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的香港校园，颇不宁静。香港中小学开展国民教育，引发广泛隐忧和反弹。较早前，九万香港市民在街头示威游行，抗议学生拿着标语：“我要思想自由，不要洗脑教育”、“妈妈说，迫小孩说谎的人是大坏蛋”。昨天，八千市民在港府外集会，强烈要求撤回国民教育科，一些激进人士为此静坐绝食。“洗脑”一词，在此间香港媒体和市民口中频频出现，让原本含情脉脉的国民教育，变得有些不光彩，添了几分“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尴尬。爱国主义的热脸，似乎贴到了香港市民的冷屁股。

　　国情教育的政治任务，香港市民不埋单。特区政府忙不迭地解释，安抚民意。政务司司长强调香港是表达自由的地方，任何一刻都没有想过请警方进场去清场。特首表态：是否撤回国民教育科商量空间很大，希冀缓解愈加对立紧绷的事态。

　　各路爱党爱国的专家为国民教育献计献策，在电视节目侃侃而谈，在纸媒网络妙笔生花。一贯爱党爱国的大公报，在此波汹涌的反国民教育游行示威中，以习惯性的敌我思维，研判态势，刊发《香港反国民教育中的国际因素》文章。归纳起来有三点：其一，反国民教育是茉莉花革命的新战场。美国发动茉莉花革命，输出美国民主政治模式，在中东和北非，一个一个合法政府倒台，群众上街，然后变天，美国相当顺手。但在香港却不顺利，反国民教育运动是不容错过的新机会；其二，美国传媒歪曲了事实，在全世界丑化中国，也丑化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反国民教育游行，获大量西方传媒报道，最起劲的就是平日老是妖魔化中国的美国传媒CNN；其三，反对派早有预谋。学生组织、教师组织、家长组织三箭齐发，矛头指向特区政府。总而言之，“是因为美国人的手伸得很长，又加上了国际的大气候，美国传媒的大力催谷，某些得到了美国好处的人，以为时机已经到了，所以急急跳了出来，作出了露出底细的表演。”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一句内地文革时期很流行的话。香港市民在反国民教育示威中，仅仅是扮演着东风、西风较劲的墙头草吗？浸润了百年民主自由思想、民主自由已经成为生活方式的香港市民，难道自己没有形成对国民教育的独立和理性判断？

　　一个不署名的“香港学者”，在媒体驳斥“洗脑论”：“我不认为香港这样一个言论自由、这么开放的社会，可以对其他人洗脑。”这样的观点，也合乎情理。但，如果进一步思考，就不难感悟这样的常识：能不能被洗脑，体现一个公民的民主素质；搞不搞洗脑，则体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明。

　　“国民教育”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用官方语言表述，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封建社会标榜的“忠君报国”美德，在现代社会唾弃了“忠君”思想，但依然保持着“报国”价值观。即便在宣扬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报国”也是公民的崇高情怀，是国家倡导的价值取向。

　　西方国家对公民教育，同样十分给力。美国就是一个非常重视公民教育的国家，一贯重视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公民教育。美国培育公民的使命就是为了增进公民理性与感情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是在立宪民主内维护合格政府所必不可少的。美国人认为，公民的品性、道德和公民的能力与特质，是一个自由社会幸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法国的公民教育偏重法兰西民族优秀传统，突出法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光辉成就，褒扬一切有别于他国的独特之处，培养法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韩国政府提出学校国民教育的中心目标，是培育“主导21世纪世界化、信息化时代的自律而又有创意的主体韩国人”。前几天，我随凤凰名博澳洲行，考察澳大利亚。在堪培拉的国会大厦、战争纪念馆和悉尼歌剧院，都可见一批批中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愉快接受公民教育。

　　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都是国际惯例，并非洪水猛兽。那为什么香港学生、老师及家长们对国民教育如此反感，乃至群起示威抗议呢？

　　其一，对国民教育与公民教育混为一谈，强烈不满。对从小接受红色洗礼的内地学生而言，这两者浑然一体。而对普世价值深入骨髓的香港学生而言，国民教育与公民教育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教育局编发的咨询稿一直试图把两者捏合，把内地“思想政治”和“思想品德”课与其他国家的公民教育课一同并列，有混淆视听之虞。国民教育重在塑造学生的爱国情操，公民教育重在塑造学生的公民素养。前者可以愚忠，后者则必须理性。

　　其二，对渲染情绪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十分担忧。比如，咨询稿列举的教学事例“我为国家队打气”，要求教师引导学生为国家队的胜利而欢呼，为国家队的落败而沮丧，并从中体验国民身份认同感。如发现学生对国家民族感情不太强烈，不要批评，并接纳其表现，但仍请学生为此做自我反省。这样教育出来的楷模，也许是“感谢党、感谢国家”的奥运冠军，也许是“金太阳在我心”的朝鲜运动员。

　　其三、对偏向性褒扬和歌功颂德，无法认同。香港市民对国民教育的基本要求是，是其是，非其非。这也是公民教育最基本的常识。欣赏香港着名政治课本《国民教育》的优秀内容，用10个字可以概括：“中国政治体制比西方好。”书中只有以“反思中国模式”为题，概述几件内地网络舆论痛批的负面事件（我爸是李刚、动车追尾、毒奶粉、绿坝），对当代史上几次重大敏感事件只字不提，其余内容都是对现执政集团不吝溢美之词，并称颂现执政党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虽然与内地政治教科书的“伟大、光荣、正确”相比，平实了一些，但香港市民还是无法把内地贪腐成风的官场与“无私”两字挂钩。

　　其四、对攻击别国政治制度，感到荒谬。在课本歌颂“进步、无私与团结”的同页，以“政党恶斗，人民当灾”为题，攻击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对别国政治制度进行定点攻击，理据简陋得可笑，纯粹是意识形态里的冷战思维，更非国民教育应有之义。

　　在港英时代，香港学校没有爱英国、爱女王的洗脑，当然也没有爱中国、爱民族的教育。这个历史背景，造成香港人回归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低下，倒是合乎情理。但也正是因为香港校园没有政治课，才造就香港人的普世价值观，造就了法治典范，造就了东方明珠。

　　在世界公民教育领域，有一着名的《波特斯巴赫共识》，由深受纳粹之害的德国政治教育家波特斯巴赫首倡。该共识包含三个原则：禁止灌输，包容争议，培养个性。这其实也是现代公民社会的起码要求。

　　令香港市民不解的是，既然中央政府要加强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为何不把《中国历史》列入香港中学必修课，从回归后一直降格为选修课？不强化中国历史教育，怎能培养深刻的爱国主义？是不是因为史笔秉直，历史不容涂抹，难免出现一连串的敏感词，而国民教育内容则可选择性取舍和粉饰呢？

　　当今世界已成为地球村，中国不能藩篱于世界而自唱红歌。信息社会资讯发达，文化生活日益多元，生活方式丰富多彩，中国人思想趋于更加自由和独立。社会生态多元化，必然导向政治生态的多元化。普世价值越来越普世，而专制思想越来越孤立。在此巨变和剧变的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滞后于经济繁荣，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国家价值观只有趋同普世价值，才不会与世界潮流脱节，真正实现中国崛起。在中国内地，早已不是两报一刊控制舆论的时代了。中国内地师承前苏联的政治思想课，也受到越来越多学生及其家长的质疑和批评，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恢复民国时期就开设过的公民教育课，代替填鸭式的政治思想课。更何况，在普世价值深入人心的自由香港，国民教育如果照搬内地那一套，势必会踢到民意的铁板。

　　爱国，既是一种感情，也要保持理智。爱国，既要为历史上的辉煌而自豪，也要为尚存的落后感到羞耻。爱国，既要反抗外族野蛮的侵略和专制的统治，也要学习外国的科技文明和民主制度。爱国，不是无原则地支持某个领袖，不是无原则地为一个政权捐躯。爱国，就是要勇于为人民的自由而牺牲，而不是被人利用成为排外的工具，成为专制政权维护统治的牺牲品。爱国，就是要让这个国家走向民主而不是走向专制，就是要让国民走向自由而不是成为奴隶。现代意义上的爱国，首先要保障公民批评政府的权利。

　　爱国，可谓是公民和国家的一场精神婚姻。唯其两情相悦，合法合理，才能天长地久，和睦和谐。任何形式的捆绑婚姻、欺骗婚姻，都是貌合神离。而现代国民教育，其实是执政者和国民的一场精神恋爱。不是靠说，而要靠做。不是靠强迫，而要靠坦诚。不是靠策动，而要靠感动。香港的国民教育，拿什么感动香港学生和广大市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