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劳动时间；自然尺度时间；经济尺度时间；

历史上，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都一致认为（反对派也多是这样认可的），可以用劳动持续时间来计量劳动的量并作为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尺度。这其实只是在生产力低下简单的小商品生产经济时期，以人的机体和简单手工工具为劳动资料和以人的身体力量为动力的个体的简单劳动中所形成的单方面的粗糙概念。这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的农民相当准确地知道，要制造他换来的物品，需要多少劳动时间。村里的铁匠和车匠就在他眼前干活；裁缝和鞋匠也是这样。”[25，1016]在上述简单劳动中，人们只关注劳动能力中的体力因素，智力因素常被忽略不计（也包括不计较生产资料荷载着的冻结状态的潜劳动），不把它作为劳动交换的内容来计较。又因为不同劳动者之间的体力没有太大的有意义差别，勉强可以用劳动的自然尺度持续时间相对地、单方面的粗略地表示劳动的耗费量。但只要劳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的劳动能力中的智力因素以及广泛使用的先进生产资料中荷载着难以计量的冻结状态的潜劳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时，就不能忽略智力因素及潜劳动的作用。但在目前对于人类智力和思维规律尚未完全了解清楚的情况下，想要对智力主导下的劳动作出准确的描述和衡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此外，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时期中，每一个产品都是“总体工人”各个“器官”共同劳动的“社会产品”，作为“总体工人”各个“器官”的劳动在时空距离上又是很大的，其所包含的劳动量更是无法具体衡量的。流行的依据价值转移的机械加和方法，还忽视了生产商品的劳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效应的贡献，因而是不完善的。马克思已感受到了劳动的整体与系统的效应：“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23，362]不过，最为关键的是与马克思的商品价值量有关的劳动量并非是指单方面的生产商品的起点形态的劳动耗费量，而是指包含在商品中经过社会评价后的终点形态的有效的社会劳动量，这是根本无法在交换前单方面事先计量的（即不是静止的先验的）。它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交换过程决定，即表现为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并不是现成的出发点。[抽象劳动不是现成的出发点。《江汉论坛》，2007（2）。27—31。]

人类劳动有二个方面重要特征：一，劳动作为劳动能“力”受控的使用过程来说，它具有能量的消耗性；二，劳动作为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活动，它又具有创造出某种新效用以满足人的需要的作用。因此，社会对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总评价，应该要能够全面的概括出劳动的二方面重要特征。但以往主流观点仅仅为了简单统一衡量与比较，就摒弃劳动的创造性所创造的新效用的作用，单方面地以劳动的能量消耗性来计较劳动交换。这种片面性必然不能圆满解释经济现实与预测经济发展。因此，只计量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并用自然尺度劳动时间来单方面计量劳动量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况且影响自然尺度劳动时间的长短的因素是多元的复杂的。能计量的其实只是有效用的劳动成果。此外，实际进行交换的劳动的计量除了自然尺度劳动时间外，还要考虑劳动的强度、复杂度、熟练度、以及市场的供求关系等等，这些因素都影响劳动的社会有效性。不过，最为关键的应该是和力学中用受力的物体的运动状态变化来衡量力的作用大小一样，要计量真正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大小，也应以人类劳动的有用效果——劳动客体的变化（有效用的劳动成果的产出）作为计量商品中所包含劳动量的依据，这才是更为科学合理的。因此，仅仅用自然尺度的劳动时间单方面计量劳动量并据以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当然，这只在马克思的两个重要的特殊的前提下勉强说得过去，但仅此而已）。

我们应当明白，自从马克思创立了劳动二重性学说之后，在政治经济学中实际上就出现了两种不同内涵的劳动时间：[对政治经济学中劳动时间的新看法。《福建论坛》（经社版），1996（3）。25—27。]一种是以时钟计量的自然尺度的劳动时间，它用以计量生产领域中起点形态所运用的不同质的劳动付出，它只和使用价值的产出数量有关；另一种是以简单劳动为计量单位的经济尺度的劳动时间，它用以表示交换领域中表现为同质的抽象劳动的劳动量，这是生产领域中的起点形态的劳动转化变成结果的经济尺度时间，它才是和说明商品价值量的多与少有关的劳动时间，它也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经济尺度劳动时间是经过转化为在统一的标准的主、客观条件下的简单劳动的劳动时间，它表现的是经济关系。严格的说，经济尺度时间已经不具有自然尺度时间的那些内涵与特性，它只不过是一种表现抽象劳动量的工具或手段。经济尺度时间不是生产领域中的现成的出发点，而是自然尺度时间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转化变成的结果。

在质的方面，具体劳动时间和抽象劳动时间之间的不同点，只要联系劳动的二重性就可以明白。自然尺度时间计量的是生产领域中的劳动；经济尺度时间表现的则是交换领域中的有效的社会劳动。那末，在量的方面，同一个劳动，在生产领域中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所耗费的自然尺度时间，和在交换领域中同时作为表现为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所包含的经济尺度时间，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它们的量值是否一致？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是一致的？它们是怎样转化的呢？在现实中，在数值上我们只能直观地知道在生产领域中劳动所耗费的自然尺度时间，而且生产领域中劳动所耗费的自然尺度时间的数值又是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又决定于“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23，53]这种由多种复杂因素影响的生产领域中具体劳动的自然尺度时间，它在数值上又应该如何转化为交换领域中表现为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的经济尺度时间呢？在实践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23，58]。也就是说只能通过商品生产者之间在千百万人次的商品交换中自发地逐步地形成。即表现商品价值量的经济尺度时间原则上是不能直接用其本身在生产中劳动所耗费的自然尺度时间的长短来表现的，也是不能事先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来决定的（即不是静止的先验的）。尽管马克思说过：“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同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体相比，并不是更大的抽象，同时也不是更不现实的抽象。”[13，19]但是，在理论分析中，把生产领域中起点形态的自然尺度时间转化为交换领域中终点形态的经济尺度时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出可操作的方法。马克思认识到这个困难，所以他只能说：“可是，那种紧张程度较高、比重较大而超过平均水平的复杂劳动又怎样呢？这种劳动可以化为复合的简单劳动，……。这里还不是研究那些支配这种简化的规律的地方。但是这种简化在进行是很清楚的，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复杂劳动的产品在一定比例上是简单平均劳动的产品的等价物，因而等于一定量的这种简单劳动。”[13，19]马克思用“这里还不是研究那些支配这种简化的规律的地方”这一句话来暂时回避这一困难。马克思后来也并没有再深入“研究那些支配这种简化的规律”。马克思为克服理论分析中两种不同质和量的劳动之间定量转化的困难，就很自然的想把不同质的劳动在交换过程中的转化问题，简化为在生产领域中就是静止的先验的同质劳动的问题。因此，马克思虽然认为在交换过程中转化变成结果的终点形态的有效的社会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凝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但却在实际上又试图省去转化的过程，在理论上又试图把在交换过程中的商品价值关系，拉回到生产领域中看成是起点形态的可以观察到的静止的先验的并可以直接加以量度之物，试图把所谓的价值源泉和价值决定合二为一，这在实际上又回到古典劳动价值论的起点上去，即把商品价值看成是静止的先验的并和起点形态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马克思的一种失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脱胎于古典劳动价值论，所以马克思的研究和论述还会留有古典学说的“胎记”或有“还祖”现象，这是不足为奇的，但这种不彻底性恰恰是不足之处）。这样，马克思在理论分析中就必须设置两个极其重要的特殊的前提以克服转化过程的困难（即在只适用于极其有限的经济时期，诸如只勉强适用于商品经济初期的简单劳动和简单商品交换情况的两个极其重要的特殊的前提下，自然尺度的劳动时间才等于经济尺度的劳动时间，也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流行观点都忽视了这两个重要的特殊的前提及其举足轻重的作用。“话说”（12）已较详细评点了这两个重要的特殊的前提，下面是要点：

第一个重要的特殊的前提是供求一致。马克思是从研究商品出发的，就是从已经交换成功的劳动产品出发，这就意味着供求交换双方已经过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达到了一致。供求一致意味着生产领域中的所有劳动产品都正好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都能转化为商品。生产这些劳动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就都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能表现为商品价值。

第二个重要的特殊的前提是简单劳动。对于简单劳动力从事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来说，其具体劳动所耗费的以时钟计量的自然尺度具体劳动时间，在理论的分析中，无论从质的方面看，还是从量的方面看，都能直接转换为以简单劳动计量的经济尺度抽象劳动时间，可以直接表现商品价值量。

因此，在上述两个重要的特殊的前提下，所谓生产者所耗费的劳动量，一则可以全部表现为商品价值；二则所耗费的劳动量就是简单劳动量或抽象劳动量，就是表现商品价值的劳动量。这样，马克思就将生产领域中的起点形态的劳动耗费与交换过程中作为转化变成的结果的终点形态的抽象劳动在两个重要的特殊的前提下人为统一在一起了，流行的观点没有理解到马克思所设置的两个重要的特殊的前提的上述举足轻重的作用及其有限的适用范围，把特殊当成一般，因而引来了对他的劳动时间（包括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众多误解与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