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新帖（52）

一段过去的日子

   最近读复旦大学张军的《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①]，其中讲到的“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等，引起了一些联想。

   樊纲在《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②]中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了策略和路径，但目标是确定的。市场化或者市场取向是一开始就明确并一直坚持的目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伊始，微观领域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主要措施是放权让利。宏观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价格体制问题，因为市场化意味着要通过价格信号配置资源，而计划格局下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无法成为资源配置的信号。如何寻找正确的价格以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

  1984年9月3—10日，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和浙江社会科学院联合发起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这就是影响了历史的“莫干山会议”。会议代表120人是通过征文产生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校研究生。这次会议对这些年轻学生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理论贡献者和政策制定者，有的成为重要经济管理部门的重要决策者。这次会议最重要的讨论内容是关于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经过激烈争论，形成了“双轨制价格”的共识，最后形成会议纪要向中央作了汇报。双轨制主张得到了中央的认可，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这个决定被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正式实施的标志。需要说明的是，“价格双轨制”并不是经济学家的“理论创造”，其实践要远远先于经济学家的理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之后，农产品交易就是事实上的双轨价格；在工业领域，1981年，国家允许成品油实行双轨价格；而1984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扩权十条”，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对计划外产品的定价权。“莫干山会议”的贡献，首先是对价格双轨制进行了理论探讨，为这一价格形成机制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是这次会议的讨论结果影响了中央决策，促成了1985年3月的正式实施价格双轨制文件的出台。

   双轨过渡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经验。价格双轨制虽然表面上仅仅关系到价格形成机制，但价格双轨制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操作却成为整个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价格双轨制不仅作为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环节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环节对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的路径选择也具有重要影响。不过，实施价格双轨制的结果却不是那么乐观。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的放开一开始就直接表现为涨价，所以放开价格是和通货膨胀相联系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计划价格受到人为的压制，双轨之间不可避免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形成了租金，于是，双轨制推动了改革之后的第一次寻租热潮，腐败随着双轨制的推行而泛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由于伴随着价格改革的是通货膨胀的加速及腐败现象的泛滥，价格双轨制被认为是失败的改革。

  今天回头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的宏观的角度来看，还不能绝对地说价格双轨制就是一个失败。如果说改革之初的国际国内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环境决定了渐进改革是我们面临的唯一合理且可以接受的改革战略的话，双轨过渡也是必然的选择，价格双轨制无论作为整体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作为整体改革的前奏或准备，都具有必然性。价格双轨制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甚至某些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对此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通货膨胀和腐败，但这一切，都可以理解为完成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改革的成就得到了世界上的广泛赞誉；在经济学领域，价格双轨制被看成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性贡献。进入本世纪，尤其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周年前后，围绕着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问题，在部分经济学家之间居然展开了一场争论。这种争论本身其实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说确实存在一个优先权的话，也是属于中国渐进改革的实践，而不属于某个经济学家。

  “莫干山会议”召开的1984年9月3日，正是我注册入学那一天。后来，从一些经济类专业报纸上，陆续看到关于会议内容的报道，从《经济研究》等期刊上，也可以看到参会者撰写的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大一的时候，我们只有一门专业课，就是姚森先生讲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对当时的改革涉及不多，不过我们有着很多获得新知识以及了解改革现状的渠道。那时候的年轻学生，有着宏伟的抱负。这种抱负，更多体现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心，体现为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我们抓紧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学习知识，锻炼能力。除课堂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外，课外也抓紧时间阅读书籍、期刊和报纸。比较受大家欢迎的报纸，有《经济学周报》、《经济学消息报》和《世界经济导报》，这些报纸在报亭都可以买到。了解改革现状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听各种演讲。时常会有兄弟高校及国家有关研究机构的老师来作报告，而那些有关改革的报告最受欢迎。晚上的“卧谈会”也是大家交流知识的重要机会，学校规定晚上十点半熄灯，但大家总要卧谈到十二点左右。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卧谈真是理想主义色彩十足。大家谈论的内容，或者是学习问题，或者时事政治，或者体育比赛，很少有什么低级趣味会进入大家的视野。

   大一下学期，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课程内容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改革现状，大家的学习兴趣都很浓厚。饭前饭后，尤其是“卧谈会”期间，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改革举措的评价。1985年3月，“价格双轨制”正式实施，到了五六月份，物价上涨情况变得比较严重，群众的意见很大。“经济学会”在团委协助下，决定组织一次关于价格改革的街头宣传和咨询活动，这次活动以研究生为主，而作为本科生的我也报名参加。那一天中午，我们几十个学生，在西单大街某段相对不是那么热闹拥挤的人行道上，摆起十来张课桌，拉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会价格改革宣传和咨询活动”的横幅，像模像样地开始“坐诊”。组织和参加这样的活动的目的，是回答群众对价格改革提出的某些问题，帮助解释一些疑惑。可是，当时价格改革引起的物价上涨确实影响了百姓的生活，群众意见很大，加上价格改革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又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我们的宣传和咨询活动引起了群众的一些反感。北京的老百姓，一个顶一个的是“政治说家”；谈起改革，说起政治，简直就是如数家珍。加上我们知识基础还不是很扎实，对改革现状及改革前景的理解也还不是很深入，因此，想要说服群众的人最后却被群众说服了。对我来说，本来也就是重在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倒也从学长和北京的“政治说家”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1985年3月正式实施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加剧了价格上涨，官员腐败及宏观经济的混乱。1985年9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了一次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是在交通部一艘叫做“巴山”的游轮上上召开，1985年9月2日从重庆开始，7日在武汉结束，被称为“巴山轮会议”。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世界银行提供了不少帮助。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席位，1981年，世界银行就给中国提供了一笔政府贷款——大学发展项目。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听讲座的五百人教室，就来自世界银行的这次贷款。这次国际研讨会的外国经济学家也是由世界银行聘请的，有东欧经济学家布鲁斯、科尔内，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等。

   我国改革之初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式是放权让利，这种做法可能受到东欧的影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比我们有着更多的理论准备，由于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因此，接受东欧经济学家的影响，可以避免意识形态的障碍。事实上，在“巴山轮会议”之前，来自东欧的经济学家布鲁斯和奥塔.锡克就访问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作过演讲，这些活动对我们最初的改革理论准备和改革路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当时在中国有着重要影响的东欧经济学家还有奥斯卡.兰格和科尔内。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他们都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对我来说，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应该说是科尔内。虽然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直到1986年才由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但他的思想在之前的84、85年已经在高校经济系广为传播了。虽然是来自东欧的经济学家，科尔内采用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完全没有那些烦人的意识形态。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理论为我们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解释力的工具，在他理论体系中，我们知道了“软预算约束”、“投资饥渴症”、“国家父爱主义”等等，这些后来也构成我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存在问题的重要工具。

  “巴山轮会议”被看成是对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思想和理论的一次启蒙——中文单词的“宏观调控”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被发明出来的，而科尔内是这次启蒙的主要角色。关于改革的目标模式，科尔内提出一个很有创建的概念构造，就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这一观念得到普遍的认同，实际上，后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表述，从1987年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1992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受到科尔内这一观念的影响。“巴山轮会议”上有重要影响的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就是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托宾是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力主政府行使宏观调控职能。针对当时中国的物价上涨，托宾主张不要放弃政府控制，他甚至说，每一个国有企业厂长都应该写一张条子贴在门上提醒自己：工资上涨率应该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率。关于价格改革和其他改革的关系问题，托宾主张价格改革先行。托宾的那句话——等价格改革成功之后再逐步推出资本市场改革，而那是十年以后的事情——后来被吴敬琏多次引用来批评中国的资本市场。

   “巴山轮会议”上国内外经济学家的讨论或争论，在随后的经济学期刊和报纸上也有分析和报道，比如，科尔内关于改革目标模式选择的观点就被持续讨论了很长时间，而那时还是经济学初学者的我们饭前饭后以及晚上的“卧谈会”上，也很热衷于讨论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样宏大的问题。

   张军在《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中有这样一段话：“1982-1987年这段时间，思想和学术领域非常活跃，不仅学者们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策略的研究，而且政府积极推动与支持，是双方互动最好的一段时间。”[③]就我的认识，至少在1984年到1986年上半年，情况是这样的。

  “巴山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通货膨胀问题。但是，伴随价格改革而来的，不仅是通货膨胀，还有国有企业效益下降，工资侵蚀利润以及官员腐败加剧等等。当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些问题是改革需要付出的代价，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放弃改革，而是深化改革。但是，如何深化改革却存在分歧。在经济学领域，吴敬琏主张进行整体性的市场化改革，他因此被称为“吴市场”；而厉以宁力主推进股份制改革，他因此被称为“厉股份”。

  1986年上半年，经济学会邀请厉以宁来给我们做了两场关于股份制改革的报告，地点就在简陋的新二教室。历先生的报告语言简练而生动，内容新颖而充实，逻辑严谨，论证有力。关于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孰先孰后的问题，历先生的观点很鲜明。他说，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体制，这一点不用怀疑；市场体制以价格作为资源配置的信号，这一点也不用怀疑。但是，作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能否对价格作出反应，这是价格能否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关键。而企业要能够对价格变化作出理性反应，首先就需要成为独立的经济活动主体，而这恰恰需要所有制改革。在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市场活动主体的背景下，仓促进行价格体制改革，其结果可能是引起经济混论，从而可能葬送改革。历先生当时说的一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中国的改革如果遭到失败，可能就失败在价格改革上；中国的改革如果获得成功，必然是因为所有制的改革成功。”厉以宁的理论对中央决策发挥过一定的影响。不过，改革重点转移到所有制领域，利用股份制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应该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后的事情。从历先生的讲演中，我第一次感受到经济学理论的强大力量。

  那时候的政治空气还比较自由。由于价格改革确实带来了一些严重问题，而官员腐败是大家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的，于是在对改革的讨论和评价中不免有一些过激的言论。部分学者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自由和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响亮。我相信当时的政府还比较自信，从而也比较大度，因此这种声音一开始还得以传播。1986年的下半年，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著名物理学家方励之还在新一教室作过两次演讲，很受学生欢迎。方励之的两次演讲我都没有去听。一是当时人太多太多，很难挤进去；另一方面是我当时对那些明显具有“政治”意味的东西不是很愿意接近。当时，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是一家有着明显“自由化”倾向的媒体，在推介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方面有着重要影响，我们当时接触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很大部分来自这份报纸。1986年下半年的某个晚上，该报部分编辑曾经到我们学校与经济学会组织的部分同学进行过交流。

   1986年下半年一开学，就明显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政治的气味，这股气味越来越燥热。9月18日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国耻日”。晚饭的时候，就有信息在传递，晚上要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晚饭后，宿舍楼前聚集了三五成群的学生，随后就往天安门广场而去。一路上队伍不断壮大，到了西四，就已经汇集成巨大的人流。队伍有秩序地行进着，口号响彻云霄。“振兴中华”是最激动人心的口号，那时候，每一个学子都怀着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说起来，我们那时候似乎太过于浪漫主义了，中日围棋擂台赛打赢了，我们上街游行；519足球打输了，我们还上街游行。不过，游行并不一定是后来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或者受人操纵，大家都有着一种真诚的爱国之心，有着旺盛的爱国热情，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社会责任意识，人们是在通过游行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情感。那天晚上游行到了天安门广场，呼喊的口号变得丰富起来，比如有了“惩治贪官污吏”及“民主”、“自由”的内容。大概十一点左右，有人出来劝告大家离开广场回校，说时间不早了，大家明天还要上学和工作，还说不要影响居民的正常休息。劝告者中有便衣警察也有着制服的警察，而便衣警察在游行时就出现在队伍当中，在广场上还与学生一起交谈。广播也在不停响着，劝大家回校。纯粹是友善的劝说，没有威胁与恫吓。大家听从劝告，陆续散去。我和几位骑自行车的同学意犹未尽，半道上脱离队伍，往西南方向的卢沟桥而去。卢沟桥上风很大，不过在那个季节，倒是给人凉爽舒适的感觉。在风中，热血沸腾的同学们激越地讨论着，每一个人心里都在孕育着为国争光，振兴中华的宏伟理想。

   我学生时代参加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游行发生在1986年底（我的最后一次游行发生在1989年，那时候，我作为班主任要求跟随在学生游行队伍后面，预防游行学生采取过激行为）。这次游行自然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背景，比如人们对深化集体制改革的希望，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等等。从更直接背景而言，之前的一系列有关自由和民主，有关深化改革的演讲和辩论，也为这次爆发准备了条件。不过，这次运动的直接动因，说起来是一件很可笑的小事。1986年底的某天，女生食堂的大锅菜里发现一只老鼠。这一事件和学校民主管理问题联系起来，进一步联系到民主和自由，联系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随后，在食堂、水房及寝室的外墙上，张贴出了大量大字报。内容无非是反对腐败、倡导民主，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多星期里，虽然教学还在正常进行，但大家更关心这场运动。除了正式的研讨会和辩论会之外，张贴大字报的食堂、水房外墙前，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在激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游行正在酝酿中，但最新公布的治安管理条例要求游行要提前向相关部门申请，要在公安部门备案；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连张贴大字报都成为非法。对于习惯于随时组织上街游行，随时以大字报方式表达自己思想和意愿的学生来说，这些规定简直不可理喻，大家将其称为“第二十二条军规”。不过，小字报还是一样张贴，即使得不到批准，游行也要开展。

  月底的一个晚上，晚自习之后，在西南楼和西北楼之间的空地上，三三两两的人群在聚居着。随后移动到水房门口，人们手里拿着脸盆、饭碗。人越聚越多，游行正式开始。大家一路呼喊着口号，走出校门，沿途去串联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人气好像不是很高，大概也就聚集了两三千人。到后面几个学校串连时，响应的好像不多。当时，没有经过批准的游行示威已经不再合法，这样的活动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学生出门时惊动了学校保卫部门。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王校长乘车追上游行队伍，下车耐心说服带头的同学，要求大家回校，具体问题通过与相关部门协商解决。当时天气奇冷，不少同学只穿着单薄的衣服。由于串连不是很成功，大家也有一些泄气。加上，大家非常敬重王校长，不忍心让他老人家受苦和为难。于是就乘王校长派来的校车回校了。随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正式展开。那时候，我每天早上都坚持长跑。有那么几个月，早间新闻的内容主要就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一直想不清楚，那一次游行为何会有那么重大的影响。当然，这次运动还有着更加深刻的影响，这就是几年后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的那次学生运动。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一些知识界文化界有影响的人物受到了处罚，我们一直很喜爱的《世界经济导报》停刊了（我很喜欢的《新观察》也停刊了。得知消息后，我找到了编辑部，买下了大部分我没有看过的过刊）。不过，对学生的态度似乎很宽容，组织这次运动的学生得到了学校的保护，他们的学习及以后的工作都没有受到影响。

   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一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87年初。1987年之后，我们不再游行了。一部分同学专心学习，准备考研；一部分人换了一种玩法，谈起了恋爱；还有一部分既不读书也不恋爱，整天喝酒睡觉或者打牌聊天。

   中国的改革似乎也进入了冬眠。一直到1992年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改革才再次加速，并向纵深发展。

[①]张军：《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②]樊纲：《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③]张军：《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P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