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平
大国战略三论之后，美国依然对老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设计的“美国梦”心有不甘。从战略思维角度审视这个国家，看出它的决策层对全球和平发展大势的判断将继续存在不清醒认识。说服美国不容易，我依然苦口婆心。
以“三元趋稳”主导多极世界趋于缓和的多元格局理论，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它，它都要以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制约或锁定中俄美三国的发展大势和走向，谁也阻挡不了三国政治独立、外交独立、经济自主下的相互制衡、逐步消解矛盾并通过各有侧重的改革，一步一步走向目标趋同的和平发展时代。
三国制衡作用力，将影响和带动全球各层次多极化关系趋向和平与稳定。中俄美任何一国若只站在一己角度思考全球安全与发展问题并且期望通过激进或突变方式改变另一国的政治独立性，图谋打破或变更上述制衡机制，其结果将首先是它本国面临自我毁灭的灭国性灾难，然后是把世界拖入新一轮倾斜、动荡和战乱。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道理？
本文通过阐述三国大势，用哲学思想来说明上述道理。
能够立足于全球眼光并从哲学高度准确判断世界大势的人不多。近期，基辛格部分言论透出了一些积极含义，说明美国高层还有个别人保持着杰出战略家的高度。笔者建议：本文，中俄美三国高层请参阅，台湾地区高层请参阅、大陆宪法反对派组织体系也请审视本文观点，即使是有人不认可世界发展大势中的不可抗力，他也应该知道自己置于中国的西方“信念”会带来何种不可预测的结果。本文不做论文姿态，直接说出主要观点。
第一，先辨析大国战略必须面对的几个常用概念。
1，发展大势与发展道路
国家意志来自民族信念，民族信念来自这个民族多数人对本国前景和世界大势的清醒认识。迈向民主、富裕、自由，是人类的共同向往。这种向往早就决定了世界长远走势“趋向大同”的发展方向。但美国必须清楚，全球发展大势与各国发展道路是两个概念。同样迈向民主、富裕、自由，各国可以走出不同的道路。中国有句俗话，“条条道路通北京，条条道路通罗马。”
如果我们把类似丹麦的“共同富裕”称之为经济社会世界大同，这条路并不漫长，也必定有不同的道路可以指向共富的同一目的地。世界大同是人类共同理想，走什么样的道路则必然有分歧。目标是信仰，道路也是信仰。道路问题，不仅是信仰问题也是国情问题，更是地缘政治和时代条件问题。
西方资本主义起步于经济自由化，它是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时代背景下自我经历了超过百年的动荡、挫折和战乱，最终煎熬而成的。那时，包括俄国、中国在内的封建制国家占据世界多数，封建王朝干预不了他国内政。而今天，时代不同了，同样以致富为目的的“中国道路”设计，绝不能不考虑抵御外来干预和风险，其次要考虑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适应性特征。
在眼界狭隘的人类思想领域，走不同道路很容易产生国家间、阶层间的对抗性矛盾。比如，东方与西方因发展道路的阶段性价值观差异引发的国家意志对抗、各国共富前因贫富分化引发的社会对抗以及政府调控差别引发的富人与精英阶层倾向自由化的反政府情绪。而这一过程，若是没有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应制度安排，其通向共富的路程将变得漫长而遥远，挫折与风险更多，甚至几无可能冲出内外困境，尤其是后来的新兴国家。
如果我们把类似“人民自治”的理想称之为民主社会世界大同，这条路十分漫长，目前没有国家达成这一目标。同样，它也有不同道路可以指向同一目标或同一目的。其中，纵向民主、横向民主、俄罗斯方块民主是三条基本道路。
横向民主，从承认资本权利、认可与资本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的话语权开始圆圈式辐射民主权利，财富多少决定其参与权和决策权是否占据支配地位或被边缘化，其后向更多中产人群扩大圆圈。它呈水平发展态势，类似水波纹一样有话语权的人逐步波及更多“有产人群”范围。一开始，少数人占据民主圆心，其他人除每隔四年当一回被媒体舆论左右的选民外，其余参与权均被边缘化。它伴随中产阶层人群的扩大，民主的广泛性显著扩大。
纵向民主，是指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在与多党合作体制下，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垂直落实民主权利的制度，它不分穷人富人、财富多寡，重在公平正义。在选举制度方面，它从基层开始培育直接选举制度，然后向上垂直推进，渐进式提升。从村民选举自治到乡民选举自治，再到县域选举自治，直到全国直接选举政府总理，如温家宝在人代会答记者问所描述的逐级成熟路线图。温总理的直觉判断，指明了发展纵向民主的主要方向。
俄罗斯方块民主，形式上与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相仿，实际上则是以相比西方制度更包容的方式容纳了世界上最多的党派进入议会。其创新意义在于：不论有多少党派获得议会席，都能被杜马有序组合成俄共以外的执政党和参政党。它类似于人们熟悉的“俄罗斯方块”的游戏规则，不分党派大小和党派新老，均能有序组合，并根据国家发展目标和全球大势改变组合规则。目前已经看出，这种体制能适应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
中国是一个搞横向民主十分危险的国家。地方势力宗派林立是旧中国的数千年特征；在这个国家，连乞丐也懂得画地为牢形成帮派。中国宗派势力的另一特征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利益永固的宗派组织。它总是伴随中央权力的巩固动摇而消长，权力体制一旦在上层形成利益集团相互竞争，争权夺利即成为中国党派之间唯一奋斗目标，此时，地方宗派体系随之泛滥。宗派势力的消长，是测定中央权力巩固或动摇的“计量仪”。在中国，先巩固中央权力，同时从基层开始完善选举制度，是逐步消除宗派土壤的唯一出路。
民主政治改革的先后顺序，恰恰是一国民主路线图的核心问题，也是能否成功迈向民主、富裕、自由的根本前提。我国物权法制定以后，分配制度改革进入艰难状态，既得利益群体是阻力。富人与精英失去了分配改革的动力，政府用力推它不动。用法学理论衡量，物权法对人人公平；按物权实际含金量衡量，这个法至少在目前中国尚属于少数人比多数人更充分享有的法律。一国初期立法，常常不会有自觉的对应立法的时间概念，即让惠及相对应群体的两种法律同时制定，才能为后来的改革发展铺平道路或减轻压力。
我们知道，“事物运动轨迹”是时间的科学定义（《智慧论》语），“事件发生顺序”也是时间的定义（霍金语）。立法时间如“田忌赛马”，同样三匹马因出场轨迹或顺序不同，输了赢了，天壤之别。所以在强调时代空间（时代环境）的同时必须强调时间的深刻内涵，它和空间思维一样，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维平台之一。中国选举制度改革一定要从基层开始，先出下马，再出中马，后出上马。中国顶层设计则应优先选择反贪腐、反分裂、反官僚的制度安排。总之，“中国道路”与迈向民主、富裕、自由并无目标冲突，差别只在于事物运动轨迹的时间排序有先有后，各种矛盾冲突的化解有轻重缓急。
2，信仰对抗与国家分裂
当今，在中俄美三国中，不存在反民主、反富裕、反自由的执政党。美国全球战略思维其所包含的错误观念是，它没有清晰界定发展大势与发展道路的区别，仅仅把过去时代的西方道路认定为实现“民主自由”的唯一信仰。战略思维如果隐含逻辑错误，则有危险把世界搅乱。我们知道，一国宪法是一国统一的基本法。在这个星球上，针对反宪法言行和组织给予管制最严厉的国家是美国，因为美国最懂得容许违宪的信仰和团体生存和发展即意味着国家分裂。共和党和民主党不论有多少分歧，也不容产生反美国宪法的分歧。
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是在共同遵守一个宪法基础上形成的党派间相互竞争的政治平台，它是这个世界民主政治多样化发展道路的一种选择。在中国，如果实行多党制则等于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央体制将转变为党派之间争权夺利的政治平台，这也就同时认可、无形培植和促成了各地帮派林立的分裂局面；中国刚刚摆脱封建制，宗派土壤十分深厚，情势不容乐观。如果真正希望让民主政治和法制观念牢牢扎根于这片广袤国土，就必须认可和维护中国根本大法选择的政体完善过程，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唯一选择。
把西方发展道路视为“民主自由”的唯一信仰，极力在中国大陆培育和扶植反宪法和抹黑执政党的“异见人士”，看似在向世界传播“民主与自由”，实际上是在围堵中国能够走通的民主政治光明之路。笔者认为，如果中国陷入国家分裂状态，其祸根一定缘于违背宪法的对抗性信仰。
3，战略意图与设计演练
研究美国全球战略，感受最深的是它的战略意图与实际操作之间存在“脑残”设计问题。它对阿富汗、伊拉克等采取的行动都有本国意图，结果，多半都葬送给了自己所设计的操作预案。实际上，单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战略筹划均存在同样设计缺陷。这种缺陷，最初来自西点军校“按计划演练，按演练实战”的理念。“西点”把胜算主要寄托在对手不可预知的行动方案中。显然，它能针对实力悬殊的小国掌控预案的推演，却没有办法面对泱泱大国；它能把一国政权推翻打烂，却没有办法使这个国家安定下来；它能以高科技军力赢得速胜，却没有办法摆脱战争泥潭；它能把西方民主式样移植到另一国家，却傻看着这个国家的政治走向投入到另一国家怀抱。
20多年来，美国眼睁睁看着从各国借来的数万亿美元在战争中哗哗流淌，有去无归，直到2011年，才迟迟发现本国至少15年内担待不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了。这使人想起了前苏联元首勃列日涅夫，脑中风以后仍然长握权柄。出兵占领阿富汗――这些没想过后续安排的占领方案，就是这位脑残元首的“作品”。当年的勃列日涅夫也是风光一时，正是在这位前领袖“输出革命”的高昂热情中，前苏联的国际名声跌进了低谷，国库耗尽一空。我们看到，“输出革命”像风水魔盘一样轮流转，转到谁手里谁从顶峰跌入深渊。
美国的决策程序比前苏联“民主”吗？那也不过是限于传统决策项。剩下那些“巧实力”、“软实力”的部署和用场，好像并不需要国会听证和讨论，只要有智囊献计，有总统拍板，即可兴风作浪。问问美国国会议员，有多少人知道中情局联合盟国盟友的军情处、安全局操作他国政权的颠覆计划并非是“民主自由”光明磊落深入人心的结果？用分裂手段和阴谋搞乱他国，最终，其所暴露的分裂分子一个也成不了新生政权的大员。乱世本领与治国本领相距遥远。美国为在他国培育动乱基因，先后废掉了各国知识界多少栋梁的治国武功？你一旦为一国奠定了动乱基础，你也同时丧失了管控这个国家的所有能力。中国人常常把这种“有前手无后手”的决策人称之为“蠢货”！
第二，中俄美三国关系构成了巧夺天工的制衡机制。
描述国家关系很难，描述中俄美关系并不难，关键在于战略眼光的敏锐发现。笔者没有概率、指数能求证什么，却有中国式的哲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以此来概括三国关系就有三句话：中国怕美国，美国怕俄罗斯，俄罗斯怕中国。有人说中国怕美国是因为毛泽东时代已成过去，这仅仅是原因之一，还有其他原因。而俄罗斯则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美国无所畏惧、且让美国噤若寒蝉的国家。正确把握相互关系，三方都将有所顾忌但无所畏惧。
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后长达十多年间，因美国的好战和前苏联的强硬立场，使“三次世界大战”阴云很难消散，但大战终究也未爆发。回顾这段历史，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国家独立性成为避免大战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并非有意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间担当“制衡作用”。斯大林死后，他与前苏联争辩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心地位，由此促成中国既反帝（反美）也反修（反苏）的两边不屑立场。客观上对稳定世界大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结历史看到：两边不靠是典型的极左，而两边死靠则是典型的极右，不管你死靠哪一边。三国制衡机制的稳定运行条件，在于三国政治坚定独立。20国集团中也只有中俄美具备这种最稀缺的政治资源。
1，三元机制中的中俄关系：俄罗斯怕中国。
怕中国在发展中像台湾一样成为美国盟友，怕中国在强大后像康熙一样开疆扩土。前者，对俄罗斯曾经是最大忧患，因为中国自己的核武不足以对俄罗斯构成威胁，而如果成为美国盟友，使这片大陆有了被装上美式导弹和反导系统的政治军事条件，即意味着俄罗斯国家前途将面临难以摆脱的险境。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俄罗斯甚至比中共自己更密切关注中国的政治军事走向，更密切关注境外势力针对中共政权的分裂和渗透活动。它把中国是否发生上述变故视为本国安全底线，一旦有苗头显示可能，即有断然举措。
后一怕，也是俄罗斯的长期隐忧。在封建中国强盛时代，俄国大帝敌不过康熙大帝护疆守土。在上世纪两国不友好时代，前苏联守护与中国接壤的本国疆土需要动员全国军力，仍然捉襟见肘。而更难以改变的客观状况是，陆地接壤便于陆军发挥优势，偏偏俄罗斯人口稀少，兵源十分有限。幅员辽阔的俄罗斯疆土面对能征善战的解放军总有几分畏惧、几分放心不下的考虑。况且，解放军陆军又是这个世界唯一一支对内对外（先后与蒋军、日军、美军、韩军、印军、越军、苏军交手）均保持不败纪录的军队。
上述第一种担忧属于亡国忧患，一旦发生，难以化解；第二种担忧属于疆土忧患，即使发生，也可化解。俄罗斯深深懂得：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帮助中国维护国家稳定免于陷入分裂状态，直接关系俄罗斯国家安危。中共也深深懂得：史上俄国只对中国有疆土之争，未对中国政权有图谋之恋。中国与俄罗斯永结友好之情，也直接关系“中国道路”可免于遭受重大挫折。
2，三元机制中的中美关系：中国怕美国。
中国怕美国最深刻的原因，是中国人穷怕了。
新中国建立之初，当中共甘于清贫，不怕“一穷二白”，不怕艰苦创业时，中国从来不怕美国。这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精神财富。当这个国家遵循人民意愿选择了尽快脱贫致富的道路时，才对美国有了敬畏和寄托。
请美国珍惜这份敬畏、这份寄托。敬畏者，希望富国为穷国脱贫担待一份良心和责任；寄托者，希望收获诚信而不是狼子野心。这种忧虑用真话实话表达，就是“怕”。怕美国嫉妒中国崛起，变合作为对抗；怕美国欠债不还，稀释国债；怕美国嘴上示好，脚底使绊，四面围堵；更怕美国以信仰对抗方式培植分裂势力挑起中国内战。如若真的出现上述结果，这只东方雄狮一怒而吼的声音将会震荡五洲四海！
如今，两国经济已经扭成一团，难解难分，美国翻脸不容易，中国更希望“和则两利”。而这一切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是，美国需要调整老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设计的“美国梦”，乐见中国走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3，三元机制中的俄美关系：美国怕俄罗斯。
美国与俄罗斯（前苏联）结下了多少怨恨？美国知道，俄罗斯也清楚。两国积怨缘起于二战解放德国的战斗，发展于冷战时期北约华约两大阵营的对抗与冲突，延续于布热津斯基设计了“美国梦”。
在美国眼里，俄罗斯就是《哈利波特》中的伏地魔，连名字都不敢轻唤，唯恐叫一声即刻大难临头。你可以从媒体上感悟到，美国抹黑文章点名中国点得哗哗响，而一旦官方报道涉及俄罗斯则多半采取不点名指责。
在俄罗斯眼里，美国是一个寄生性国家。金融掠夺，资源抢夺，价格垄断，债台高筑，虚伪贪婪；用武力输出革命，靠动乱移植民主。这样的政府若不改变现行制度和行为方式，世界将不得安宁。克格勃整整花了15年时间收集美国暗中坑害欧洲、非洲、亚洲、南美等各国的证据，却始终沉默不语。是否意识到这才是生死存亡的最大危机？－－把柄被人拿住，对方引而不发。
再看俄罗斯，毫不忌讳说出本国的核威慑力量是“灭国武器”（普利马科夫语）。这个在上世纪被美国拖入军备竞赛而濒于崩溃，不得不从“苏联解体”中退出超级大国序列的国家，经历20年无军备竞赛的卧薪尝胆后，它已经悄然完成了使本国核威慑技术显著超越美国的一次“涅槃”。
当今美国置于本土的反导网络面对俄式制导技术几乎成了纸糊篱笆，其有效防范只能考虑构建多重反导系统。这就引发了把反导武器放在俄家门口的“东欧反导”之争。对俄来说，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美国咄咄逼人，而在于俄对“灭国武器”有政治考虑：只针对美国航母和本土军设，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如果反导系统部署东欧则将打乱上述政治考虑。一年多来，俄罗斯对本国武器的先进性越是显出低调和谦虚态度，越是令美国人疑虑重重，寝食不安。
美国需要稍安勿躁，冷静思考。在三元机制下，中俄美本土都是安全的。一触即发的灭国险境只有两种。一是：有过一次惨痛失败的俄罗斯，它绝不容忍经历20年卧薪尝胆创立的核威慑优势被用任何方式压制或打破，这种境况逼近与美国灾难降临是同一概念。俄是这样一个国家，把大事做完了，再向世界讲述理由，敢做敢当是这个民族不同于中国百忍成金、也不同于美国先找“借口”造势、然后出师有名的特征。建议美国不要考虑以任何方式重启军备竞赛。二是：只要与独联体唇齿相依的中国，保持其国家统一和稳定，俄罗斯同样没理由和动机威胁美国安全。是的，三元机制不能再保证美国“一国独大”了，但能保障美国做个富裕温柔的“老大”。这不够吗？
那好，还有多少“偏方”？请尝试后再感谢笔者的忠告。
第三，用哲学方式比较中俄美三国综合实力。
哲学不用数据，在战略层面它比数据判断更准确。哲学使用辩证思维工具，它能从纷繁复杂的概念中提取简单明了的概念。
衡量一国已经成就的综合实力，至少要列出经济、政治、军事三大概念系列。而当我们盘点各国综合实力相比较时，才认识到：单纯经济强大或者单纯穷兵黩武，其综合实力都不能排名靠前。在一国综合实力中，唯一能够把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各种实力整合成一股力量的是“政治优势”。有政治实力才有综合实力。没有政治优势的国家其他实力将变成捏合不拢的一盘散沙。
哲学方法提醒我们：很多情况下技术算法手段不可靠。你把一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用数据全部列出来，各项指标很好看，相加评估为：综合实力超强。但如果告诉你，那是纸上的数据，只能看看，你拿不下来，现实中，这个国家的各派政治力量处于分裂状态，那么，这就意味着上述综合实力都是用数据推定的，它们没有灵魂，没有一种“力”使之凝聚起来。
而衡量一国政治实力的首要标准，是看这个国家的各阶层各群体能否集聚在国家宪法确立的目标、体制和道路的旗帜下。按照这一标准衡量，中俄美三国间，俄罗斯政治实力列于首位，其次美国，最差中国。
1，俄罗斯政治实力最强。
“统一俄罗斯党”是根据俄宪法拟名的政党。按宪法之纲领，俄罗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道路，首先是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继而建成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联邦。包括俄共在内的所有政党都坚定不移高举宪法旗帜。
俄目前政体是创新的，它的运作方式神秘而严谨，不懂政治也许看不懂。我们可以通过具体事件来看看俄政治力量的强大表现。
普京，一位杰出人物。“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在俄联邦，深入人心的不仅是他的誓言，还包括他过去10年的业绩。可是，当普京宣布第三次竞选总统后，反应最敏感的当属美国政界，奥巴马在之后公开表示：“普京没好运了”。接下来的预选投票即出现令人吃惊的局面。
俄全国爆发大规模游行，反普京呼声高潮迭起，期间，普京支持率从往届78%猛跌至58%，勉强多数概率。这些数据是真实的吗？真实的。但绝不单单是美国的NGO向俄联邦输出民主革命的成果，其更强大的政治力量来自俄罗斯共产党对“普京同志”的警告。他10年业绩突出，难免心生自豪感，在宣布第三次竞选总统的统俄党代表大会上，他流露了这种情绪。而就在此间，美国“高调佯攻亚太低调主攻西亚”的举措突然奏效。伊朗的一声爆炸，岂止是警告伊朗，也提醒俄罗斯不容普京有一丝一毫懈怠之心。
在俄联邦创新政治体制中，俄共中央的政治地位或许令世人感到意外：它放弃了绝大多数政府权位，担当起统一领导全国各界民主运动的“领袖”。俄共并未抵制“反对派”组织接纳美国输出民主革命的上千万元经费，而是借此“东风”掀起了大规模警醒普京的民主浪潮。知道真情，才会理解那位硬汉为什么会在当选总统已成定局的群众集会上，面对欢呼人群掉下眼泪。硬汉解释是“风泪”，分析家认为那是挫折感之后的惊喜和震撼，夺眶而涌的热泪！
后来事件的延伸则要从普京那句不容易听懂的话分析：“有人花钱收买人心，这至少能让参加者多一点收入。”素来言语简单。其语性的显著特征是一句话背后蕴藏着千言万语信息量。不久，又有一次民主集会，之前传出消息约300万人规模（引资），结果走上街头仅8万人，据说美元没到账。总统就任仪式前传出消息将有百万人集会反普京，后来1万多人上街。这回NGO改了经费标底：有反宪法言论者才付钱，有“占领”行动者才领赏。前者，登台演讲未说完第三句就被有备而来的警察带走；后者，兑现了承诺，占领广场第六天撤退，少数被警察从“占领地”带走。过程充实完整，无愧赏钱。
俄共中央放弃政府权位后，对俄宪法无限忠诚。它领导俄民主运动的宗旨是：确保每个公民享有民主权力，坚定不移把全国民主运动规范在俄联邦宪法范围内。它做到了。俄罗斯政治家似乎摸透了美国政客不甘心输出民主失败的秉性，总有办法用民主引资，空手套白狼。到底是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替美国反思，得出的结论既坦率又厚道：“做那些事（指输出动乱和革命）没意义！”
2，美国政治实力的长项是它的“软实力”。
有人在新华网上发表文章称：“俄罗斯并没有解决腐败问题”，我相信。我更相信“腐败问题是国际问题”，如果美国及其盟友无正义，部分国家的腐败将很难治理。在三国中比较，美国国内政治并无明显优势。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主张能统一在宪法范围内，是这个国家不发生分裂动荡的基本原因。但美国对外表现的政治实力则十分强大，它用“偏方”造就了跨国“软实力”。
多年来，人们知道美国有“软实力”，却很少系统研究过这种暗战力量的构成和作用。它绝非只是一种“文化”内涵，而是一种以对抗性信仰的立场，有组织使用软性手段逐步瓦解他国现有执政基础的对抗性实力。这种“软实力”发力的基础是“反对派”体系，后盾则是美国及其盟友。
从我国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看，跨国跨境“软实力”的政治作用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比如，依靠有规模的教唆方式，传授食品化学掺假的科技知识，让有毒食品花样翻新，屡禁不绝，使执政党长期承受“社会腐败治理无能”之过。比如，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为把支付宝交给中央银行监管而并购了境外股份，则被一方舆论强力斥责为“违背契约精神”，此后“马云好运没了”。危机一个接一个，险象环生，隐含釜底抽薪策划的“绝杀”是让“小二们”集体腐败。有规模的致腐团队仅用一年时间即把淘宝一千多个“小二”的职业道德拉入脏水，毒害极深，影响极坏。因软对抗组建的专业致腐团队对国有企业、党政部门和各类人才构成了极大威胁。正如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敲响的警钟：“有人专心致志引诱和腐蚀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干部，居心叵测...........”
是的，他们并不亲自触犯刑律，也从来不搞公开硬对抗；其中，不在公职即专事于拉人下水，有公职身份的则用非党性作风对待下级和群众，挑起人们对党的恶恨，一件一件地“建树”着瓦解执政基础的“业绩”，然后，把这种基于对抗性信仰的“软实力”成果上报给境外归口机构汇总分析。
软对抗矛盾是硬对抗的铺垫和前奏。表现方式不同，是因为国家陷入分裂状态的条件未成熟。美国始终对此有信心有耐心，也亲眼看到过一个个国家的政治实力陷入瓦解和崩溃。对此，中共看得很清楚，关心中国是否稳定的俄罗斯也清楚，并三番五次告诫中国：要防止国家分裂动荡。
美国“软实力”不仅囊括伸向各国的“反对派”，还包括其所掌控的各类非官方组织，分别在数十个国家注册登记，能量通天。世界新闻集团，没有人不知道它的背景。2011年，其在英国爆出“窃听门”事件后，把卡梅伦的脸面搁在了公众不屑的台面上，英国政府不得不查。不料，办案机构组成了，首相的“好运没了”，伦敦动乱接连发生，案子停办，线索中断。年底，卡梅伦被俄方邀请到莫斯科说话，返回后重振旗鼓继续办案，当刚刚有了新的线索时，首相的“好运又没了”。世界新闻集团自曝与首相的不正当关系，把案情焦点直接引向卡梅伦。此案再办下去，办的就不是泄密案，而是把首相办下台。美国，依靠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软实力”，可以随时整合本国和盟友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虽然整合出来一派松散，但出模的“样子”无比高大。
3，中国政治优势正面临实力锐减的滑坡。
原因有二个：
其一，执政经验不足。宪法是维护一国政基统一的基础，但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国实际上并存着政基对立、道路不同的两个宪法。当初，大陆与台湾开始交往融合时，并未预先规定台湾人来大陆定居和工作必须拥护大陆宪法，如美国约束境外入籍者须遵守美国宪法一样。如果60万来陆台胞按另一宪法行事并在“一国两制”框架内发展人脉关系，他们并不违宪。如果大陆知识群体的政治态度转变为对另一种民主政治道路的忠诚，作为个人立场也在“一国两制”框架内。这使大陆政治状况难免出现复杂裂痕。
其二，当今中国，政治信仰和对宪法的忠诚，在体制内多数人心中已经淡漠。由于“极左”年代吃够了“空头政治＂苦头，导致普遍厌倦政治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经济与政治没有对应关系，科技与政治没有对应关系，甚至文化与政治也失去了对应关系，干部头脑只剩下一个GDP指标。这种背景下，“王立军事件”迟早要发生，它是中国政治优势跌破记录的一次深刻教训。
寻找反腐靠山寻到美国“衙门”里，以为那里才是干干净净的。这种无政治头脑的一介武夫、一介商夫、一介权夫，安知全国有多少！其一人错走的一步，不仅反映出一个副省级干部对宪法忠诚的最低尺度茫然无知，而且，他把最复杂的中国反腐斗争形势又加上一个死扣。敢问党政各级：中国的腐败官员是中纪委掌握最清楚，还是美国更清楚？答案是后者。居心叵测致腐，是信仰对抗者扩张“软实力”的主业。被沾上“腥味”的干部常常有三种结果：一是被人捏住，听人指命，这就是北京新出一本书中描述的“奸官”。二是良心驱使，不怕纠缠，大事依然坚守底线，结果没想到退休后被举报入狱。某检察机关百思不得其解：如今揭发往事的举报信，既专业又翔实！三是忠诚不减，却后悔莫及，在急于摆脱干系、洗清自己时不幸触犯党纪国法。“事实上，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你选中他才为他的隐私保密。”这，才是美国炼成“软实力”的秘诀。
中国的政治实力正在被套上一个越抽越紧的“死扣”。
在三元机制下，中国共产党有充分时间解开死扣。值得反思的，倒是打造这个死扣的美国及其信仰对抗者。请问：有意义吗？如果走中国道路不折腾，不用50年将会自然走上与各国民主政治大致趋同的轨道。1979年，邓小平曾设想过这一过程是20年。可是1989年，中国内政被他国粗暴干涉的那场政治风波经历之后，他再也不提实现这一过程的时间表。中国民主政治进程被一再延迟，谁之罪？用制裁办法输出民主，效率低下；用武力方式输出民主，效率低下；用瓦解现政权基础的软分裂手段输出民主，同样效率低下。
我看到：第一代中国精英很痛苦，满头白发，备受煎熬，怅恨时间已经苍老，叹息民主依然年轻。台湾领导人很痛苦，苦苦纠缠“一中”表述，却倒不出内心政治苦水，也找不到海阔天空的台湾前程。美国总统很痛苦，年复一年“梦想”落空，岁往一岁失意于中国。中国百姓很痛苦，生活在信仰对抗环境中，经受了太多隐含政治恶斗的生活折磨和困苦。还有胡志平很痛苦，批评“美国梦”早就“好运没了”，年年是非缠身，岁岁深陷困境。请问：在大陆中国，有谁痛苦指数为零？
但，我苦我心亮，我坚信我是对的！
胡志平，2012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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