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事务的争端，在石原慎太郎掀起的购岛闹剧进展了四个多月之后，终于走上了不归路。虽然胡锦涛在APEC会议期间，严正表明了中方在钓鱼岛事件上的立场，但依然难以阻挡日本侵占钓鱼岛的决心与步伐。

虽然日本侵占钓鱼岛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对进程已经难以逆转，意味着对亚洲的周边国家的威胁。但我们依然可以清醒地意识到，日本所威胁到的亚洲周边国家，也大体是专门针对中国。

因为不仅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不会干涉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作为同样有岛屿争端的韩国，也会看在美国的面子上，只要日本不入侵自己的本土就不会过于阻拦。

 

面对俄罗斯官方的强硬态度，日本在南千岛群岛方面的争夺方面偃旗息鼓，面对韩国在独岛之争上，从总统到民间的团结一心，同仇敌忾，日本也如狗咬刺猬——无处下嘴。

反而看日本跟中国的关系，虽然中日双边贸易已经突破3400亿美元，日本不管是在投资回报还是在市场消费以及旅游等方面，都难以失去中国这个摇钱树，但其挑衅态度依然越来越强硬。

在贾春宝看来，日本如此无礼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美国在后面撑腰，也不是日本国内极右势力的抬头，核心在于中国奉行的理性的和平外交政策使得国内的鹰派难以得到话语权。是中国传统的以尚礼王道为基础的儒家思想。

常规的逻辑之中，欺软怕硬是我们最常看到的，所谓“弱国无外交”就是这句话在国家层面的反应。得寸进尺虽然是人的本性，但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劣根性。因为总是有人在试探你的底线。在试探的过程中，得到相应的利益，一直有实在的便宜可占，何乐而不为？

 

其实欺负中国的不仅仅是日本这一个国家。

七十年前有731细菌部队，七十年后美国人研发转基因，同样是拿活人做实验，前者受到了暴风骤雨一般的声讨，并成为罪行的如山铁证，后者却乐得有人遮掩真相并代为受过，且拥有造福国人的好名声。

就连原本来中国为德国和欧洲“化缘”的默克尔代表团，都无法阻挡欧洲对中国光伏产业的总体额度高达1300亿人民币的“双反”调查，针对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在欧盟之前是美国，在欧盟之后是印度。面对来自外界的市场封杀，我们除了用理性而友善的态度，让这种来自国际的压力尽量缓和一些之外，似乎也束手无策。

七十年前的日本人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强行让我们的未成年人学习日语，七十年后美国人重返亚太，英语成为国民通行的交流工具，只说中文都不好意思往上流社会或者中产阶级身边站。由此中国人即使在国内，面对自己的同胞，都以说掺杂英文的中文聊天为荣。

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遇劫持，并由于警察行动不力而导致9人死，南非世界杯期间，华人就成为那些劫匪们袭击的重点。不仅危及财务安全，更危及人身与生命安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诸如非洲、东盟、中亚东欧等等，中国人都逐渐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

在外患难以承受的同时，中国的内忧也是越来越难以承受，社会道义沦丧，极端天气导致的地震、山洪等自然灾害频发，就连道路桥梁也难以承受汽车的重压而频繁倒掉。

现世的天灾从何而起？难道就没有天道被违逆之后的自然界的报复吗？

 

中国人自古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情结，这是对中国有最深远影响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所以当天灾频繁的时候，我们需要扪心自问的是，我们做了哪些导致混乱的行为，导致天怒人怨。中国人讲顺天理，应民心，天理是天道，民心是人道，逆人心使生灵涂炭就是霸道。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管理思想的帝国，更多的是文人当政，在文人当政的局面下，难免要首先讲求外交，用口舌之功以求和平，奉行“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原则，孙子在兵书中说“上兵伐谋”。这种庙堂之谋是被称为战争智慧的。

 

据说，儒家的起源就是商周时代的没落贵族的家庭教师，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维护礼教的不被破坏。

从根源上看，以家庭教师作为庞大的国家机器的管理主流，自然不会有“出格”行为。

自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之后，朝政逐渐被文官把持，阴柔有余，阳刚不足，传统的求学为官之道都仅仅是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就连艺术都是以病态为美，中国的武力就逐渐丧失竞争力。

中国人追求和平，只有在他国侵略到自己的国境线之内，导致国破家亡之后才会奋起抵抗，保家卫国，即使如成吉思汗那样骁勇的蒙古铁骑，在被汉化了之后，都止戈为武。

中国朝代更迭的历史上，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北宋的徽宗和钦宗“二帝”被虏到金国，并被当成囚徒终了北国；明英宗在土木堡之战的时候，也被鞑靼首领虏去长达八年之久；即使如康乾盛世，文治武功都颇为了得，但也是开国早期，雄风依旧在的时候，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就被外族侵略。那之后更是持续地受到外来侵略。

因此，与其说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倒不如说儒家思想一直在毒害着中国，使得其难以雄起。内圣外王之道，更多的是约束自己，而不是保护自己。即使历朝历代都有中兴之臣，挽狂澜于即倒，最终都难以得到善终。

 

历史上任何改革者都没有什么好结果，结局都很悲壮，他们为了富国强兵，鞠躬尽瘁，立下丰功伟绩，可个人的下场却非常惨烈。

诸如商鞅，为大秦帝国的崛起与最终一同华夏奠定不世之功的，虽然直接推动了秦国的崛起，都要被施以车裂之刑，并被后世以“酷吏”之名被痛骂了2000多年。要知道，如果不实行严刑峻法就无以应对他当时在秦国所面对的列国局面的。

再比如王安石，虽然变法十年，最终也难以得到善终。失势了之后，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死后遭受了700年的骂名。即使是比较幸运一些的张居正，都难逃厄运。

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之时，也算是权倾朝野。张居正死在任上，虽然得以善终，但身后家族的命运要比王安石悲惨。

再看曾国藩，虽然贵为总督与湘军统帅，最大的功绩却也仅仅是平叛太平军。连辞职回家的权利都没有，也只有通过玩命地写家书并将其公开的方式来得到善终，最终听闻幕僚赵烈文在1867对他预言国家将亡的时候，连曾国藩都不相信，因为这个时候，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的情况，当然还有外敌虎视眈眈的外部背景，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曾国藩相信了之后终日慨叹“只盼自己早些死”。

 

从印度尼西亚到越南，从菲律宾到日本，一直对中国的领土与领海虎视眈眈，这个结果是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必然要承受的，因为得寸进尺虽然是人的本性，但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劣根性。总是有人在试探你的底线。在试探的过程中，得到相应的利益，一直有实在的便宜可占，从对方的角度看，何乐而不为？

 

实行霸道是兵家与法家所倡导的国策，必须是民粹主义或者是极右势力当政的主旋律。儒家控制的朝廷与政府，是不会有霸道的，所谓霸道，是富国强兵，是举国皆兵的侵略国策，是需要以虎狼之师在身后支撑的。那不仅需要军功爵制，而且需要有强大的粮食与国力支撑。

但从孔子时代开始，所谓粮食和军队就是儒家所排斥的东西。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卫灵公深感国家急需增加军事力量，以抵御大国的入侵和胁持，便向孔子请教帅军布政之事，但孔子是十分厌恶战争的，因此，拒绝了他。

据史书记载，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意思是：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列阵之法。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情，我还听说过；用兵打仗的事，从来没有学过。”

历史上著名的“樊迟问农”的典故说，孔子的弟子樊迟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菜农”。樊迟退出。

当樊迟问到农事的时候，孔子竟然到了愤怒的程度。孔子说，这个樊迟，真是个乡野之人，士大夫只要讲求礼、义、信，民自归附，何必学稼！（你到我这来，目的是要学习做帝王师之大学问的，种田种菜这种从小就应当学会的事，还用得到我这儿学习吗？

在强国所需要的富国与强兵这两点，儒家都是极为排斥的，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君子不仅要远离耕种，不能务农，要从“士农工商”的角度，把商业排在最下面。

儒家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为读书就可以得到“黄金屋”得到“颜如玉”得到侍奉君王让自己光宗耀祖的待遇，甚至宣扬“君子远庖厨”。整个一个不食人间烟火。

 

要想霸道，需要有将帅的阳刚之气，需要有鹰派的强硬，而不是“量中华之物，结与国之欢心”，不单纯是依靠讲道理与外交斡旋的手段，不管外交辞令是如何的激进，都难以导致兵戎相见的。

鹰派也好，民粹也罢，都需要有“冲冠一怒”的豪情，不惜与列国交恶的气魄。从这种角度而言，当中国在粮食、能源、出口、融资以及教育之类的领域过于具有对外依存性的时候，是很难有魄力去发动战争的。

也只有国力真正做到无忧，民间百姓真正做到对外同仇敌忾到了“共赴国难”的程度，对外发生战争才会有更高的胜算。从这种角度而言，中国在武力上软弱，对外只能逞口舌之争，倒也是理性的选择。

但是，假如不管是对外政策方面，还是在军事力量上，难以有跟外敌硬碰硬的气魄，即使积累了再为丰厚的财富，都不会有美好的未来，这一点，在历史上也有前车之鉴。

北宋初年，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国弱民穷，却拥有虎狼之师，后蜀却依托蜀道之难所造成的天然壁垒，使得自己的子民免受战乱之苦，真可谓国富民强，但一场战争下来，赵匡胤66天就灭了后蜀，后蜀的皇帝孟昶在被押送到汴京之后，一个月就死了，其所聚敛的财富，也最终成为北宋国库殷实的支撑。

 

反观当下的中国，城市化以及将房地产作为支柱，导致了多少家破人亡与背井离乡，破坏了多少和睦的家庭，让多少老人与妇孺留守田园，这是谁都无法计算的。

一门心思某经济发展，更让孩子失去了家庭的传统庇护，婚姻关系成为一纸空文，社会难以有正义和洁净的空气，孩子除了遭受外来思想与文化的侵袭，除了吃汉堡喝可乐之外，也就是吃难以有安全保障的食品了，在身体健康上也是处处忧患，太可悲了！

经济发展污染了自然环境，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更是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人民在都市里人人自危，在乡村个个可怜。所有这些都是什么造成的？

 

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洲，中国是出口商品不断地遭受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国际市场逐渐被关闭，无奈之中只有拉动内需，以消化那过剩的产能。

不管是利率提高还是经济高速发展，都将吸引热钱的涌动，而任何投资都具有逐利的本性，逐利是需要加倍取得回报的。速度提高上去之后，一旦资本“撤火”就会让光荣不再。

当资本成为诱饵，民众趋利避害的本能就被激发出来了。这才是中国内外交困的根源。而导致这一切，依然是儒家的王道思想的毒害。

 

贾春宝

2012年9月1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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