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旧有经济模式已经捉襟见肘。一个更多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将会更为高效地配置资本和资源，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加公平地分配增长带来的利益，甚至还会更快地增长。这就要从让产品易于获得和迅速发展的消费金融市场以及调整以投资为中心的经济结构等方面构建新的发展模式，促进我国经济继续健康快速发展。

　　采取措施，改进产品和服务，并使之更加容易获得，可以鼓励消费，其效果比修补社会保障网要好得多。中国的消费基础架构并不完备。根据潜在用户的需求定制的产品太少。而相对于收入水平而言，价格仍然太高：要购买美国工人通过1个小时的工作就能挣到的同样数量的商品和服务，我国工人需要付出7个多小时的辛苦劳动。我国13亿消费者中有一半以上都在农村，在这里，有组织的零售企业只提供消费量的18%；而在城市地区，这一比例则为50%。

　　我国的消费金融行业远远落后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消费金融额仍低于GDP的13%，低于印度的水平，与新加坡和韩国，则更是相差甚远。如果仍保持最近的增长率的话，到2014年，消费贷款有望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1.2万亿美元），而目前仅为3.7万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一计算结果低估了市场的潜力。如果大陆的消费贷款达到台湾的水平，那么，这一转变就会在未来的5年中释放出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的净增消费额，这对于银行和零售商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国目前的信贷选择有限。抵押贷款占消费者贷款的90%；消费者在汽车贷款、信用卡和个人贷款等主要产品领域中的选择很少。但是，该市场近年来增长迅速。信用卡发行迅猛增长，从2003年的300万张增长到2008年底的1.28亿张。事实上，到2013年，信用卡发行量可超过3亿张。同样，长期以来，无担保个人贷款和按揭贷款原本都属于地下放贷人的领域，但是，随着领先的国内银行以及消费金融专家加强了其风险管理能力，2006年以来，这种贷款开始以33%的年增长率增长，达到了7440亿元人民币。对在迅速变化的我国消费金融市场中角逐的外国及本地信贷机构来说，有几个关键因素能帮助他们成功。

　　认识到市场的多样性。我国是多个地方市场的集合，每个市场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各自有着独特的风险状况和消费者偏好。这些市场的发展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新生阶段、新兴阶段以及成熟阶段。放贷人应采取产品组合的观点，将重点放在最有希望的市场上，但是，又要拥有足够的多样性，以便把握下一波的增长机会。找到投消费者所好的产品组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贷款产品是可互换的。许多消费者都是以总计而不是按照单个产品的方式平衡其储蓄和借贷的。在目前的早期阶段，我国最终产品的平衡仍有待确定。找到适当的产品组合对于在迅速发展的市场中取得成功可能至关重要。掌握游戏规则及其演变。我国的银行业监管部门2009年春季发布了新的监管规定，给了本地银行、外国银行以及消费金融专家通过以消费金融公司的形式更加方便地进入市场的空间。尽管这种公司最初仅限于向之前有过借款记录的客户提供按揭贷款，但它们或许能让进攻者更迅速、更大规模地进入无担保消费贷款领域。此外，信用卡监管政策进一步放宽，已经允许海外银行发放人民币信用卡。这些银行应该瞄准明确的细分市场，并开发为更广泛的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

　　希望在这种新市场中分一杯羹的企业必须谨慎进入。为了确保负责任的放贷和借款，政府必须加强资信管理机构的建设、提高金融教育水平、支持面向“初次接触信贷者”的产品，并允许将消费金融余额证券化。监管部门和放贷机构必须共同改善风险管理，尤其是要能够识别并应对有组织的欺诈。政府必须更加善于发现全国及地方信贷泡沫。我国能够管理风险，并有充足的空间，安全地扩展消费信贷。即使企业已经做好提供高质量产品的准备，中国消费者在贷款购物时，还不会那么痛快。我国的未偿还消费债务为GDP的3%，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水平。另外，我国的住宅私有化创造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只有最富裕的城市家庭才能够获得抵押贷款，因此，这种贷款只占新住宅价值的23%，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65%。

　　同样，对于提供大学教育费用的担忧也推动了我国的很大一部分储蓄：这是储蓄的最大理由，超过了对于医疗费用以及退休生活的担忧。在我国，政府负责提供中小学教育费用。但是近90%的家庭都希望送孩子上大学，相对于家庭收入来说，这笔费用很高——平均而言，大学教育费用占到典型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近一半。我国有两个全国助学贷款计划，但是，这两个计划只能惠及10%的大学生。总体来看，通过更容易获取的更好的产品、让消费者更方便地获得消费贷款、以及为大学教育费用提供融资等促进消费支出的措施，可以在2025年将消费在GDP所占的份额提高2.8～4.7个百分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保障网得到加强，消费者能更便利地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些都可以鼓励我国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但是，除非能够逆转当前的一个重要趋势，即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很小而且还在缩小，否则，不能期望其消费率有实质性的提高。而家庭收入要获得任何大的提高，就需要采取一些有深远意义的政策变革，改变我国经济的某些最基本结构。消费率低迷的根本原因是系统性的，它深深植根于那种重视投资胜过重视家庭收入的发展模式，消费率低迷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植根于文化中的独特的消费者偏好。

　　我国目前的增长模式一边倒地向大型工业企业倾斜，这些企业通常为国有或者国家占主导地位，它们受益于国家控股银行提供的优惠融资，并享受着相当大的垄断权。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使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并导致就业增长有限。在任何经济体中，重工业领域中的大企业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与轻工业和服务部门中的较小企业相比，单位产出需要的工人数较少。在我国重工业的国有制性质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趋势。这种企业可以依赖从大银行获取资本的方便渠道，对国有股份不比支付股息，有着充足的资金进行资本再投资。大型国有制造企业往往在其行业中拥有垄断权，这使得它们更容易抵制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由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巨头主宰的经济，这些巨头企业有着巨大的动力将利润再投入到更多的工厂和设备，而不是作为股息或工资支付给家庭。中小企业等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以及服务部门不受重视。过去20年里，在国民收入中，企业所占份额从14%上升到22%，而家庭所占的份额则从72%下降到56%。如此巨大且还在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实在太少。近年来，尽管GDP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就业却仅以每年1%的速度缓慢爬行。我国若不能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并支付更高的工资，就无法指望释放消费者的消费潜力，因此，监管政策必须改变。应该鼓励银行支持服务行业以及中小企业，应该改变国有企业的股息政策，并鼓励发展股市。到2025年，朝着这些方向重组经济结构的努力可将消费占GDP的份额增加3.5～6.0个百分点。

　　我国已经启动了将经济重心从重工业和出口转向服务业和消费品的措施。但是，在拟定的措施和实现的成就之间，在实现的成就与长期潜力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政府推出的刺激计划，通过巨额的新增国内公共及商业投资来抵消海外对中国商品需求的锐减，已经帮助我国摆脱了全球衰退的立即影响。但是，刺激计划几乎没有向着有利于个人消费的方向倾斜。短期内，刺激计划只能带来相反的效果：其中的89%进入了基础设施投资，只有8%投入到支持消费的措施中。

　　总之，要真正摆脱旧有模式，需要进行艰难的经济和政治抉择，而且肯定会遭遇反对。然而，从长期看，这种转变无疑符合整个国家的利益。与我国继续沿着当前的道路发展相比，更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将能够更为高效地配置资本和资源，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加公平地分配增长所带来的利益，甚至还会更迅速地实现新的增长。随着贸易顺差的缩小以及消费者为全球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对外关系将会更加和谐。在过去的数年中，我国已经展示出为了追求广泛的全国性目标而迅速进行重大经济变革的能力，它可以为采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为释放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而再接再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