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政储蓄银行6月11日发公告证实，行长陶礼明和资金营运部金融同业处处长陈红平已被有关机构带走协助调查——此时距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杨琨被双规不足半个月。

　　到目前为止，有关陶礼明和杨琨涉案情况的权威信息尚未公布，但相关缘由不难推断。此类腐败，排在第一位的多为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监督。原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在任期间，很少召开董事会，往往以建行内部的党委会取代，在2004年9月到2005年3月中旬，董事会只开过3次，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可以躲避外部董事的监督，实现实质上的“一言堂”。

　　值得深思的是，自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以来，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有了很大改善，风险控制能力也有极大提高。这种情况下为何银行业大案仍时有发生？从目前媒体披露的情况看，陶礼明的问题源于该行和某公司的一笔贷款，其间有人从这笔贷款中索要数额巨大的好处费，尽管情况未得到官方证实，但与外界猜测有较高的一致性。

　　从现象推及根源，难以排除的是金融垄断。这造成银行业在当下具备相当大的腐败空间。如果说组织部门控制的是人事权，政府部门决定的是审批权，那么银行就决定了钱的流向。企业要发展壮大，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一个金融尚不发达的市场，银行的信贷配给将直接影响经济主体的竞争力，从而间接影响资源和财富在不同主体间的分布。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农业繁荣和80年代的衰退期间，获得信贷配给的农业主比那些无法得到信贷配给的同行具有更大的优势。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发达——除了向银行融资之外，少有另外的途径。

　　在中国目前的金融体制下，能成为上市公司从股票市场融资的，还是少数企业；而发企业债对于一般的公司来说也非常困难。对于绝大多数的企业来说，向银行借款是他们最为主要的融资方式。

　　当然，如果这个市场存在数量众多的银行，而且这些银行之间也存在有效的竞争，那么银行的地位就不会有现在这么高。而问题是，中国银行业的门槛很高，私人部门成立银行不易。同时，银行业的供给价格也受到限制：央行决定基准利率，各商业银行在规定区间内浮动。而银行的成本——即借款成本也受到极大保护，中国银行业的主要利润来自存贷差。

　　银行高管腐败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利率市场的价格双轨制，即银行所提供的信贷资金，比货币真实的市场价格要便宜。以央行最近一次降息为例，三年期贷款利率为6.65%。而近几年来，由于银行信贷收紧，企业通过信托融资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就是在10%左右，不少项目甚至达到15%。这样的资金使用成本，实际上已接近市场上的货币成本——更遑论影子银行体系所体现的货币价格。

　　换句话说，如果谁能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自己不需要从事生产经营，只需要将这笔钱转贷他人，就能获得将近8%的利润——而社会平均的回报利润也就是8%左右。正是便宜的银行信贷资金，使得掌管信贷资源的银行高管，有了寻租空间。

　　如果通过非银行市场融资，企业需支付10%-15%的资金成本，且还可能背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等各种法律风险。这种情况下，企业向银行融资就显得水到渠成，而银行高管也就成为企业家获得资金时绕不过的门槛。

　　融资领域之外，银行高管的腐败还常表现为，利用银行和市场化利率之间的利差从事其他营利性活动。在当下，地下钱庄等非正规金融的利率远高于银行，不少地区的银行高管就通过便宜的资金成本和银行业对企业经营情况的熟悉进行高利贷生意。一个可供借鉴的案例是，原北京城市合作银行的高管冯伟，伙同领导违规发放“高利贷”7亿多元，东窗事发后他畏罪潜逃13载。其实，此类活动只要银行高管能控制好经营风险，可能就会不被发觉。在浙江等民营经济活跃的地方，一些地区民间高利贷的资金源泉，即来自银行。

　　因此，要清除中国银行业高管腐败，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取消利率双轨制，对腐败进行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