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治腐败、钱权交易日益受到诟病，经济改革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陷入卖国逻辑的怪圈，创造资源外流的理论依据；教育改革把天之骄子逐步拉下神坛，被打回了寒士的原型，成为有之势的民工，西风东渐，让民族虚无主义形成；医疗改革使得医德彻底沦陷，医生的救死扶伤的天职被亵渎。

中国对外的市场经济行为，上到主权投资，下到民间的奢侈品消费，当然中间的机构投资，更多的被证明是在进行亏本的利益输送，不仅难以取得相应的投资收益，反而会导致血本无归。更多的是官员与外部力量的勾结，民众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寻找能栖身的地方，不惜成为洋买办，将资源与利益拱手相让。

在如此情形之下，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民众所期盼的举措，甚至包括即将卸任的共和国总理都在呼吁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

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其实很多时候，政治改革是要把经济利益从政治集团手中分出来，那需要相关利益集团做出相应的牺牲。即使作为政府总理，也难以抑制继任者对自身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那是人的贪婪本性的本能，也是政治服务于经济利益集团的职业道德与本份。

贾春宝认为，如果在自身的安全感没有得到充分弥补，而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让手中拥有权利的决策人“挥刀自宫”，怕是一种痴人说梦。

任何对于政治制度的改革的理性分析，都不能不涉及历史问题。

有一个是已经在史学界达成共识的，那就是中国并非一直到辛亥革命才结束了封建制度，中国是从秦朝实行郡县制的时候开始，就结束了分封建制的封建制度了，那之后基本都是大帝国的制度，即使有分裂，也是政权割据。

从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后实行郡县制，到六国后裔推翻秦二世的统治；从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分封八个异姓诸侯之后，在辞世之前将所有的异姓诸侯剿灭，并立下“非刘不王”的誓言，随后虽然所分封的都是刘姓诸侯，但依然对中央集权起到牵制作用。

结果证明，诸侯跟姓氏并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刘姓诸侯导致七国之乱，汉武帝采用推恩令之类的举措，消除同姓诸侯，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

经过汉武帝的努力，中国从历史上逐渐走上了从诸侯分封的联邦制度到郡县分治的这样集权制度。建立庞大的帝国机制，中央贪大求强，下属官员如同毛细血管一般地穿行于帝国体内的各个角落，这就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似乎大就是强，国强就是民强。

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这三位历史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针对汉武帝进行了描述与评价。其中班固的态度逢迎而充满政治目的，司马光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为宋真宗提供执政的借鉴，而司马迁却不能不在汉武帝的“淫威”下保持低调而明哲保身的原则。

贾春宝认为，中国的繁荣富强更多的是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角度看的，而不是从民众生活的幸福指数的角度来衡量的。因而除了极其短暂的人民生活安逸富足，国家藏富于民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朝廷疯狂地从地方，地方从百姓之中聚敛财富，支撑起帝国庞大的生命体。

中国的历史上，关心百姓的疾苦仅仅是某些清廉官吏的事情，真正做到清廉的官吏原本就少得可怜，同时清廉官吏也必须要同时兼顾对帝王家庭的效忠，以及官僚体系的生存之道，所以那些清廉的官吏，充其量即使关心百姓疾苦的也仅仅是其职业生涯的一小部分罢了。

郡县制废除了永久性的诸侯王爷，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诞生贵族的土壤从中国消失了。郡县制让百姓生活在一种轮回之中，那种轮回总是从一个王朝的革命并取得政权，然后逐步走向僵化腐败，甚至内外勾结以维持政权的稳固，即使有清官大老爷，都要考虑到自己只能在为官一任的时候才能造福一方。

当百姓都在把希望寄托在出现一些“青天大老爷”为自己的冤屈做主的时候，当那些“青天大老爷”们都受制于帝王统治以及朝堂的党同伐异而难以自保的时候，百姓就更加难以指望会有什么出头之日了。

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不改变就不会有真正反应民众疾苦的官僚机制。

中国没有轮流执政的体制，只有成王败寇的家天下机制，即使家天下被废除，取而代之的也是“党天下”，依然是中央集权制度。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非是另一种形式的一言堂。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下，舆论往往起不到针对上层的言行监督的作用，更多的是对基层百姓的言行监督。

在这样的制度下，持有不同政见者往往会被诛杀甚至有株连灭门之祸，通常也只有通过争辩或者革命的方式，才能让自己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并让所有异己者从言论、精神甚至肉体上消失。

即使皇帝颁布“罪己诏”，都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化解危机的目的往往大于真切的反思。所谓“罪己诏”更多的是维护自己统治的权威性与不可动摇性。即使是媒体监督，即使有智囊幕僚机构，都仅仅是用于长君之恶与逢君之恶的。更多的是为了政令推行而发挥喉舌与宣传平台的作用。

即将卸任的总理说，“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要让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谈何容易？那不仅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更涉及历史、传统、思想意识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当代的历史讲如何书写？注定不会是用当下那些充满了逢迎的御用文人的笔墨流传下去，而更多的是过数百年、甚至千年之后，再有人记录这段历史才算数的。所以能否流芳百世还是要靠后人评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