPs类化学品，目前人们也未能掌握百分之百的科学证据证明其确实对人体健康有害，但是，正是因为人们普遍认识到了其潜在风险，才决定采取全球统一控制措施的。”刘博士补充说。
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申请了滴滴涕豁免呢？“中国早在2001年就停止使用滴滴涕对付疟疾了。”北大的胡建信教授对记者解释说，“我国有能力采用更加安全的替代产品对付疟疾，比如菊酯类杀虫剂等。现在中国只有船底漆等极少数地方还在使用滴滴涕（为了防止水生生物附着）。”胡建信教授还告诉记者，天津化工厂去年生产了1000吨滴滴涕，绝大部分出口非洲，帮助当地居民对抗疟疾。我国目前正在和埃塞俄比亚商量合作事宜，帮助他们自己生产滴滴涕。
滴滴涕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其它POPs呢？卡逊在《寂静的春天》第一章里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人类经过多年的进化，已经学会了适应自然界产生的天然有毒物质。但是对于那些人造的化学物质，人类一时无法适应，因此她建议用天然产品代替化工产品。事实上，卡逊的这一理论是很多反对她的人的攻击目标。
“按照目前的情况看，人类是不可能完全使用天然产品的，我们只有依靠科技的进步，学会如何准确地检验化工产品的安全性，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清华大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研究中心”的于刚教授对记者说。
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谢绍东也同意这个说法。“我们现在使用着几千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不可能完全代替它们，重要的是尽早发现危害，及时采取对策。”谢教授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具有其它国家没有的优势：“只要政府下决心，中国就可以迅速做出反应。比如1997年北京市突然下令用无铅汽油代替含铅汽油，很多车主都准备不足。但是为了环保，他们必须做出牺牲，这一点在国外就较难做到。”
“但是，中国在有毒化学品的科学研究和环境管理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刘建国博士对记者说：“比如，我国在POPs类有害化学品的危害测试和风险评估等方面还比较落后，相关数据和信息还主要参照国外，对国内正在广泛生产和使用的许多POPs类有毒化学品的环境和健康风险缺乏基本认知。”据刘博士介绍，我国现在对有毒化学品的管理涉及多个政府管理部门，政策和管理上缺乏协调与统一是当前一个主要问题。比如，化工产品主要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管理，农药被分给农业部，健康产品归卫生部。相比之下，环保部门在化学品管理上的职权非常有限，这与发达国家已逐渐形成的由环保部门主导化学品管理的局面大相径庭。
“中国正困扰于传统的‘三废’环境污染治理，环保部门的职能和机构人手严重不足，管理‘看得见’的‘三废’还管不过来呢。”刘博士无奈地说，“POPs类有害化学品属于‘看不见’的污染，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过，我相信中国政府会重视起来的，因为POPs类有害化学品不但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具有潜在的危险，而且正严重威胁着我国相关化工产品的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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