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创新的驱动力
“创新驱动”的重中之重，无疑是持续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
减少管制、打破垄断、放开市场，从而激活社会活力。舍此别无他途
文/朱敏
想开启下一轮经济发展潮流的闸门，钥匙在哪里？对处于转型之中、正在重新构筑核心竞争力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个问题的确迫待求解，其答案亦亟需实施。
过去，以“摸着石头过河”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告别贫困、走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如今也面临走至“深水区”的新挑战，从而难以再像前三十年那样有效应对内外变局。用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大师的话来说，现在中国“过河”已过半，对河的彼岸也看得更清楚了。言外之意是，可以制定出更为明晰的改革与发展思路。
的确如斯翁所言。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在试图“赶超”发达国家的同时，自身亦面临流行称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构性风险。这是已被拉美、中东的历史所说明的发展经济学难题。而要越过这一日益逼近的重大陷阱，必须果敢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来驱逐“魔咒”，取下这柄高悬于中国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应该说，知识界出于公共利益而达成的默契是可观的，对此已存在不少认知上的共识，但依然缺乏真正除旧革新的行动性合力。仅从观念来说，仍不可避免地有着较深的分歧和障碍。这从近期广受关注的一份报告所引发的争论和非议，便可见一斑。
其实，对于中国中长期的改革与发展，这份报告凝聚了诸多的真知灼见。举例而言，其中就有这样的观点：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创新和转向高价值的服务业，使经济增长获得新动力。亦即，通过TFP（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提高，助力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类似看法，也在不少经济学家的阐述中可见（比如，笔者最近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教授对话，他就持此见解，并指出“调结构”重在“调机制”）。
而从当前中国不少地方所规划的发展战略中，也不难发现，各地都将“创新驱动”视作实现经济转型的基本路径。若以“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的理论观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通常经历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富裕导向等四个阶段。也可以说，这四个阶段的经济发展，主要依托的是各自对应的四类驱动力。其中第三阶段的经济发展引擎，正是创新导向或创新驱动。
在迈克尔·波特的描述中，一国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特征主要包括：依赖生产要素而形成竞争优势的企业越来越少；很多企业克服了生产成本或汇率变化的冲击；大规模海外投资潮的出现；产业集群向纵向深化或横向跨行业发展；政府无为而治等。
以此按图索骥，先后跨入“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是：英国（19世纪前半叶）；美国、德国、瑞典（20世纪初）；日本、意大利（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韩国（21世纪初）。现在，真轮到中国经济了吗？对此，学界有着不同观点，也不乏质疑之声。我注意到，上海人大财经委李迅雷的分析颇有代表性，可作为观察这一问题的重要参考。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靠什么推动？”这是李迅雷疑问的开始。由于过去10年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绝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他判断“中国经济还未到达创新驱动阶段”；又因依靠“前期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资源及廉价环保成本的时期已经过去，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成为主导经济的力量”，判断中国经济应该处在投资驱动阶段。从而认为，目前不少省市明显高估了创新驱动在现阶段的作用。
何来创新驱动？！其推理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城市化率水平还比较低，故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和资源流动性需求，投资需求带动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以寻求合理的资源配置。2011年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5%左右，GDP增速超过9%，且没有一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经济增速低于8%。但从它们的GDP构成看，无论是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还是金融业中的创新业务收入占比，或服务业中的新兴产业、新型服务模式的占比，都非常低，累计不足其GDP总量的10%”。接着还比照了日本在1975年及韩国在2000年以后的城市化率和经济增速，以及日本在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时的贫富差距，以较为详实的数据佐证了前述判断。
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城市化发展滞后及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创新驱动显然还只能在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如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尝试；对全国而言，即便今后还是延续投资驱动的现有模式，城市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提升，10年之后的城市化率提升至60%，也仍然没有达到创新驱动所需要的社会经济发达程度。”
通过援引以上分析，或许有助于理性看待“创新驱动”这一命题。中国经济社会变迁，往往伴随着无数的口号，多数已经成为历史沧海中的小浪花，其中也不乏错误或可笑的例子。但我认为，目前即便中国经济尚未到达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对沉重转型的东方大国而言，“创新驱动”确实是不可忽视的。不仅如此，还需对“创新”的含义进行创新的认识。
创新力迷局
中国为何创新力不足？对此，人们会强调不同的方面。有的说，国人对知识产权重视不够；有的会讲，国内的科研与企业是“两张皮”；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国家投入资金不足。
真的是投入不足引起的创新乏力么？事实远不是这样。目前，中国R&D经费支出已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投入国。问题并不完全出在投入的量多量少，而是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导致这些科研经费的投入与产出比不高，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这是有绩效评价作为依据的，广为公认的重要指标是ESI论文数量及引用率，尤其是中国科研成果在引用率上的落后，足可窥其一斑。
关于中国创新投入的效率问题，经合组织（OECD）的看法是，虽然中国在创新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大部分都浪费了；官方选择的扶持对象和市场脱节，很多成果没有价值，仅仅依靠拨款存在；官僚作风脱离实际指导创新的方向，并带来大量的资助，注定结果不会好到哪去。其结论是，应该放宽对企业的管制。
换句话说，来自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日益制约着这个国度的创造力积累和发挥，阻碍着经济社会“质”的进步（而非“量”的堆砌）。无论是中央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还是当前各地倡导的创新驱动战略，要避免“创新”流于口号，绝不能寄望于加大经费投入，而是应找到推动创新的动力源在哪里。
对此，首先应明确一点：改革是创新的驱动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也罢，其重中之重，无疑是持续不断地进行体制、机制、法治等制度层面的创新和改革，减少管制、打破垄断、放开市场，营造创新创业的环境，激活社会活力。
从逻辑上讲，这些当然都不是什么新鲜的结论，仅仅是常识而已，常识又何来新鲜的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常识真正成为我们经济社会运转的支配性力量？若不将此作为努力的方向，对许多问题的认知就会一叶障目，容易受到蒙蔽，继而蒙蔽他人。
正因如此，今天讨论重启改革议程，往往思维比较局限，难免“盲人摸象”看不到利益与观念的源流。当改革走到“深水区”，意味着不能再对困扰中国百年的“转型”大命题再含糊其辞。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从山坳走上平川，才是正道。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各个局部领域的技术性调整不重要，而是当前日渐浓郁的社会暴戾气息，可能已难容许过往的渐进式修补在纾缓社会张力上的不足。有识精英间的共识凝聚和思想文化上的民智觉醒，方可弥合与再续上个世纪以来被“救亡”压倒的“启蒙”，使改革真正具备广泛基础和强大动力。否则，改革命运可能重蹈覆辙，此古今中外皆殷鉴不远。
源之不存，流何有自？改革的源头，正是中国的现代性转型。那也是通往中国亿万国民无穷福祉的应许之地。
诚然，在一定范围内，“创新”易被强调为技术层面的进步，尤其是在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实语境下。不过，当人们愈加发现内生动力对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性时，终于意识到，体制、机制、法治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从这个认知逻辑出发，“创新驱动”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其应有之义，正是体制、机制、法治等制度层面的创新，也就是改革。如果说，创新是发展的驱动力，那么，改革则是创新的驱动力。二者结合起来，方是“创新驱动”的完整意思。
倡导“创新驱动”，本身没有问题，更是势之所趋。其实这和突出“内需”、强调“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或者其他类似提法，关键都重在落实。而要真正“落实”，就不是某句口号可以实现的了，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来开山辟路、保驾护航，通过减少管制、打破垄断、放开市场，激活社会活力。换言之，“创新驱动”的重中之重，无疑是持续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舍此别无他途。（朱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