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干校棚友”吴敬琏叫到病房，他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顾准在遗嘱中把自己的遗稿分为两部分，其中“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思想家对另外一个思想家的衣钵传承。

　　十多天后，顾准去世，吴敬琏亲手把他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这位日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顾准最终成了那个没有到达目的地的人。十多年后，他被认为是一个“卸下肋骨点燃光明的烈士”，他用自己的苦难讲述了生命的坚强、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自1952年之后，他就被那个时代所抛弃了，随后的22年里，他的生活凌乱而惨淡，他的身份卑贱而可鄙，他的声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志厌恶而显得多余。但是最终，他的存在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最后一抹尊严。

　　摘自：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78-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