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丝毫不怀疑王安石为国“理财”，实现国富民强的良好动机，但是人追逐自身利益的本性，决定了“国有经营、与民争利”的制度存在天然的缺陷，必然为不良之人利用。元朝名相脱脱主修的《宋史》，所有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无一列外地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王安石因为高尚的人格而除外。

　　上周六，天高云淡，碧空如洗，我约上三两好友去十三陵郊游。带着悠闲地心情，在青山绿水间徒步走完十个皇陵，也在行走中感受明朝三百年的历史。

　　以前就曾经听说过明十三陵“献陵最简、景陵最小”，而简和小的原因是，这两座皇陵的主人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是开明天子，不愿意为自己的陵寝耗费民力，而正是这两位皇帝，开创了明朝初期难得的开明之风，修养生息。虽然两个人在位的时间总共才十一年，但创造了足以和西汉“文景之治”相媲美的“仁宣盛世”。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海瑞称之为“家家干净”的嘉靖皇帝的永陵，就在宣宗景陵的边上。一个是勤政爱民、创造盛世的好皇帝，为珍惜民力，为自己修了一座最小的陵；一个是玩弄权术、沉迷修道、任用奸佞（严嵩），搞得民不聊生，甚至连宫女都不堪其辱、冒死弑君的坏皇帝，却为自己修造了一座规模和华丽程度堪比长陵（成祖朱棣）的陵寝。

　　即便死后数百年，两个皇帝还在通过自己的陵寝向世人宣示明君的样板。

　　说起宣宗朱瞻基，不能不提他对王安石的评价。这位创造“仁宣盛世”、历史公认的明朝比较难得的一个好皇帝，他对“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评价却是极差。据专家的史料考证，朱瞻基认为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是导致大宋帝国衰颓的根本原因，间接招致靖康之耻，甚至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的后果比得上北宋权宦、“六贼”之一的童贯，“虽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初次听到这样对王安石评价的人，可能无人不会感到震惊。

　　在建国后直到现在的几代人心目中，王安石不仅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道德文章冠绝天下，更是一个兴利除弊的“伟大改革家”。曾因列宁一句“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评价，使得其在建国初的三十年里，声望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王安石的改革失败了，其改革所带来的后果，甚至被认为是北宋覆亡的肇因。

　　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正直而有良知的士大夫阶层的强烈批判，而反对的核心就是他提出的政府与民争利的“青苗法”和“均输法”。《宋史》记载，煦宁二年，“均输法”和“青苗法”这两部“为国理财”的新法甫一出台，立即遭到司马光、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苏轼、苏辙、程颢等一批官员的反对。范纯仁奏说该法“渔夺商人毫末之利。”苏辙抨击其“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害。”司马光则说“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大户，狂现官督责之威乎？”

　　而作为主张变法和反对变法两派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从一对惺惺相惜的知交好友渐行渐远，直到彻底决裂。而双方的分歧的核心在于“国有经营”可能导致的弊端。据《宋史》记载，王安石立足于为国家理财的“国有经营”，认为国家之所以财政困难，是由于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则认为所谓“善理财之人”不过是善于聚敛民财，其结果是“百姓穷苦，流离为寇”。王安石说你讲的那不叫会理财，会理财的人可以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则讥讽道“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甚加赋，此乃桑弘羊之流欺汉武帝之言。”

　　而司马光所说的桑弘羊恐怕是中国最早推行国有经营、与民争利的“财政部长”。汉武帝时期，刚经过“文景之治”长达40年修养生息，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很快将先辈积累的财富挥霍光了，桑弘羊投其所好，先后实行盐铁酒专营 、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甚至一度还想将江河湖海中的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营。其后果是：国库迅速充盈，民间经济迅速萎缩，一批官吏迅速致富，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

　　王安石的变法内容中，作为“为国理财”的重头戏“均输法”和一千多年前桑弘羊的“均输法”同出一辙。对于精通历史、编撰出《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来说，当然不希望汉武帝时期的悲剧在大宋帝国上演。

　　人类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解读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回顾建国初期的历史，我们自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时要重新诠释了王安石的改革，顺带也把桑弘羊捧上了天。

　　今天的中国，国有垄断经营的范围远远超过桑弘羊和王安石变法时期。国有经济在能源、资源、钢铁、金融、电力、交通、通讯等诸多领域占绝对的垄断地位，甚至粮油、食品等普通的民生产品领域，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也占据重要的市场份额。以中央企业为核心、地方国资为辅助的国有经营实体，已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制度设计者本来想集中资源为民生谋福利的社会变革，成为了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模式，导致天价茅台、天价吊灯、团购豪宅等慷“国有资产”之慨，满足私欲的事件层出不穷。

　　我们丝毫不怀疑王安石为国“理财”，实现国富民强的良好动机，但是人追逐自身利益的本性，决定了“国有经营、与民争利”的制度存在天然的缺陷，必然为不良之人利用。元朝名相脱脱主修的《宋史》，所有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无一列外地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王安石因为高尚的人格而除外。如果王安石泉下有知，一定会为自己的变法行为而痛心疾首。

　　同样的道理，我们当然不需去怀疑新中国缔造者建设天下大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良好动机，但现在的国有经济显然已经偏离了先贤的初衷，名义上仍然为国有资产，但事实上沦为了既得利益集团巧取豪夺的工具。

　　当前中国经济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既有经济层面的危机，也有社会层面的危机，两者互为制肘。以前简单的投资拉动显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如何改革现有的经济结构，促进中国经济焕发新的活力，显然需要当政者更大的智慧。而王安石变法及其追随者的历史评价，自当引以为鉴。

　　（后记：因为宣宗的景陵是十三陵“最小的陵”，并没有太多的“旅游价值”。因此，尽管其位置距离成祖朱棣的长陵最近，但我还是费了一番功夫才找到。让人难过的是，在这么一位以民为本的皇帝陵前，杂草丛生，陵园破烂的铁栅栏门口摆放着三个散发着恶臭的垃圾桶。期望园林主管部门，能善待这位真正值得后人爱戴和景仰的皇帝。）