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有过坎坷经历的李嘉诚，正在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榜样，同时也在引领中国的慈善事业更进一步地“与国际接轨”。

　　明年就将80岁的李嘉诚，日前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由企业家支持的慈善事业已深入美国社会，无论是医疗保健还是医药研究，抑或教育事业，都有他们的身影，中国现在也会慢慢认识到这点。

　　李嘉诚的表态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以往，李嘉诚很少就自己的慈善工作接受采访，而此番表态，正是在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应该将慈善项目作为社会福利计划的补充”之后，不仅有象征意义，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慈善事业走向“牛市”的一种期待。

　　而在大洋彼岸，同样以财富和慈善并举着称的“股神”巴菲特，则更是将绝大多数个人财产投向了慈善事业。但耐人寻味的是，巴菲特的举动对美国人来说却没有多大冲击力。因为在美国，很少有富翁为了个人消费毫无节制地花钱，而大多致力于为慈善事业做贡献。更为难得的是，美国每年几近天文数字的巨额捐款主要是来自普通民众（占85%强），用《时代》周刊的话说，就是“在每一位比尔·盖茨（比尔·盖茨夫妇也牢牢占据着慈善榜的前列）的身旁，都站立着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

　　巴菲特背后所凸显的国民心态很值得中国人思考。在中国一些富豪热衷于将巨额财产转移到幼子名下之际，美国媒体则一如既往地宣扬着“如果给孩子们留下巨大财富，让他们甚至连早起的理由都没有，那我们就害了他们”的理念，并且以公布调查结果等方式告诫人们———很多年轻人在继承了父辈的遗产后挥霍无度，往往成了“败家子”，而且他们比中产家庭甚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出现焦虑、颓废等不良精神状况。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巴菲特的肺腑之言：“我希望我的三个孩子有足够的钱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而不是有太多的钱却什么都不做。”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崛起和保持强势的过程中，美国人的慈善意识及社会奉献精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令美国慈善组织欣慰的是，美国人在2006年提供的慈善捐助显着增长，突破2950亿美元，创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有着捐献日益增多的趋势。

　　事实上，这半个多世纪，也正是美国持续扮演超级大国角色的年代。在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慈善不仅起到了社会稳定器和优化器的作用，而且还有很大的“溢出效应”———这不仅表现在对外援助及“和平队”等公共外交手段，也表现在这种慈善文化所释放出的文化感召力。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其实也面临许多挑战，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的反恐战争及防扩散考验，从越南战争到“水门事件”，从“9·11”到伊拉克战争，其间还穿插着金融危机和诸多社会危机，但美国却如一艘巨轮始终没有改变基本航线，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动荡。这其中，美国社会所具有的稳定性显得颇为关键，而在营造社会稳定的诸多因素中，慈善力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小视的。

　　让私人财富转化成一股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这是美国社会一种十分精明的做法。100万美元对于有些富人来说，可能并不十分了得，但如果能作用在弱势群体身上，却常常会起到惊人的作用，甚至会改变许多人的生命航程。

　　但同样精明的，是更多的普通民众。慈善在人们心中，并不仅仅是捐钱那么简单，它更多的意味着一种责任感和人生态度。有时，并不一定需要出钱，出出力，出出点子，传播一些知识，甚至仅仅是表现出善意，就已经是在为社会，也为自己做出慈善之举了。

　　不仅如此，父辈的慈善之举，还是对后代最好的教育。美国富豪安·鲁瑞的6个孩子，生活简朴得一如平常人家的孩子，他们甚至从打折商店里购买家具。鲁瑞以他们每个人的名义各设立了一项慈善基金，让他们捐款救助他人，并且自豪地说：“孩子们都想向人们表明，他们正在这个世界上走自己的路，而不是依靠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